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隻(休．蒙格斯 Hugh Mungus)傳奇》－關於川普為什麼會贏的小故事

《大隻(休．蒙格斯 Hugh Mungus)傳奇》－關於川普為什麼會贏的小故事。
附帶的影片其實對很多人來說看起來會顯得沒頭沒腦，需要說明一下背景。

原先這個影片是一位Black Lives Matter的「社運人士」自己放上臉書，並作為他是位被支持警察的父權白人「性騷擾」的烈士的證據的，而且在同溫層還有一堆人支持他。

但單就影片看來的情況實在是太荒謬了，所以很快就傳遍網路了。狀況大概是這樣的：

在西雅圖附近要蓋一座警察訓練場，而該訓練場的別號有點搞笑地取叫「碉堡(bunker)」，而這使得一群BLM反警察的人抗議，認為這是蓋來欺壓黑人的(聽起來很扯，但真的就差不多是這樣……)

而我們的主角《大隻(Hugh Mungus)》先生，到場支持政府蓋碉堡，他的理由是他的女兒之前有海洛英癮而受到警察的協助，因此他相信提供警力更多資源是好的。大概是一群抗議的人中很難聽到支持方的聲音吧，大隻先生也就受到不少人採訪了。
然後作為BLM的社運人士的這位女士就不爽了，因此就拍大隻先生，然後在murmur說你看，媒體都不報我們這些社運人士，就報這個死白人之類的。

這時，「大隻」先生看到了社運女士，知道這些人都一定會問人的名字(這是一種常見的威脅策略)，就直接說，我的名字叫「大隻」(這是一個白爛笑話，Hugh是一個常見名，Mungus是一個姓，但念起來就是humongous，意思是龐大的，這個白爛笑話不太可能譯，姑且就叫他「大隻」先生吧)。

結果這位社運女士就不斷叫「大隻什麼!?(humongous what!?)」，並不斷指責大隻先生對他性騷擾……(就是想指責他在淑女面前說自己那根很大隻就對了)。

然後包括大隻先生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覺得「這三小!?(WTF)」

因為擺明了這就是把雞毛當令箭，隨便把性騷擾這種嚴重的指責當成是有機可乘就用來打人的工具，而且還轉得超硬……這個硬度大概和最近臺灣那位在火車上坐椅子，被人碰了一下提醒就罵別人豬哥性騷擾的女士可以一較高下。
而這位女士還把影片放上自己的臉書上公開，認為大家都會覺得他是被性騷擾的受害者，而在場的保全居然沒有逮捕這位性騷擾的現行犯，這代表白人父權的邪惡等等等等……

結果影片在老美網路鄉民圈被傳開了，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有這麼無理取鬧還自鳴得意的人，結果不斷轉載，許多相關的討論影片出來，還有Hugh Mungus的remix，各種meme等等……簡單的說，太荒謬而又自以為正義的人，在網路上就會被罵。
然後當然鄉民多了，原來的那位社運女士自然會受到壓力(鄉民公審是個問題)，但之後社運女士還發起捐款活動，希望有志之士捐錢給他對抗警察白人父權等等…呃……

而「大隻」先生也就成為一位傳奇人物……

這雖然說起來是一件小事，但在youtube上許多關於這件事的反應影片看過的人次加起來大概不下千萬，對於BLM、性別、種族與「社運人士」的反宣傳很難比這個厲害，而就算是主流媒體沒在報，甚至就算主流媒體把這位社運女士當成英雄，或是宣揚BLM和平理性、警察就是暴力種族歧視，性騷擾無所不在等等等等，也不太可能有力道抵消這種反宣傳……更何況有影片有真相。
而其實同類莫名其妙的事還有學校中的黑人運動者看到白人留Dreadlock的髮型，就硬攔人說這是culture appropriation，要他當場剪髮的事情；一位搭lyft(像是uber的共乘服務)，因為車上一個夏威夷草裙舞女孩的裝飾不斷霸凌司機的事；夏洛特暴動打砸搶的影片；全部都是有影片有真相，而都有近千萬次的觀看次數……

而在主流媒體上看不到這些，而BLM的領袖還經常稱頌，更重要的很少對運動者問真正的hard ball questions，問怎麼面對這種日常生活中各種以社會正義之名的霸凌行為(SJW這個詞之所以會有廣大迴響，可不只是死老白人的反動)。結果就是，鄉民覺得明明問題很大，而且有影片有真相的，甚至在生活中就碰到的各種莫名其妙事情，在媒體上看到的就只是婦女少數族群是弱勢……，而愈道貌案然的主流媒體，愈會和鄉民打對臺，甚至連電視劇的劇本都用來寫鄉民是一群cyber bullies之類的。

而當這類奇聞怪事的「社運」影片，觀看人數隨便都上百萬上千萬時，你要在網路鄉民圈中講在傳統媒體上的說詞幾乎是不可能有說服力了。

然後就是連帶地整個破壞了自由派的一貫論述的說服力，與整個主流媒體與「名人」的力量。

這類鳥事在這四到六年間不知道發生了幾十次了，鄉民也明顯地因此轉向了。這些小小的鳥事背後是一大堆教育中產生的腦袋有問題的社運人士，一堆生活中莫明其妙的磨擦，教育、傳播與常識不斷地衝突，而在各種鳥事的影片中，有影片有真相地爆發出負面的影響力。

因為這些「小事」其實都很「大隻」。
(不過這真的是一個美國式的問題，臺灣其實沒有這樣，急著用這個來罵臺灣的狀況是不對的)

美軍的用處

「美國為什麼需要這麼龐大的軍事預算」是一個很基本，但就連大半美國人都極為無知與輕忽的問題，以致於電視名嘴還會拿來問總統哩。

基本上，美國的強大最重要的理由，不直接來自於美國自身的國力(雖然當然也是個前提)，而是美國是世上盟友最多的國家，盟友使得美國能在任何地方都能主導談判，並維持現狀的和平與安全，與政治經濟體系的穩定，就算產生戰亂，也是要推到非盟友的邊緣區域去。而由於穩定對於所有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生活與改革都是必要的，許多國家也都會接受美國的同盟。

而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為了擔保各個區域的結盟的穩固，而之所以必須「不成比例」地強大，是為了避免各個不同區域的聯盟同時被挑戰，而導致美國的國力受損並連帶地使得聯盟瓦解。美軍的戰略目標往往不是「戰勝」，單純地戰勝不能擔保和平，而是摧枯拉朽地瓦解區域的軍事威脅，這才能瓦解所有破壞原有的聯盟的各種合縱連橫的企圖，當區域間沒有穩固的、具支配地位的美國主導聯盟，就會出現各勢力「合縱連橫」的空間，這聽起來很「有趣」，但實際上則非常恐怖，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像是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鬥爭，以及之後在其夾縫中生存的ISIS，背後都是複雜至極並涉及美俄對抗的情勢，而這背後其實甚至可說從何梅尼使伊朗脫離美國主導的聯盟時就注定了。

一旦聯盟瓦解，對於美國就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威脅，在中東的狀況可以說只能不斷地「隔絕」、弱化這個威脅的影響(附帶一提，要不是巴基斯坦有核武，美國根本不必去理塔利班)。真正重要的，則是讓聯盟穩固，而這就需要能夠支援所有盟友的能力，聯盟讓美國強大，而美軍其實是為了盟友而存在的。

但美國人大多不了解這點，不了解美國的強大來自於對盟友的保障與因此形成的和平秩序。而也只有偏執而不顧後果，並充滿妒恨的人，才能夠認為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應當經由和平秩序的瓦解達成。但美國，乃至於全世界都漸漸地充斥了這樣的人。

在很多意義上，世界需要美國，許多國際合作也只有美國有足夠的能力發起。附帶的影片是歐巴馬向Bill Maher解釋美國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軍事實力，並扮演世界強權的角色。也就是維持同盟與因應國際上各種危難的需要。因應對話的對象，這是個異常平實的說明，也顯示了歐巴馬確實是有見識的總統。實際上只要是有良心並沒有僵化意識型態，甚至只要有最起碼的務實性格的人，大概當上美國總統都會有相同的態度。上一個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叫小布希。

而下一個很可能就是川普(拜託不要)，而情況只會更糟，因為川普背後是整個在數十年的反美論述中產生的「美國獨特性」的惡靈。自由派反對美國的干預並轉化成孤立主義與一種犬儒主義(美帝就是邪惡，干預就是邪惡，現有的世界秩序應當瓦解…)；而保守派則刻意跳進數十年來自由派所宣傳的排外、無知、自大、自我中心的美國形象而自得其樂(這是對Alt-Right興起的文化解釋面的核心)，而產生的也是一個孤立而自戀的美國。

而我國國安局長居然能夠面對美國總統大選問題，用嘻笑怒罵的方式答詢，其實顯示了軍事圈中某些人一直以來的一些思考與態度問題。

「五十幾種」性別

如果有注意老美最近文化界的「流行」的話，大概會發覺性別的流動性(gender fluidity) 極端地時興，這類想法的來源基本上是認為性別是一種展演(performance)，而因此男/女性別也就只是兩種特別由父權結構所支配的展演方式了，而因此對抗父權的方式就是進行不同的性別展演實驗，跳脫男女，乃至於LGBT的分類。

結果就是一堆青春期還沒到，或是剛在青春期中的人不斷地「發明」性別(這顯示了老美「性別教育」的成功，科科)，目前已經有五十多種了(實際上是族繁不及備載)。而相應的，就是要求社會承認每一種性別所相應的代名詞、稱謂等等，而如果他人不從，基本上就是既有的父權體制的幫兇。

