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模官樣的法律解釋

這幾天來，所有的「政府官員」，乃至於清大的副校長，以及交大的教長，還有「駐外代表」，都不意外地表現出「官模官樣」來，其中可能危害最直接的，是那位對黃世銘回去當主任檢察官一點意見也沒有的羅女士，說穿了，接下來就打算要「依法」「嚴辦」這些學生了，只有在這時，五十萬的民意後盾，以及政府本身的失職都無關緊要，「法律不會寬待學生」。

雖然說，其實任何法律偵察，背後仍然必須以儘可能合憲的方式行動，而說穿了，在「依法」偵辦的過程中，許多莫名其妙的人可能拿到奇怪的「不起訴處分」時(臺灣這幾年來最誇張的一次，就是宋楚瑜興票案上的不起訴處分(相信許多人已經忘了吧)，其實，不起訴處分外，各種求刑、提證據等等的行動，檢察官都可以作手，然後結果自然是弄死個洪仲丘，在這些技術下，就弄出了很難不輕輕判的狀況。

而有趣之處就在於，只有當政府想要「修理」人時，法律忽然變得非常的窄，窄到一點從輕處理的空間都沒有，雖然其實法律根本不窄，依法也可以輕輕處理，甚至在微罪不舉的原則上，暫時不去理這些事都是可以的，不過，當總統的意志變成「憲法精神」的代表時，服貿就變成聖旨，而佔立院則是可以弄到可判死刑的強佔公署罪，雖然，該法早就失效了，不過這也表示，馬英九「真的」想要殺死這些學生－然後再主張「依法行政，謝謝指教」，而很可惜的沒辦法殺掉他們，所以只好儘量弄痛一點就是。

在這個狀況下，重點並不是單純的「惡法」非法的問題，而是執法者比法律本身還要邪惡的問題。而很有趣的是，雖然那群官腔官調的人老是想說如果「違法」就沒有民主云云，然而，這次基本的問題就是代議制的民主失靈，事實上經由人民的介入得到補救，而如果不承認這點，整個「民主」體制就變得不可理解了(當我們需要動用留德留美的法學博士宣傳「條約必須有實質的國會監督」這件事，而且還有一堆人扯藉口時，基本上法學幾乎無甚可談了，連最起碼的起點都沒有，還有什麼有意義的知識討論?)。而整個體制就失去了核心的精神，結果就是一團混亂，而這在這幾年來，表現在許多判決上（林益世先生與陳水扁先生在貪污上的「實質影響力」說的奇特解釋，這種「實質影響力」說在現實上的不一致與詭異，在法學界早就知道其荒謬，但卻也無甚辦法），而自然也顯現在ECFA的簽定的私相授受化，乃至於服貿與3月17日的那三十秒，這背後顯示的是在沒有核心的原則下，整個體制的完全混亂。

那在這一堆混亂中，讓事情「看似」有個秩序的是什麼? 無非是早已過時的絕對君主制的遺留，也就是統治者的「意志」，這一切只有在「馬意」之下才能夠有一個理路，除卻如此，所有的法律解釋，民主程序，都充滿了自相矛盾。

而這才是當Arendt討論Eichmann的邪惡與凡庸時的重點，重點並不只在於Eichmann自己「依法行政」，因為事實上，Eichmann在失去上層(希姆萊)的授權後，仍然繼續執行種族滅絕的指令，而Eichmann本人，事實上也有其反猶的側面。但這並沒有弱化Arendt的論證，反而是強化了，並且這和他在《集權主義的起源》中對於集權主義的描述一致。畢竟，當法律真的有基本的民主與憲政主義精神時，「依法」不可能是絕對的惡，只有當法律變成空洞的條文時，並且讓人失去道德責任時，這種情況下的「依法」，才可能幹出「凡庸之惡」來。

而很有趣的是，如果Arendt不親自去耶路撒冷記錄，他大概不可能得出邪惡的凡庸性這種說法來，正是需要Arendt看到了Eichmann這個人的「官腔」與「官樣」，才能夠了解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而這種官模官樣，我們可以在羅瑩雪臉上看到，我們可以在劉容生臉上看到，我們可以在令狐榮達臉上看節，我們可以在蕭家淇臉上看到，我們可以在江宜樺臉上看到，當然，我們可以在馬英九臉上看到。

而很有趣的是，Arendt討論Eichmann的審判時，也確實認知道以色列的審判權限在國際法上的基礎，技術上是有爭議的，而也應當知道，Eichmann的「依法」在技術上也是有爭議的。然而，他一方面認定了Eichmann的行為的確有個人的罪責(也就是說，不能因主張「依法令之行為」因此阻卻違法)，但另一方面也認定了，即便以色列的審判(管轄)權是有問題的，這個死刑判決是「對」的，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人類的重大犯罪。

而在這兩個斷定下，他都打了那些不討論法律原則的「法律解釋」一個大大的巴掌。而這正是邪惡的平庸性的分析，能夠成為重大的理論事件的，「法律上的」基礎。在這個法律被當成獨裁者的技術工具超過五十年的島上，這本應當給人們重大的啟發，然而，由於許多人心懷妒恨，反而只要法律「不」當作獨裁者的工具時，他們便暴跳如雷而覺得世上「無法無天」了，背後不過就是一種單純的，對於行動與創造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