為弱者代言的危險－對浦澤直樹的《怪物》的一個段落的引申

在浦澤直樹的《怪物》中，讓約翰成為怪物最重要的事件，或許是「玫瑰屋」的慘劇，玫瑰屋中的恐怖景象留下的創傷，讓怪物開始長大。

但實際上真正經歷玫瑰屋的慘劇的人，是約翰的雙胞胎妹妹安娜(妮娜)，約翰並沒有經歷慘劇，但他經由安娜的描述，承受了慘劇的創傷。

而諷刺的是，安娜經由描述自己的經歷，多少放下或超越了慘劇的創傷，而之後的妮娜，則是《怪物》之中最平衡而完整的人格典範。但反而並非當事人的約翰，將安娜的創傷當成自己的創傷，最後成為故事中的怪物。

這一個故事有很多其他的詮釋空間，不過或許在這裡可以著重在一個面向上，並作一些引申，這個面向就是代言人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為社會中的受害者、弱勢代言的一種危險。

這種危險來自於這樣一的個基本狀況：當事人有權利，而也往往有能力至少在足夠的支援下，一定程度下超越或至少處理自身的不幸與創傷；但作為將他人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的代言人們，他們一方面往往接觸了他所要代言的群體中最不幸的那些人的痛苦，但即便這也使得他們痛苦，卻由於這不是「他們」的痛苦，使得他們沒有權利去超越這樣的不幸與創傷。

這個情況的一個比較正面的影響是，為弱者代言的運動者以對外在世界的影響，來化解自己內心中，來自於他人經驗的痛苦。這種活動也給予運動者力量。但問題在於，不管是由於運動的受挫，或是運動成果初步達成之後目標的迷失，而失去繼續化解痛苦的方式時，世界在這個狀況下，漸漸不再是切事改革的地方，而變成了發洩痛苦的對象。結果就是，代言人與運動者有一種漸漸變成怪物的危險。而許多當事人可以不計較的小事，在這些運動者中就變成了大事，而許多本來有共識的人們，就會因為各種其實當事人群體之間多少有歧異的地方，變成互相攻擊的人們。而當世界不再是一個合作與切事的行動的地方，而成為一個純潔的人們淨化痛苦的祭壇時，任何小小的「不潔」(這往往會被包裝成「不正確」、「反動」等等說法)，就會變成天大的罪惡。

最後可怕的地方在於，由於弱勢群體是異質的，雖然基於共同的處境，會有一些基本的共識，但還是有許多差異的。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那種機緣與能力克服自己內在的痛苦。這種異質性，配合那些往往由內化他人的痛苦得到力量的運動者，有形成一種非常不健康的動態情境的傾向。運動者會和那些最無法超克自己的痛苦的人站在一起，而要求所有其他的人改變，乃至於就算是同一個弱勢群體中的人，只要稍稍不合運動者的要求，就變成了「叛徒」，因為「當有人比你更更慘時，你居然還為外在邪惡的世界說話?」而最後的結果就是運動的極端化，而反而是運動者界定了被代言的弱勢，而整個群體就耽溺與受害與痛苦的體驗之中，運動則愈來愈象徵化、符號化，要求世界上的純潔，因為任何的不潔都是傷害。當運動反蝕許多原本應該代言的弱勢，開始要求弱勢團體的內部的同質性時，這就是成為怪物的一個徵兆。

當然，絕大多數的運動者都不會淪落為怪物，但社會弱勢的痛苦也確實留下了許多傷痕(即便是非常明智的人，有時也往往顯得憤世嫉俗)。內在沒有力量，或是沒有方法自己處理「他人的」痛苦的話，為弱者代言的過程，很可能反而會腐化一個人(雖然這個人想要「淨化」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