當然會有很多論文談這種東西，不過我會覺得有些滿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對個人完整性的一種切割。一個人的人格並不那麼理所當然能夠切出一塊叫「性別認同」的部分，而特定切割出來強調後，可能反而扭曲了人格；另一方面，人格是持續發展的，性別認同常常是在緩慢的過程中穩定下來(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born this way，這並不是因為性別認同真的不變，而是因為人格發展通常有的持續而自然的過程，就算過程中必定和既有的體制有衝撞，感覺也是自然的)，就算其中有很多社會規範型塑的部分，現實的複雜性往往形成更幽微的認同，而且常常消融在整個人格的認同中，並不能全然獨立出來看。

結果是，性別的分類，至少在比較自由的社會中，應當要是一個大而化之的分類，甚至就是要大而化才行。在(所謂的)異性戀外，LGB(T)分類的形成，背後是幾千年以來涉及生死的困難累積出來的，並不是一種隨意的標籤，用標籤切割自己的人格，是一個不得不然的犧牲，而不是一種遊戲，也不是一種用來證明自己的特異性的方法，而要求的也只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權利，重要的還是人格整體，而不是被切割出來的所謂性別成分。

但當人著迷於標籤，細分自己的今天與明天在五十幾種性別中是那種時，結果是被語言、定義與分類帶離了原本應當在生活中漸漸形成的認同，那生活中細微而不應當被切割的經歷。更麻煩的是，定義背後有一種權力感，不斷主張「因為我是XX，所以你要如何如何」時，個人人格的完整性就變成可以拿來切割而換取權力的祭品了。這背後沒有解放，只會造成斷裂破碎充滿權力感而永遠在「運動」中界定自己的人。

這類遙遠的現象或許和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對照歐美左翼與自由派在長久的努力，並在傳媒上掌握優位，結果卻是分裂的社會與極右的興起，這可能是一種病徵。

對英國脫歐的一些想法

英國脫歐看起來大勢抵定。基於自私的理由，這並不是我想看到的結果。因為歐洲的局勢愈不確定，俄國愈有機會見縫插針，而歐洲的權力均衡不穩的話，會間接影響到東亞的穩定。
另外，脫歐也會強化各國孤立主義的氣焰，最嚴重的可能是會加強川普的動能，在大半民調都說會留歐的情況下最後仍然脫歐了，類似的狀況在川普的選戰中也可能會出現。而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會是極大的災難。

但單純就英國的狀況來看，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道德理由勝過經濟理由的例子。這點許多人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因為嘴臉看起來很猙獰的大多是脫歐派，而弄出槍擊的也是脫歐派，脫歐派怎麼可能會有道德上的制高點？

不過，歐盟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民主正當性不足，要說執委會真有什麼代表性實在是很困難。脫歐能不斷地主張民主正當性不足，而留歐就此就只能說：「是有問題…不過(1)英國留歐可以幫忙解決(這完全沒有說服力，英國在歐盟的運作一向只有慘敗而已，而歐盟組織的問題不太可能簡單解決)，(2)反正英國的議員也沒啥代表性(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論證，這和中國的人權論證差不多)…」

因為歐盟有這個問題，留歐派最主要的理由其實就是經濟理由，或說難聽一點是經濟上的恐嚇，如果想一下這種經濟上的恐嚇在臺灣發揮的效果，也就不難想像為何所有的經濟學者、商場大亨、政界名流乃至於影藝名人都一面倒支持留歐時，百姓就是要脫歐了。因為如果留歐，就代表某些根本的民主原則是可以交易的，是能夠用商業利益壓倒的了。

當然，這不是說留歐派沒有道德論證，而脫歐派就沒有經濟論證，但留歐派的道德論證不可避免地變成將對手打成排外法西斯的路線，雖然說脫歐派中的確有不少這種人，但這並沒有打到重點，而可能讓一般人靜靜地覺得自己的道德立場被「傳媒精英」所抹黑了。脫歐派也有一套經濟論證，但老實說不可避免地訴諸於某種一廂情願的希望，並不能作為主要的論證。

無論如果，整體來說留歐派的經濟論證上是比較強的，很難想像脫歐產生的不確定性會有太多的好影響，但脫歐派的道德論證有上風。而還有一種危機論證，之所以英國比較有「本錢」脫歐，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英國在歐盟中是整合程度比較低的國家，連歐元都沒有用，而脫歐派就主張，如果再拖下去，最後連脫歐的機會都會消失，留歐派沒有能因應這個論述的反論述。

英國脫歐之後的影響也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無論如何，歐盟可能必須變成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但只要能夠適應時勢，應該還是不會倒的。

對臺灣來說，雖然這大概並不是對我們有利的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機會，或至少說必須要面對現實，人家就是這樣想的話，我們就得尊重這個結果，並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合作，並希望讓大家體認到，區域的權力均衡與合作和國家主權的強化兩者也可以是相輔相成的，像是臺灣的主權強化和東亞的權力均衡很明顯地是相輔相成的，而英國主權的強化，也就不必然要走上弱化歐洲與俄國的權力均衡的方向。相較於歐盟的存續與否，自戀的孤立主義政治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Brexit的一些觀察

對很多人來說，應當反對Brexit的理由，主要並不在於是否應當離開歐盟，而是在於支持Brexit一方的人中有許多「噁心可憎」的排外法西斯(最近又多了一例)，與機會主義的政治人物，而支持離開歐盟，就像是為這些人背書一樣。

不過，還是可以看看支持Brexit的一些理由，就我所看到的論述，大概可以分為經濟理由與道德理由，當然還有兼具兩者特色的公民身分與移民問題。(附帶一提，偏脫歐的名嘴中，像是Douglas Murray算是比較有論述能力的)

經濟理由：
1. 歐盟的許多規章對英國的中小企業不利。
2. 歐盟並不是英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一說大概是佔兩成)。
3. 歐盟對外協商共同的貿易協定，並不一定比英國自行協商的協定來得有利。

道德理由：
1. 歐盟的民主正當性極弱。(大概主要就是這個)
2. 國家應當優先保障國民，接受移民的前提是保障最不利的人的地位不會因此受到不利影響。(質疑移民在經濟上會對本國人造成不正義)
3. 在保障(內容上較限縮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前提下，社群既有的文化應當得到優先的考量。(質疑移民在文化上危及本國文化)
4. 為了保障2與3，國家應當有自行決定外來人口流動的權利，而歐盟危害了這個權利。

當然，在反Brexit的理由上，在經濟上會主張：
1. 歐盟對英國的貿易極為重要。
2. 就算重新各別訂定貿易與人口流動的協定可能有好處，全部協定都需要重談所造成的負擔與不確定性是不可承受之重。
3. 現狀下既有的外來人口流入的規模、數量與技能符合英國的經濟需求。

道德理由：
1. 某種不明的世界主義理論分析與烏托邦?
2. 避免讓排外與法西斯興起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後果的趨勢得到進一步的動能。

老實說，我個人會覺得如果不談排外與法西斯的問題的話，反歐盟立場在道德理由上滿強的，當然這不是說萬無一失，而其實有很多可爭議處，但如果承認既有的政治社群確實存在的話，那不管是政治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都很可能會比較支持一個能比較確實掌握社群事務的政府，特別是外來人口的管控上。

當然，對於國家這個模式下，那些沒有國家的人，或是國家失能的人就會成為世界體系中的難民。而需要有一種處理的方式，問題是歐盟自身中接受難民的國家都很難消化這個任務了。而歐洲的左翼普遍甚至對國內的不平等，在經濟蕭條下都沒啥方案了，而更不用說要國民去為某種去國界社會的理想獻身了。

我會覺得，正因為反脫歐在道德理由上有很大的困難，所以最主要的宣傳與口耳相傳的說服工作，都會放在支持Brexit派的「惡行惡狀」上，乃至於罵某種英國殖民時代的邪惡「老大心態」上，而不是歐盟體制與作為政治社群的現代國家的問題上(但這才是根本的問題，而嬉遊式花俏的理論特技可以說得很高興，但沒啥幫助)。而說真的，支持派的行為與嘴臉也確實提供了充分的惡行惡狀，因此「反法西斯」也就成為相當有力的動員口號。

我個人作為局外人來說，我不支持Brexit主要的理由是經濟理由，也就是如果所有歐盟下的貿易秩序與出入境的規範都要重談的話，單就過渡期間的成本就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相對的利益其實也有限，英國的現狀在歐盟下仍然有相當的自主性，應當不至於需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當然，法西斯興起會是個問題，但法西斯興起作為普遍的現象大概只是一種病徵，不會因為Brexit失敗就消失的，甚至可能還會更強。所以這反而不是我反Brexit的主要理由。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自私的國際戰略理由，基本上歐洲與俄國的戰略平衡愈穩定，美國愈有空間操作東亞的戰略平衡，而自主的臺灣需要現狀下的戰略平衡，所以穩定的歐洲對我們是重要的，而脫歐是一個巨大的不穩定要素，甚至埋了英國投向中(進行式)、俄(可能，如果不是進行式的話)的種子。

至於爭論經濟上的數據與作為醫生的羅馬尼亞移民，和在貧民區激進化的移民之間該著重在那面，其實我也無法真的研究實際上的狀況，就只能存而不論了。就我所能大致確定的，是各種既有的秩序都是長期累積的成果，而要打掉重建其實會比想像中來得困難。所以原則上還是不要亂動比較好。當然，這種保守的態度的問題就是，世界既有的秩序給我們加諸的最大緊箍咒，是各種庶務上無數的共識、協定、默契等等等等，而這些看起來事務性的、官僚式的東西用單純的「量」就壓得我們連「務實地」想像一個不同的世界都不太可能。

痛苦與無限性

人雖然是有限而脆弱的生物，但即便在前現代的人們，就已經多少感覺到痛苦與恐懼，似乎是一種無限的資源。因為對於幾乎任何已經極端痛苦的人，人們都有辦法讓他更痛苦，結果就是，從上古時人們就隱約感覺到，經由痛苦，他手中握住了通往無限性的鑰匙。

無限性的美好在於，百兆分之一的機率乘上無限就是無限。這使得痛苦甚至具有神性，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能夠讓原本不可能接觸的神靈顯現，能夠由痛苦得到和平、勝利與救贖。也因此，就算還沒有科學方法之前，各種酷刑的精緻，所創造的痛苦、恐懼與無限的狂喜，幾乎是社會中其他技術難以望其項背的。

無法平息的憂傷？用痛苦解決；對安全的企求，用痛苦解決；人生意義的惶然，用痛苦解決。當痛苦無法解決，就用更大的痛苦解決，更大的痛苦無法解決，就用無限的痛苦解決，因為痛苦是人性中最接近無限的，因而也是最具神性的部分（人們對天堂的描述極為平板，而對於地獄的描繪則萬分豐富）。

所以，每次重大犯罪必然看得到人們開始想像各種超越死刑的酷刑。這或許是滑坡論證，但因為痛苦邏輯就是個滑坡。在這方面是不進則退的，要花很大的力氣才勉強能原地踏步，而一旦退了一步，接下來就是完全的滑入無限痛苦的深淵。

要說現代有什麼「進步」之處，就是試圖擺脫痛苦的無限性。而像是Rorty這類的人，則試圖用希望的無限性取代之。

言論自由與傷害原則

許久之前，我聽過還學者還滿認真地想將「女性主義沒有學術價值」之類的對學科輕蔑的言論，在某些學者之間開會與交誼活動的脈絡下，認定為是一種性騷擾這樣的想法。（或可說是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解釋適用的一個案型的問題）

說真的我聽到當時感到大駭（雖然當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首先這是直接去處罰言論，而又顯然不是侮辱毀謗等限制條件很多的情況，第二這處罰了對特定學科（甚至意識型態）的（儘管是錯誤的）批評，第三，這將對特定學科（甚或意識型態）的攻擊，轉化成一種對個人的騷擾，而這點非常的危險。

不過，這樣的討論在那時，反而顯得理所當然，在場沒有人出來插嘴什麼，在這時我了解到，我個人對制度與道德的直覺，或許在現在已經是個死保守派了，那時我真的感覺到我不屬於這個地方。（甚至可以說我被「騷擾」到了）

當然，任何人都會有些值得商確的念頭，更何況我的記憶也不盡準確，不應當用這類偶然的發言去斷言或攻擊特定人，所以，問題不是誰說了這類的話。（說穿了，我自己在閒聊中也常常故意講些五四三，而正經話也三不五時說錯。）只是，去模糊了個人與集體或甚至是觀念的界限，使得觀念的爭執變成一種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

一個人原本主張錯誤、不周全的想法，或是失言與不得體的表述，代價就是被更正，並失去自己的一些聲譽，而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已經是非常嚴重了。但一旦對想法的攻擊被轉變成對特定群體，或是個人的侵害時，接下來就是基於「思想不對」而被國家處罰的狀況了。因為當我們可以將觀念等同於人時，觀念「不對」的人就會因為觀念不對而傷害到人了，而國家就可以處罰這種「傷害人的行為了」。弄到這樣，Mill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也就被稀釋到沒有什麼意義了。

言論不是完全不能限制，但如果沒有直接對人名譽的侵害、直接地煽動暴力的話，對思想與表述的處罰需要極強的歷史理由（像是在德國否認大屠殺）。很多不正確的思想與表述，都會在時論中被批評，或是被鄉民幹爆（例如之前「大尾鱸鰻2」關於達悟族的不敬與胡扯，基本上是被公幹的），而這時國家再處罰，是落井下石而不必要的。而當社會中沒有這種共識與反彈力量以對付偏見與錯誤的言論的話，那最大的戰場還是在論述中，而不是試圖控制國家去用槍對付另一些人，如果一方從國家那裡拿到槍了，他們論述的力道會不可避免地弱化，因為Arendt已經教導我們，暴力只會弱化權力。權力必須從社會中漸漸的說服而累積起來，就算是正確的觀念，沒有經過這種掙扎，也是站不穩的。

更不用說，在特定情境下，最脆弱的人，會是那些甚至不能被歸類的人，或是在某個特定弱勢群體中觀念不同的少數，也就是弱勢中的弱勢，而這樣的人反而不容易被認同政治、族群政治、性別政治所吸納。這些人反而會容易因為思想不對而受到壓制，國家力量限制言論，會變成雙重的壓制武器。



當然還是必須澄清，女性主義沒有學術價值這類的話顯然是錯的。

談談言論自由

在想言論自由，特別是就創作來說(不管該創作的優劣)，有一件事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創作是需要成本的，就算差勁的電影也是一堆勞力時間費用；爛漫畫的幾格，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周以上的工時，就算是大量生產的言小，也往往是相當訓練有素的人爆肝的產品。

就算不談言論一開始的狀況，之後是各種東西的校對、剪輯、後製，其實都比大多數人想得來得麻煩。而這種麻煩，也會延伸到事後的修改等等。

大公司，或是成功的創作者，或是某些大受歡迎的作品本身，除了容易得到大眾的支持以外，因而不容易引發爭議，要求改變作品內容外，在「成本」上也往往比較負擔得起，所以反而常常多花點錢，多弄幾個版本以掙取品牌名聲。

問題就是，一個如果已經一敗塗地的失敗創作，其實沒虧損到跑路就萬幸了，那有可能有成本來弄什麼修改呢？弄了修改又看不到任何逆轉其失敗的可能性，那為何要修？而在這個狀況下所有的公關災難，在一群人失意下更容易發生。而大家也樂於修理這東西，以推進某種道德的、政治的目標，或單純只是爽。

大半的自由權，最後保護的大半都是社會中的失敗者，當然，要談創作者的強弱、成功與否，其實都是相對的，而對創作者進行「身家調查」以確定他是不是失敗者，往往只會產生更大的問題。或許成敗還是留給在市場、時論去談，而在這時，失敗者就恰恰是那些市場失敗，以及犯眾怒的東西。這時市場與口碑的失敗本身就是足夠的訊息了。

這時，我不是很喜歡那種除了在這些東西在市場與口碑的失敗之外，除了客觀分析失敗原因之外，還要去升高「聲討」的層級，藉此推進特定的政治理想的行動。這種聲討留給鄉民就好了。

言論的事前審查固然必須極端的謹慎(我一直覺得近十年來的氛圍愈來愈反言論自由)，事後的各種壓力，其實也是相當大的阻礙。（說穿了，寒蟬效應對人的心理壓力，很大一部分不來自於創作「被禁」而不見天日，而是創作見天日之後，創作者會遭遇什麼下場）負面表列出創作者「不該做」的事，列的愈多，結果就是只有那些爆富的，幾乎沒有人味的創作「工程」小組能夠生存。中小型的創作者根本沒力氣在每個地方都做到沒有問題，而還能弄出有趣的東西。他們只能去突顯自己的特色，這時成功當然不在於作品中爛的、不正確的、不道德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失敗也不是因為這些地方（而是好的地方不夠好）。而在這時去不斷增加對創作人的要求（如果用法律去威脅的話，那就是非常恐怖了），要求人不斷地「不該」如何如何，那只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創作精神，最後只有本夠粗的既有大佬能生存。

好作品是建立在極大量不登大雅之登的創作上的（一些強大的漫畫繪手，是出身於「謎本」的），去不斷增加對言論、創作的「正確」、「道德」、「進步」的限制，結果就是什麼都創造不出來。對此，不管你宣揚的是三民主義這種垃圾，還是性別、族群的進步立場，都會有不利的影響。

馬上太平島，立馬出問題

馬總統沒事爬上太平島是百害而無一利的亂搞。

整個南海的問題麻煩的地方是，中國的主張其實滿扯的(那個九段線簡直是從天外飛來的，基本上除了給自己國人自爽之外，對外沒有任何說服力…)，但我們的主張和中國的主張基本上重疊(所以一樣扯，困難的地方是我們也有自爽的問題)，而結果就是，所有在南海「主張主權」的行為都很難不變成中國的代理人。

在南海變成中國的代理人有什麼後果，簡單的說就是毫無必要地去惹毛越南與菲律賓，然後讓情況複雜化後，美國也自然會非常不爽：南海已經夠麻煩了，還要這樣亂搞。而別忘了越南可也是TPP的成員國，弄太難看不用擔心中國的打壓，就自己生出不必要的阻力了。世上不是只要擔心中國有沒有被惹毛(而說穿了，反正中國無時無刻在生氣，說話也沒算話過，中國反而是特別不要擔心的，只是別弄出太大的動作就是)。

我會覺得，就我們來說合理的作法，是以當下的實際控制為基礎來談，而不必去強調什麼幾段線。

(就太平島在菲律賓訴中國案中，可能被波及的問題，並不是菲方認為臺灣就太平島沒有實質的控制，因為這點可說是無可爭議，而是認為太平島不是一個國際法上的島，而是岩礁，而我想就太平島的自然環境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很強的主張，只是我們沒有管道提出異議)。

不過問題是，一旦我們和中國的南海主張不重疊時，我們就不容易被當成「中國的代理人」，而中國大概就會有些動作，認為這是分裂國家臺獨開始惡搞等等等等……而島內憤青也可能說什麼喪權辱國的三小東西。

無論如何，不管是要怎麼談南海問題，可說所有的操作都由於太過敏感，低調還是上策，甚至是唯一的選擇，而大張旗鼓是下愚之舉，更不用說馬爬到島上，在外交上根本沒有什麼整體戰略了。說穿了，現在這個沒有民意的總統，完全是為了自己的虛榮心，想在下臺之前盡可能地「曝光」(所以所有還沒完成的工程都要趕開冪)，基本上這完全是一個幼兒(而且是特別不懂事的那種)的心態，而這給國家帶來未來數不盡的麻煩。

附帶提一下，身為高雄市民，我不歡迎總統沒必要的來訪，科科。(太平島可是旗津區的一部分喔)

國民黨「選後多數黨組閣」一說背後的巨大憲政危機

顏厥安教授在上周提到了民進黨如果大勝應當爭取在二月就組閣的想法，而之後國民黨提出了「多數黨組閣」，而這引發了不少人的批判，而一個重點是批判是，這樣的想法背後可能有硬套半總統(或雙首長)制，試圖限縮在臺灣的政治實踐與人民的憲政意識中極為重要的總統權力的立場，而這基本上我覺得沒錯。

不過或許需要澄清的是，顏厥安教授的立場顯然不是雙首長制換軌，而是在假定執政黨完全離心離德的狀況，並經由總統與國會的改選確定這點時，一定程度上跳過老實說沒啥正當性，也幹不了什麼好事的看守政府，一方面阻止看守政府亂搞，另一方面立刻開始政府的運作。

這並不是一個尋常的做法，但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完全不該形成的憲政慣例。新的內閣也可以形式上符合憲法的要件(也就是馬總統變成一個印章)，在條件限定清楚的狀況下(如執政黨在總統和國會雙輸，並且民意薄弱時)，也不會對政體產生太大的影響。

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妥當，這種主張很容易會被某些學者與政治勢力扭曲主張，像是硬用雙首長制的換軌來解釋，進而成為對總統政爭的跳版。而假定國民黨沒有大敗，這種主張馬上就會引發巨大的憲政危機，因為會立刻變成國民黨試圖用國會的政爭否定同時民選的總統的權力的方法，而這產生的後果會相當嚴重。

而我向來是個悲觀的人，我不會在現在以國民黨會出局做為討論的前提。實際上這類的主張由國民黨自己提出，更表示出這其實在政治操作上有利於國民黨，最糟糕的狀況是，選情可能並沒有那麼「一面倒」。

而其實我非常擔心，因為國民黨基本上已經為一場有可能動搖國本的政爭布置好了舞臺。去用一種生產出來的奇怪理由，去否定一個剛選上不久的總統的權力，當國民黨在國會還是多數時，會產生極大的政治社會危機，就算沒有明顯的巨大危機，現在這個已經一腳踏入棺材的國家再「空轉」，大概就會直接入土不安了。

我對於這種試圖改變規則否定民意的所謂「憲政」主張，只有無盡的鄙視。我從一開始聽到朱立倫提到內閣制時，就覺得這是臺灣這幾年來出現過最危險的主張，因為「聽起來」好像在「學理」上有些討論空間，但實際上就只會成為最噁心的政治運作的手段。而到現在，國民黨的做法還是一樣恐怖，這是可以亡國層級的恐怖。

唯一能保證「憲政」討論不會扭曲而成為可怕的政爭工具的，只有人民的憲政意識。而至少在現在，很明顯的人民並不用「內閣制」想事情，而是標準的總統制思維。試圖用「學說」去壓人民的想法，而不是去在人民的想法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比較合理而「簡明」的制度(精緻的發展需要政治文化，而不簡明的制度只會提供政爭的工具)，結果很難不變成試圖用各種權威壓迫、欺騙人民的政爭工具(臺灣過去的修憲就是證據)。

回歸國民黨準備好的憲政危機這點，要避免這種危機的唯一方式，並不在於學者之間的嘴砲，而在於選票開出來真的能夠讓國民黨完全的大敗，讓該黨失去操作憲政危機的機會。我甚至認為最好能讓民進黨單獨過半比支持小黨更好，理由在於只有讓民進黨確定單獨過半時，才能夠完全阻擋國民黨在國會操作出國會與總統的權限爭議的任何口實，臺灣現在不能再面對政爭了。

在這件事上，我心中想的完全就是「安定牌」，國民黨鋪好路的這個憲政危機是我在這場選舉中看到最立刻直接的危險。實際上，就算首都一堆人抗議，警力用很多沒錯，但政府還是正常運作，這還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憲政危機則萬萬不是常態，憲政危機可以讓政府長期空轉，而產生的政府內部的混亂才是會動搖國本的事。

(而老實說，我不信任許多小黨，學界一直對總統制有敵意，有一種試圖用「理想」的外國學理否定臺灣人民憲政意識的傾向，而這很容易流在一些學者性格太重的小黨中。畢竟說「人民這樣想」聽起來就很反智，而沒有說明如德國的制度的精巧之處來得好…)

關於秒退林鳳營的一些想法

秒退林鳳營事件的風頭似乎過去了一點，說真的，在風頭上的事件我都不太敢說話，特別是和許多其實大半政治立場都接近的人有「不同意見」時，要是有點異議通常被罵的最兇。

不過風頭過了加上我這裡本來就沒人，所以偷偷講講大概還好吧……

我其實同情消基會的立場，基本上不支持秒退林鳳營的活動。

（老實說在許多方面多行不義的）好市多的退貨政策原本在消費者保護上的目的，是保障消費者在買到不滿意的產品後，能夠無條件的退貨，這是好市多少數非常消費者友善的政策（雖然就一個還另外收會員費的賣場來說，這也可以算是起碼的服務）。秒退林鳳營對於這個公司政策的「創造性」應用，把一個保護消費者的工具變成製造商家損失，並阻止其他消費者接近特定商品的工具。

讓商家損失本身並不必然有問題，但我會覺得這件事的問題在於，原本消費者保護的最大公約數，應當是「消費者」作為具有共同利益的（雖然不同質的）群體，制衡商品服務的提供者，平衡各種資源方面的不對等。而因此，消費者運動應當盡可能地避免「消費者對抗消費者」的情況，如果一些消費者，即便是多數，試圖用市場上的購買之外的手段，去阻止另一些消費者接觸特定商品的話，這很難不是一種消費者對抗消費者的狀況。說穿了，之後某些消費者（特別在政黨的動員或至少是影響下），「故意」去買林鳳營鮮乳，這件事就算滿蠢的，也表示了原本的消費者運動，變成一個可以操作為「消費者對抗消費者」的局面，乃至於與政黨取向等等等等連結起來操作動員的課題。

當然，如果情況是特定商品有明確的危險性，而政府又沒有有效的把關，某些消費者刻意去阻礙其他消費者接觸該特定商品，還可以主張是保護其他消費者的健康。但是抵制林鳳營鮮乳的主要理由還是抵制商譽惡劣的頂新（抵制頂新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目標），而之前一些飲料店材料來源不透明，也使得林鳳營鮮乳作為特意抵制的目標這方面，累積了不少動能。

但如果不是因為商品本身的危險性，而是基於抵制不良商家的話，這時一些消費者（那怕是多數），用一個目的上本意是保護讓消費者不要意外買到不合要求的產品的公司政策，去操作成實質上可能阻礙一個商品在架上，而讓其他消費者無法接觸的作法。這就會成為消費者對抗其他消費者的情況，而破壞整個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立場。

當然，實際上頂新還有其他通路，而也可能不計成本不斷補貨上架，要做到阻止其他人接觸商品的程度事實上是有限的，但我覺得這還是一個惡例。或許是我有一些偏執的性格，並且看過許多「真正的奧客」（好市多的該政策其實已經有人惡意地濫用了，只是一直以來還不至於影響該政策的持續），而我知道像是中華統一促進黨之類的，明明一個也選不上但卻有資金可以全臺選透透的組織，事實上辦得到另一種惡意動員，甚至一定程度上用同樣的手段，還可以偷偷來，給予特定的「不愛（中）國」商家表示一種軟性的威脅（不需要有太實質的傷害，只要傳達「我有很多手段合法搞你」的訊息就好了）。當然，這大概不會發生（有很多策略上的理由），但我個性上非常害怕任何其實能用極少數人搞大多數人的陰謀手段，所以這令我非常不安。

秒退林鳳營本身，之所以顯得沒有問題，是因為社會上有滿多數的共識，而運動上也刻意大張旗鼓，引發大家的討論。但秒退這種事情其實表示的就是幾個人有持續的行動，就可以清空貨架並讓商家承受損失，而我覺得這不尊重其他的消費者。你可以罵特定的商家，揭露特定的資訊，甚至和人吵買特定商品的判斷是如正確乃至於是否道德，但去扭曲一個對消費者極為友善的政策，影響其他消費者接觸商品的機會，就太過火了。我不覺得浪費食物是問題，也不太為受抵制商家失去的利潤可惜，但一種可能被濫用的，不尊重自由市場（而購買商品，也往往表達了某種意見）中其他人的選擇的手段，是很有問題的，而有之後被濫用的可能性。

談談Duke Lacrosse Case

完全是舊事，但是忽然還是想提一提。

2006年轟動一時的Duke Lacrosse案其實對我的影響滿大的，雖然我說真的並不那麼常關心老美的一些個案，許久之後部到這事，其實是一個小細節，但這個小細節發酵之後，產生了對許多理論傾向的不信任，這多少產生了一些想法與政治立場上的轉向。

Duke Lacrosse案大致上是杜克大學的袋棍球隊在開派對時請了兩位舞者，而之後發生爭執，在兩位舞者離開後，其中一位Crystal Mangum疑似藥物問題送醫，該人在就醫過程中指控遭袋棍球隊隊員強暴。之後檢察官Mike Nifong起訴球隊的球員，其中涉及極多的程序問題，包括要「受害者」指認時，所有被指認的對象都是球隊的隊員、忽視Mangum供詞的矛盾之處，最嚴重的是刻意掩蓋DNA證據。所幸最後這些嚴重的問題都被發現，而被起訴的三位球員得到無罪判決。Nifong也因而受到追訴而入獄。

但這件事可怕的地方遠不只是檢察官的濫權，而是一整個校園、學界、媒體與政治的氛圍。由於Crystal Mangum是位黑人女性，而「白人運動員」一直被認為有嚴重的父權心態、仇女與強暴的問題（雖然實際的案例並不多），結果就是New York Times的大篇幅報導，以及如Nancy Grace的電視名嘴的煽動，社會有一種極強的未審先判的氛園，乃至於「部落格」女性主義者如Amanda Marcotte甚至在判決後仍然措詞非常強烈地抨擊判決結果，基本上影射背後就是白人男性父權體制的結果。

但到這裡，我還可以覺得反正媒體公審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對我來說最可怕的則是教授對學生幹的事。在案件一開始，甚至在檢察官還沒起訴之前，88名杜克大學的教授在校園的新聞報上聯名投書，文意中表示強暴有發生，並要求正視父權與種族的問題。這導致了整個校園內的「進步」的學生社團，在案件審理中就直接到球隊示威，要求球員「認罪」，甚至有標語主張應當閹割這些球員，進步的，有「性別意識」的，有「種族意識」的學生變成一群基本上是欺負弱小的暴民。而這88個教授基本上個人程度不一的，是煽動者。

教授擺明了要用學生的刑案來推動自己的政治想像，這對我來說是極不可原諒的事情，更嚇人的是這基本上是一群「進步」的，道貌案然的，有理想的等等等等的教授，而他們做的事就我來看，差不多就是直接想去害死幾個學生。

而最後為此付出代價的，基本上就只有檢察官Mike Nifong已。而所有未審先判的名嘴像是Nancy Grace當然是沒事，照常吃香喝辣；Amanda Marcotte的人脈只有愈來愈廣，反而在本案批評Marcotte未審先判的Cathy Young反而四處碰壁。杜克88人眾的教授們沒人有事。

類似的媒體與學生社團的操作，在今年充滿爭議的Rolling Stone雜誌對維吉尼亞大學(UVA)的兄弟會輪暴的報導又出現了一次，所幸沒有特定的學生被追殺。但這裡看出來的是，那種可怕的態度並沒有改變，而我相信當年那些要杜克案的被告認罪或閹割的學生中，許多就是現在在美國學圈、媒體界、社運圈的人，而既然當時這些人不必負責，現在的運動大概就會是同一個樣，甚至更糟。

為什麼我會對這件事那麼關心?這是因為偶然在找和Negri合著《帝國》的Michael Hardt的東西時，發現他正是那88個對付學生的教授之一。我想想許久前還花了半個學期來看那本東西哩。當然，一個幹了我覺得不可原諒的事的人，也有可能留下許多有意思的思想著作，而基本上我過去著力唸過的學者中，甚至大半都不是什麼好人。但那些人都有歷史距離，事後來看很多理論的危險性都可以預防，而2006年是非常近的事，而這個事件中整個人文科系的教授的大動員，雖然是在美國，在我看來還是時空上太接近，而因此太噁心了一些。我幾年前從這裡開始懷疑「那些人（這很難簡單說明，基本上就是那種你要去說明大概就會開始打筆戰的某些運動）」的東西，而當出現了一些裂口之後，那種根深柢固的不信任感只會愈來愈強。甚至有一段時間我的思考是在「那些人」的理論、運動、符號、術語等等是不是有一些內在的問題以及危險（而也有一段時間自己也有「走到另一個極端」的問題）。但隨著心力的弱化，更不用說這些東西可能會導致很多敵意，也只能放下了。

影片是美國的TheFIREorg的整理，這是2006年的事件，到目前狀況大概是清楚了，很多仔細的資料都可以找到，而最近也有專書。又，雖然大家都會笑說維基不可信，但維基的引用資料在這種過了9年的事件上算是很齊的了。

總之留個記錄。

TheFIREorg對本案的簡要說明
英文維基的說明

印度、種族主義與性別政治

一直以來，印度次大陸上的特定犯罪的犯罪率不斷地被當成一項國際上問題，而說穿了，所有的印度男性的頭上大概都有強暴犯的影子。說真的，就算在臺灣的報紙上，關於印度的新聞，大概一半是有關於強暴案件，而這其實反映的並不只是臺灣的偏見，由於臺灣對於印度的新聞大多也都是從其他國際新聞來的，這基本上複製所謂的「西方人」的觀點，而由於去掉了一些偽裝，直接碰到了種族主義的核心，可能從這裡看比去看衛報之類的還更忠實哩，科科。

話說回來，如果世上有什麼事情是可以宣稱「內政問題」，而不希望其他國家指指點點的話，犯罪防治大概算是少數標準狀況了。臺灣的國家存亡不是他國的內政問題，而經濟政策多少有世界上的連動性，就算非常可疑，至少也不是能完全視個別國家與社會的特殊狀況處理的事。

而就算是高度爭議的「國際人權」問題，之所以能夠放到國際的高度，理由在於政府是極為強大的實體，並且是極為「具體」的實體，我們能夠經由防止特定的對象(如中國)對特定的人群(如異議人士)的侵害，至少實際地保護一些人，而經由保護一些人，漸漸地讓世界走向比較合理的狀態。當然，反對的人會主張這是帝國主義，而有時背後的動機也不純，但至少有明確的對象與非暴力的方案(保障異議人士方面)，或至少確實的阻止極大量的傷亡(人道介入種族屠殺之類的狀況)。

去干預或批判特定國內的犯罪防治狀態的問題是，在各個不同的社會中，犯罪是一項基本上無法根除的事。一方面犯罪的定義會不斷地改變，另一方面，其實大多數的人都至多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融入社會，但幾乎沒有人是完全能融入社會的，人是個體，而各種誤會與惡意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是不會根除的，甚至是在完全極權主義的社會(這種社會往往被認為「不亂」)，出現的狀況往往是有權者的惡行從根本上不被定義為犯罪，而就算如此，市井小民的犯罪還是不會終止的。而由於犯罪偵防永遠涉及國家高權對抗特定的人民，所有人權上的要求，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上的保障就是極為重要的事情，而這往往是非常脆弱的，由於人們總是希望將自己和犯罪者之間的關聯排除掉，用非常粗糙的差異排除機制殺掉被標記的人，這類狀況在歷史上不斷地出現。

這也就是為什麼一直去指責特定國家，或是族群的犯罪率是一件嚴重的事，因為在無視個別的困難，要求人們去消除不可能消滅的事，結果往往是人權進一步的破壞，人權的進步從來不是從犯罪防治的角度推展的。犯罪偵防，除了國際犯罪的狀況下，基本上是一個內政問題，身為一個外人能夠要求的，至多是國家盡可能地在合乎人權保障的狀況下防治犯罪。在一個語言、種族極複雜，每個村都有些不太一樣的文化，而有很多傳統負擔的地方，又面對現代化的產生的沉重社會解組的負作用，很多犯罪很難解決，特別是弱者之間的相互欺凌，面對一些可能本來就沒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人，刑罰本身能完成的事非常有限。而在這時外國用各種道德理由，「人權」理由，以國內犯罪作為切入點攻擊這個國家是很不公平的。

不過這正是印度大概被國際媒體轟炸快十幾年的狀況，而在最近的記錄片India's Daughter特別「轟炸式」地經由一件悲慘的個案宣傳強暴的問題(這背後的經費、電視頻道的協力播出等等自有相關的性別政治運作)，而在這種轟炸之下，一個沒有短期特效藥的問題，也就必須有一個馬上的解決。於是一群人殺進了看守所，以極為殘酷的私刑殺掉了一位強暴嫌犯，也就是不意外的結果了。(當然，國際性別政治上的運作自然是完全不負任何責任，這都是印度人的問題，科科)

而在德國的一位白人女性教授，甚至以「你們印度的強暴很嚴重，我不想收印度男學生」這類的理由(去掉很多有的沒的以及「澄清」，基本上就是這一回事)。拒收一位印度的男學生。種族主義基本上是不對的，但只要涉及強暴、保護弱女子之類的，種族主義就是對的。當然，弄成這樣的結果是德國的駐印大使公開指責，並且直接說了「印度不是強暴犯之國」。而接下來當然是道歉之類的。

問題是，檯面上這樣講，背後的「印度人就是強暴犯」的暗流其實是不會消失的，而說穿了，其實不談大家常笑的美國人，對大多的歐洲人來說，亞洲人，南亞、東亞等等都是些「傳統」國家，沒有多大差別，下一步自然是東方人男人都相當可疑了。這或許投射太多惡意，不過表面上體面的歐洲背後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就算放納粹標誌在德國甚至是違法的，我在杜賓根的短暫時間中，在牆上與許多角落中，看到了我畢生看到最多的swastika。這些人當然不全是新納粹之流，但也不是沒有偏見的人。

而在這些問題的背後，有一個我覺得存在著「性別盲」的問題，這並不只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問題，或說種族主義並不是性別中立的。在美國的歷史中，私刑殺害黑人男性的理由，經常是他們「強暴」了某個白人女性(比較知名的例子)。在這裡，女人被當成要被保護的對象，種族的「純潔」和女人的「純潔」被放在一起只是一個面，另一個面就是男人，特別是弱勢的、無產的、血統不純的，無法「保護女性」(通常意指經營傳統家庭的)的男人，是一種社會上潛在的污染源。男人必須證明自己「有用」，證明自己「不危險」，而問題是，大多數的人終局上是無法證明的，結果就是一群男人殘酷地殺掉另一些男人，以證明自己不是「那種」壞人。而可憐的是這反而使得他們看起來更危險。

而當男人永遠必須證明自己有用、不危險時，同時也就投下了永恆的自我懷疑：我是不是潛在的強暴犯。而這類的自我懷疑，往往是更負面的。一個好人懷疑自己是潛在的惡人十幾年後，可能就真的成為一個惡人。而有些人拒絕玩這種永恆的證明工作後，面對的就是社會上的疏離與價值的瓦解，而這通常也不會有太正面的影響。

不過這種「必須證明自己」不危險的狀況，對於性別動員是很有用的，男人永遠有動機證明自己「不是那些沙豬、強暴犯等等等等」，而一再地放大邪惡的「父權」中的男人加害與女人，強調男性的(不管是生物上的，或是近來比較紅的認同上的)邪惡、無知、控制慾等等等等，運用的就是男人原則上很危險的，因此必須對女人有用以證明自己是好人這類的想法。然而，一再利用這類潛在的想法要動員男人(例如HeFoShe的宣傳)，不斷地把任何性別議題都和男人強暴(基本上是)女人連起來(整個rape culture的理論走向說穿了就是這一回事)，可能結果只是產生太多不必要的痛苦，對現實問題沒啥幫助。

當然，這些都只是個人的經驗，真要說女性主義的文章生產速度大概兩秒鐘就可以生幾百篇東西駁斥這類的看法(而或許又有幾百篇部分支持云云，說真的，就老美的狀況來說就是這樣)，只是沒必要而已，打政治口水或是攻擊一些明顯的基督教或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之類的人比較有意思。就我來說，我只知道我活了三十年才確定自己真的不特別會對女性造成危險(甚至也沒「那麼」喜歡女性，btw)，這一切不斷地反省內在父權的想法，除了痛苦之外，好像沒帶來什麼，碰這類東西只讓我本來就很衰弱的精神更加衰弱，對現實的評估更混亂而無法連結到其他知識資源而已。

一件T-Shirt的故事

幾個月前，在不列顛這個島上的政治口水上，激起了一點小小的波瀾，這一切的故事都和這組T-Shirt有關。故事簡單的說，是幾個工黨的政治人物因應女性主義的團體(大致上就是賣這東西賺錢的基金會之類的)，公開穿上這件上面寫著"This is what a feminist looks like"的T-Shirt。然後這樣的一群人就去要求首相David Cameron也要穿，公開宣示效忠女性主義之類的。

想也知道保守黨的David Cameron不可能穿這件T-Shirt，說穿了這就是英國版的政治口水戰，只要Cameron不穿，自然可以罵他反對性別平等等等等等，而如果說錯話的話，一切就會更有趣了。Cameron的回應大致上是：我支持性別平等，但要貼什麼標籤在我身上，就讓別人去做吧。然後自然開始大規模的口水戰了，連道貌岸然的衛報上，也有人為女性可以弄要求人宣示效忠這類事情喝采了。當然，這背後也和一些政策有關，不過說實在話，我覺得這種政治口水的操作非常低級，比臺灣的口水還要低級就是。首先是要人宣示效忠這種行為本然是有問題的，而這種問題在愈有爭議的標籤上也就顯得愈大。（話說回來，在臺灣威權時代當然是要一堆口號，我小時候也要說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之類的；而在解嚴之後比較有問題的，則是「愛臺灣」，我覺得這有問題，但至少空洞到馬英九可以說什麼愛臺十大建設之類的，空洞到沒有意義，也就不成問題了）第二個問題是，這基本上是一個基金會之類的團體的周邊商品的廣告，當然，許多公益團體都會賣些東西，這不是壞事，但當這種東西和政治操作連在一起，利用政治口水的不良文化來幫特定的團體的商品賣廣告，這種新聞炒作固然廣告效果宏大，但我覺得這是非常粗暴的事，視之於公益團體往往經營起來也和公司沒太多差別，巨大的團體的資產則引人疑慮，而公益資源則是不同團體的搶奪對象，雖然當然不能和「官商鉤結」等同，法律上也當然差異甚大，但手法做得太粗暴，和特定黨派的政治人物協力並主動引發政治口水戰，這是很可疑的。

之後更有趣的是，有人發現這組一件賣到45英鎊的東西，是在模里西斯的(血汗)工廠時薪不到1美元的工人做的。之後自然口水繼續下去，但看到工黨支持者開始說「時新65p在當地來說算是好的了」，「該工廠並沒有違法」之類的東西(幹，這樣說我們也不必酸郭台銘了，又，這種「品牌T-Shirt」的暴利大概比電子零件高)，這些人真的支持「工」黨(這多少也讓許多真的沒錢的人跑去UKIP當「極右派」)?當然，也有些人會試圖說這是個經濟與國際貿易的問題，並不是性別問題，不太可能避免國外生產的問題。這話沒錯，不過這樣說就很擺明地說「本女性運動和幫助弱勢沒有太大關聯」，老實說幾乎所有的工運與環保團體都不太可能忽略這個問題，而他們說真的也賣不了那麼多「品牌T-Shirt」，也沒有那麼多的要錢與要權的能力。就英語世界來說，女性團體要錢要權的能力，在媒體界與政治界的人脈，甚至與大公司的關係，相較於所有其他社運都是大鯨魚等級的(只有幾個老牌的團體差可比擬，相對之下媒體關注還比較少哩)，在這種狀況下賣到45鎊的東西居然不去追生產鍊?(45鎊T-Shirt就「行情」來說實在是暴利，沒理由不追生產鍊，你說賣10美元或許還能閉隻眼說只要一切合法就好，這個團體的主張至少值得支持云云)只能說腦袋只有品牌時尚的賺錢能力，以及操作政治爭議與爭取媒體版面，自然不會去想這種小事，科科。

說真的，如果把我放到英國，我不會是保守黨的支持者。(說真的UKIP也問題多多，弄到最後我大概也是被工黨綁架的那種人)說真的英國的事情我也無從置喙。只是或許我們要注意一下，公益團體的周邊商品一般來說很酷，許多團體也很值得支持(Charity: Water是這幾年來表現最好的團體之一，而就算爭議不少，老牌的綠色和平也四平八穩)，不過說真的，周邊商品這種事背後多少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而這個T-Shirt的故事，大概就是公益週邊商品最糟糕的例子之一。

一個關於性交易的故事

在城市中一個比較破敗的角落，其中住著許多年過五十的單身男子，其中一些原來有家庭，但比較喜歡花錢在自己的娛樂上(也不過是和工人朋友喝酒)，在經濟成長時還不生問題，但隨著收入減少，原來的小小怨言也就發展成了離婚。另外一些，則是一生不得志，連外配都沒得找，自然就是單身了。

而在這個個角落中，一位近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他的一位因為吸毒進出監獄的兒子，以及一位年近五十的輕度智障的女兒住在這裡。雖說狀況不好，但房子是自己的，老太太有年金，而女兒有社福補助，而兒子，則在出獄後打零工維生，倒是沒有多和家裡拿錢，而雖然人多少有些病痛，但至少都不是花錢如流水的重病。

而在這裡，大家都多少知道的一件事是這位輕度智障的女兒，三不五時會和一些這附近的單身男子睡，並且會拿一點錢，拿的錢不多，不過或許讓他能夠多養一條撿回來的流浪狗。他的外觀就是一位看得出智能障礙的五十多歲的女子，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性交易從業人員，而附近的單身男子找他，一方面大概是沒錢，而或許另一方面是相互認識的底層人之間的取暖吧。

鄰居們都有默契的，是去尊重這樣的情況，不去和一些「進步」的人士或是保守的衛道人士一樣，去說智能障礙的女人被剝削，滿足男人欺負弱小的權力慾云云。實際上，輕度智障有欲望，而也必須要能自主，最終，這是他的決定，甚至在經濟上也不是被迫的決定，他可以生活，但這種性交易可以讓他生活的更好，能自己多養一條流浪狗。人能做的只是生活上的小幫忙，而假設真有問題，會去發現(但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問題)，而里長能做的也就是幫他們一家申請補助，沒有人能夠出大錢，而也沒人有那個立場去「拯救」他免於性交易的生活。

不過，當然性交易在這個國家事實上無法合法，而就算在性交易專區設立之後，他的條件也不可能會是性交易「專區」的工作者，結果仍然是會在這一個角落繼續下去，雖然大家都會幫忙，但法律仍然會繼續成為他生活中潛在的威脅。

「高尚」的道德、抽象的理論以及遙不可及的解放願景，都無法去否認有許多真正底層的人在社會的角落，以一種卑微、現實而一點也不高尚的方式活下去。我無法真的理解，也大概不會有那個能力承擔他們的情境，但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抽象的文化、性別理論在這裡沒有多少用處，這不是那種唸了一些原文書就能夠振振有辭指責人的人能夠置喙的地方。

毀滅與名聲

Artemis神殿可能是古希臘最美麗的建築，因其完美的比例以及壯觀的規模，讓這一座獻給這位狩獵的月神的大殿，晉身於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觀之一，然而，這七大奇觀中，只有大金字塔留了下來，Artemis神殿，如同其他的奇觀一樣，湮沒在歷史之中。

而Artemis神殿的毀滅是特別悲哀的，不是因為戰爭，也不是因為巨大的天災，而只是為了一個人的名聲。Herostratus並不是位特殊的人，甚至他那種希望在歷史留名的強烈欲望，在人群之中也不罕見，只是他某種程度上「理智地」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中，一個平凡人是不可能留名的，而也願意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一件「大事」。

由於毀滅總比創造容易，而人類總有遺忘創造者的傾向，即便神殿的設計師Cherisphron留下了名字，然而，這一座歷經數位設計師，以及無數工匠的集體創作，最後留下的，也不過就是一兩個名字，甚至生平完全不詳。而Herostratus則靠著一把燒掉這座神殿的火，在歷史上留下了比所有為這座神殿付出過的人還鮮明的形象。

當時的人們，比起現代更意識到了名聲的重要性，以及Herostratus留名的不公義，因此他除了被處死之外，更被判了「記憶抹除刑(damnatio memoriae)」，人們不能談論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能留於史籍，人們試圖抹去這個人存在過的記憶，因為，如果他留名了，他的目的也就達成了，而Artemis神殿的名聲，也就永遠和Herostratus綁在一起，揮之不去。

然而，就算是記憶抹除刑，也無法阻擋人們談論他，畢竟人們都多少能夠理解Herostratus那種單純的成名之欲，相對於創作者的孤獨－因為創造終究是和文字、形狀、顏色以及思考打交道，而最終，創作者的心靈是孤獨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想像一個畫家下筆時的心態，但Herostratus希望被認識的、出名的，希望得到大家眼光的欲望，則是再單純也不過了，那存在於每個要求父母注意的小孩的言行之中。

很反諷的，雖然大多數人都會說人是最難理解的，但其實自然與文化才是最難理解的，因此才需要時代的累積。而人的七情六欲，幾乎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正因如此，為了留名而燒毀神殿的Herostratus的名聲留了下來，並且只有當Artemis神殿終於被人遺忘之後，他的名字才會消失。而在今日，當文明的業蹟豐富到很難再加以破壞時，同樣的人只能靠奪走人命，而在媒體上像流星一樣得到他那「十五分鐘」的名聲(Andy Warhol語)。在此時，善名或是惡名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人們看到他，人們談論他，人們藉由他去攻擊其他人，而對他來說，或許在名聲消逝之前死去，是最大的幸福。

是以為誌。

關於核電

 這是一篇我在2011年3月，在PTT的個版上發的小文章，其中刪了一些因應當時就福島核災，以及PTT的八卦版上其實聲勢不小的擁核言論的想法。說真的，整個核電的問題就是這樣，而背後其實涉及所有臺灣的「開發案」的邏輯，但這是另一個議題了。

核電的問題其實不只是電力問題，基本上就是顯示出人類，特別是臺灣人對於長期規畫的徹底無能，所以很早就把自己弄到進退不得的地步－而且在過程中喪失了不只一次的機會，最後弄到反正「沒選擇」，就賭下去，然後痛罵所有提醒過「我們曾有選擇」的人。

就福島的狀況來說，其實核污染比較怕的不是一時之間測到的幅射量，而是什麼東西漏出來了。如果是衰變比較快的東西，如果不是非常大量，大概就會和許多專家說的一樣「不過就是些放射線嘛，照一次X光都比較多了」。雖說如此，如果像釋放蒸氣這類的事情，每幾天一次，弄上好幾個月甚至一年，附近居民的健康一定受影響－雖然「平均來說」大概又是每個人照幾次X光（X光快變成像營養午餐一樣的計量單位了），但人碰到的狀況不見得多平均。

而如果像是鈾這種等級的，或只是稍微好一點的的東西混在幅射塵中，而被人吸到人體內的話，首先，能不能代謝掉，多久能代謝掉就是個大問題。第二，只要這東西還在人體內一秒，它就會持續地，不分日夜地，在當事人自己也不一定知情的情況下產生影響。

核污染產生的健康風險，除了高劑量產生的極淒慘的死法之外，大概就是提升癌症的發生率－但實際上會有什麼影響，基本上是非常不透明的，因為病人人會得，而因果關係統計上是有，但個別狀況無法證明，你根本不知道你是怎麼死的。

加上反應爐出狀況後無法預測的事情太多了，一定範圍的居民撤離是合理，甚至是必要的。

但這件事在臺灣是不太可能的，墾丁已經夠麻煩了，更不用說基隆和臺北了。要把臺北都會區的人撤離一百五十萬，這根本不是臺灣有可能負擔的起的，這和八八水災與九二一地震甚至不是同一個層次的事。

所以類似的事情發生的話，唯一的可能就是只撤離非常小的區域，大部分的人留在原地自己想辦法－政府大概會說「反正，也不過是多照幾次X 光嘛！」雖說如此，結果會產生什麼程度的混亂實在是難以想像－即便沒有混亂，整個臺北都會區受到的打擊很可能是毀滅性的，對於一個以商業為中心的都市來說，這種事影響更慘重一個國際，甚至國內的人都不敢去的「商業中心」還有什麼搞頭，不用想也知道。

地震災後可以重建，甚至還會有些「商機」（很不厚道的說），但核災這類的公害不是重建一下就能處理的。

但是其實，這個程度的風險其實絕對不是臺灣的（死）老百姓不能理解的，並不是不能理解，只是基本上反正不蓋核電就是不行，所以裝作沒危險對大家來說比較舒服，這是不折不扣的鴕鳥心態。

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八卦版鄉民最常見的說法就是「不然電從那裡來？」

雖然核電只佔目前臺灣發電的10%上下 ，聽起來為了這些電力冒這樣的險好像很不理性。但要回到臺灣一直以來的生活邏輯，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基本上電力是被認為絕對不能減少的，這和經濟被認為絕對不能衰退是類似的情況。我們的能源必須不斷地增長，而多的能源才能夠撐起產業，有產業才能夠引發經濟成長，有經濟成長才能解決社會矛盾。

更不用說不管是什麼樣的理由，包括政府無遠見或是企業經營無能，或是市場不健全，或根本只是無法避免的結果，這幾年來臺灣的經濟成長要維持下去都是問題，更不用說經濟的成長愈來愈無法解決社會矛盾，就算是代工產業，極限也快到了（相應的社會現象就是工程師燃燒的肝臟）；甚至很可笑的是，我們必須開始想弄大規模的石化業賺錢。更不妙的是，可能在進一步的兩岸開通後，石化業可能最後會受致於中國（因此成為擴廠維持「競爭力」的動機，而這也就是台塑在貢寮擴張的意識型態背景）。其實，這年頭只要經濟能成長，就（特別是沉默的那種）臺灣人來說，大便基本上也是可以吃的。

嚴竣的情勢會產生狗急跳牆的決定，就像有天災，許多地方的原始民族會殺人獻祭一樣，以為「犧牲重要的東西」，就能夠得到奇蹟般的結果，結果就是，這個島上的人無論如何，寧願接受發生後首都商業完蛋的風險，也必須維持那10%。

這倒遠非問題的全貌，更進一步看，則更顯示出人類規劃事物的短視如何在臺灣人身上發揮地淋漓盡致。反核是一個超過20年的訴求，而核電在20幾年前也不是沒出過包，也不是沒有差點出大包過。而在核四的規劃時可以開始做的，就是備案－固然技術上可能沒有能完全取代的能量來源，然而規劃再生能源這回事本來就不是一次就能到位的，意識到問題並及早開始準備，電力斷層也不會那麼嚴重。

然而基本上依目前不蓋就會完蛋之類的主張來說，可以說臺灣的電力是以核四蓋好為前提在規畫的，而且二十年來始終如一，完全不去設想備案與各種可能的意外，結果就是國外出現意外之後，國內的任務不是重新評估，而是用盡一切手段繼續進行－簡單的說，這是因為規畫上完全沒有緩衝的空間。

這在一個爭議性這麼大的案子上，過了這麼多年還是一片空白，只能指責批評者自己不提備案等等，足見人類缺乏遠程規劃的愚蠢到了什麼地步。

如果核電在現在的能源規劃上如此極端地必要，那只說明了一件事情－我們的長期規劃能力低落到瘋狂的地步，而大家都如此瘋狂的結果是，理性的風險考量反而變成瘋狂而不負責任的，而瘋狂的胡亂規劃下，卻使得瘋狂的行動顯得是理性而必要的。

因為世界是錯亂的，理性自然也就顛倒了。

官模官樣的法律解釋

這幾天來，所有的「政府官員」，乃至於清大的副校長，以及交大的教長，還有「駐外代表」，都不意外地表現出「官模官樣」來，其中可能危害最直接的，是那位對黃世銘回去當主任檢察官一點意見也沒有的羅女士，說穿了，接下來就打算要「依法」「嚴辦」這些學生了，只有在這時，五十萬的民意後盾，以及政府本身的失職都無關緊要，「法律不會寬待學生」。

雖然說，其實任何法律偵察，背後仍然必須以儘可能合憲的方式行動，而說穿了，在「依法」偵辦的過程中，許多莫名其妙的人可能拿到奇怪的「不起訴處分」時(臺灣這幾年來最誇張的一次，就是宋楚瑜興票案上的不起訴處分(相信許多人已經忘了吧)，其實，不起訴處分外，各種求刑、提證據等等的行動，檢察官都可以作手，然後結果自然是弄死個洪仲丘，在這些技術下，就弄出了很難不輕輕判的狀況。

而有趣之處就在於，只有當政府想要「修理」人時，法律忽然變得非常的窄，窄到一點從輕處理的空間都沒有，雖然其實法律根本不窄，依法也可以輕輕處理，甚至在微罪不舉的原則上，暫時不去理這些事都是可以的，不過，當總統的意志變成「憲法精神」的代表時，服貿就變成聖旨，而佔立院則是可以弄到可判死刑的強佔公署罪，雖然，該法早就失效了，不過這也表示，馬英九「真的」想要殺死這些學生－然後再主張「依法行政，謝謝指教」，而很可惜的沒辦法殺掉他們，所以只好儘量弄痛一點就是。

在這個狀況下，重點並不是單純的「惡法」非法的問題，而是執法者比法律本身還要邪惡的問題。而很有趣的是，雖然那群官腔官調的人老是想說如果「違法」就沒有民主云云，然而，這次基本的問題就是代議制的民主失靈，事實上經由人民的介入得到補救，而如果不承認這點，整個「民主」體制就變得不可理解了(當我們需要動用留德留美的法學博士宣傳「條約必須有實質的國會監督」這件事，而且還有一堆人扯藉口時，基本上法學幾乎無甚可談了，連最起碼的起點都沒有，還有什麼有意義的知識討論?)。而整個體制就失去了核心的精神，結果就是一團混亂，而這在這幾年來，表現在許多判決上（林益世先生與陳水扁先生在貪污上的「實質影響力」說的奇特解釋，這種「實質影響力」說在現實上的不一致與詭異，在法學界早就知道其荒謬，但卻也無甚辦法），而自然也顯現在ECFA的簽定的私相授受化，乃至於服貿與3月17日的那三十秒，這背後顯示的是在沒有核心的原則下，整個體制的完全混亂。

那在這一堆混亂中，讓事情「看似」有個秩序的是什麼? 無非是早已過時的絕對君主制的遺留，也就是統治者的「意志」，這一切只有在「馬意」之下才能夠有一個理路，除卻如此，所有的法律解釋，民主程序，都充滿了自相矛盾。

而這才是當Arendt討論Eichmann的邪惡與凡庸時的重點，重點並不只在於Eichmann自己「依法行政」，因為事實上，Eichmann在失去上層(希姆萊)的授權後，仍然繼續執行種族滅絕的指令，而Eichmann本人，事實上也有其反猶的側面。但這並沒有弱化Arendt的論證，反而是強化了，並且這和他在《集權主義的起源》中對於集權主義的描述一致。畢竟，當法律真的有基本的民主與憲政主義精神時，「依法」不可能是絕對的惡，只有當法律變成空洞的條文時，並且讓人失去道德責任時，這種情況下的「依法」，才可能幹出「凡庸之惡」來。

而很有趣的是，如果Arendt不親自去耶路撒冷記錄，他大概不可能得出邪惡的凡庸性這種說法來，正是需要Arendt看到了Eichmann這個人的「官腔」與「官樣」，才能夠了解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而這種官模官樣，我們可以在羅瑩雪臉上看到，我們可以在劉容生臉上看到，我們可以在令狐榮達臉上看節，我們可以在蕭家淇臉上看到，我們可以在江宜樺臉上看到，當然，我們可以在馬英九臉上看到。

而很有趣的是，Arendt討論Eichmann的審判時，也確實認知道以色列的審判權限在國際法上的基礎，技術上是有爭議的，而也應當知道，Eichmann的「依法」在技術上也是有爭議的。然而，他一方面認定了Eichmann的行為的確有個人的罪責(也就是說，不能因主張「依法令之行為」因此阻卻違法)，但另一方面也認定了，即便以色列的審判(管轄)權是有問題的，這個死刑判決是「對」的，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人類的重大犯罪。

而在這兩個斷定下，他都打了那些不討論法律原則的「法律解釋」一個大大的巴掌。而這正是邪惡的平庸性的分析，能夠成為重大的理論事件的，「法律上的」基礎。在這個法律被當成獨裁者的技術工具超過五十年的島上，這本應當給人們重大的啟發，然而，由於許多人心懷妒恨，反而只要法律「不」當作獨裁者的工具時，他們便暴跳如雷而覺得世上「無法無天」了，背後不過就是一種單純的，對於行動與創造的恨。

Utopia and Dystopia

眼前的事實是紛雜的，也因此在思考人類事物時，常識上總告訴我們世上不是「非黑即白」的。不過，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是「非黑即白」意謂著不過是，就算是刑虐人的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只要他身上有統治機器的認證，那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反正，「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被打的痛不欲生，然後認罪被判死刑，既然可憐至此，那也就必然可恨無比。

因此，「殺人者無罪，受害者有罪」。而這句話倒真的也成為支持納粹的德國青年的口號之一，而更是白色恐怖的現實。

如果行動力，最終就是讓人類共同自我實踐的能力，那行動力的潛在存在，終究會產生一組二分，人類行動力的發展，以及對行動力的妒恨。「解放」是屬於前者，而「霸權」就是屬於後者。

解放的目標在於，讓行動力發展，讓人們相互承認的對話與論述，能夠實現愈來愈多的事務。簡單地說，人們能夠脫離蒙昧，對於原本只能視為神意的限制，以人們的思維與討論加以面對。而這種限制，如同宗教對於科學的限制，乃至於傳統觀念對於生活創意的限制。然而，至今最大的限制就是經濟學家所稱「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是像上帝一樣的永恆限制，人類挑戰了幾次，而成果不盡如意後，「看不見的手」就開始具有神學的意涵，它意謂著，只要人試圖用集體行動與溝通，重新安排生活，最終必定是觸犯上帝而受到天譴。即便當前的市場中遠非沒有些霸權與扭曲，但那也是天意安排，畢竟，所有管制的企圖，都只會得到反效果。

這類的悖謬論證，Hirschman在《反動的修辭》中說明的相當清楚了，然而，問題並不在於這種修辭本身是不理性的。因為，重點從來不是理性，乃至於，重點就在於其不理性，其對人類的行動力的妒恨，希望人類能夠作為上帝的(資本的)永恒僕從，乃至於奴隸。我是資本家(與經濟學家)的羊，資本家(與經濟學家)是我的牧者。商品拜物教的描述，已經失去了力道，經濟神學才是真正的重心，資本家在爭鬥教宗之位的大主教們，而經濟學者則是修道院中的修士。

無論科技如何發展，在這個信條下，即便人們能上太空，人們不管在多小的層次上，都不能夠反對資本與暴力，你們是沒有能力的，需要牧養的。而這個思路的核心，並不是經濟上的事務，而是一種對人類能力的妒恨，也因此，就算是所有所謂的「共產」國家，結果仍然是消滅大半的人類權力，讓人類受到牧養，乃至於宰殺。這並不是一個經濟理論的問題，而是一種權力/暴力，行動/非行動，政治/非政治之間的，以一種強烈的宗教式修辭來說，善惡決戰。

而在其中，唯一朝向Utopia的道路就是開放參與，提升人們參與事務與討論的能力，寬恕人們行動中可能犯的錯，慢慢地強化人們共同行動與決策的能力。最終，當人民能夠輕易地用政治討論的方式，決定資金的合理貸放時，最終資本家也就沒有功能了，而這時，「看不見的手」最終就被人們審慎行動的討論所取代。

不過，事實上就是，世上是朝向Dystopia的，人們不被告知任何重要的事，因為「上帝(資本與暴力霸權」認為羊群只能被帶領。甚至許多「領頭羊」以及牧羊犬，對於反抗者的無力是幸災樂禍的，他們的信仰其實並不在於上帝會帶給他們豐足，他們想要看到的，就是不服從著的無力與苦難，在天堂之樂就是看著地獄中「不乖」的哲學家們受永火之苦(如Tertullian所述)。經濟並不那麼重要，那只是確認了誰有權柄以及反抗行動者的符號，經濟預言，不管一直以來多麼不準，就是先知的話語，而數據則是十字架，因為合理性本來就不是他們要的，他們要的，是宗教符號。

由於暴力潛在地傷害行動力與權力，也因此，心中有著Utopia的人，不管顯示出多大的力量，最終只要簡單的暴力以及一個虛假的，實質上是「資本教會」的體制的虛以委蛇，在痛恨人類行動力，而信仰資本與強權的信眾的譏諷之下，權力恐怕只有消亡一途。而這時，順服的羊群長久以來的妒恨得到了滿足，最終他們會興奮地找下一群受害者，並愉悅地唱著歷史格局的歌－那時再也不會有人指責那是陳腔爛調了。

一種危險的思維模式

如果去看臺灣這一段時間的整體經濟政策，與毫不意外的整體停滯與大老闆照賺，受薪階級的狀況則是每下愈況的情狀。雖然大體上就那一句「產業沒轉型」，不過這幾十年的唯一的經濟討論，幾乎完全困在一種奇妙的，而又危險的思維中。

這二十年上下的經濟爭議的主題，說穿就是對中開放的問題。而基本上，由於語言的相近與中國一時之間，需要外資進入的事實，就毫無遠見的臺灣人來說一路西進只能說是擋也擋不住的。而不管吵多久，乃至於在陳水扁政權下一直被罵「鎖國」云云，結果其實是在陳水扁時代能西進的差不多都進光了，阻力低到幾乎不存在(當然，臺灣的生意人就算多小的阻力都會向政府施壓的)，而結果就是進一步的開放西進，其實也沒啥好開放了。

但是還是要開放！結果就是想進一步的讓東西賣進來，以及莫名其妙的回到「加工出口區」模式之類的鬼東西，產業沒啥轉型，MIT也沒幾個品牌好賣，掛這種東西想也知道沒用。

這背後的一種模式是：

A理論在現實上的失敗，反而是更徹底地執行A理論的理由。

以在網路的言論中常見的半桶水經濟學為例，大致上的像是這樣：

在新自由主義去管制之後產生經濟泡沫，需要的解決方案是進一步的去管制與「彈性」。所有的問題核心都是管制產生的無效率，因此去管制後出現的問題，顯現的其實是去管制不夠徹底。

而在臺灣常見的論述就是，西進之所以沒能讓我們的經濟飛天，是因為西進不夠快，不夠徹底。因此西進的失敗反而成為要進一步西進的理由。

而自然，一些宗(邪)教中，經典或教義內容的胡說八道則產生這類的論述：

看起來愈不合理的教義或經文，更需要我們絕對的信心。現實上出現的反證，更是對我們信心的試鍊。

或說某些版本的女性主義，會有這類的說法：

女人愈不覺的自己被壓迫者或受害者，反而顯示了人們內化了父權體制，這種壓迫是更徹底的。

總之，這類的說法族繁不及備載。當然，這類的思考模式並不是「必然」錯誤，有可能對等定意識型態的執行不夠徹底，反而會更加偏離該意識型態設定的目標。但當然，現實上看起來，如果沒有很強大的證據，其實單純就是該意識型態是錯的。

而這種思考模式的危險在於，它會產生一種理論上的「永動機」。簡單的說，如果現實上符合理論，那表示理論是對的；而如果現實不合理論，那也表示理論是對的，甚至要求我們將理論貫徹到極點。

對於西進的論述，說真的說了十年了，而事實上也已經進到沒啥好再進了，不過弄到現在還是基本國策，而且所有地方都還要更加開放。後果上我只能說可想而知，基本上六三三的整體思維就是這種，而失敗自然也是不意外。

這不能說是臺灣特有的問題，而是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國家在金融風暴之後面對的問題，除了那幾個多少是以鄰為壑來維持成長的國家，例如「偉大的」德國(去問希臘人的話，大概就會得到這類的回應，而其實這種情緒不只希臘人有)，開放產生的問題需要的是更進一步的開放，在歐盟國家國內已經被外勞弄到法西斯興起的地步，最好的藥方是「人力進一步的開放」！雖說如此，臺灣的狀況相較之下，其實也是離譜到很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