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去死！？

先不談這是不是一個成立的倫理學命題，但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的信念，至少在我的感覺中，在臺灣應當不會受到太多挑戰，這個命題是：

一人活著如果 (1)必然對他人造成重大傷害（不涉及該人的意志），或 (2)至少無法控制自己不傷害他人，那他應當令自己不存在，也就是，應當自殺。

這不代表人可以殺他，但是是對他的「存在」本身進行非價。當人無法控制自己的犯罪（例如強暴）意圖時，除了犯罪本身是錯的之外，他讓這樣的自己「活著」也是錯的。當然，原則上只對行為非價，只是存在，讓自己活著，在行為論上好像也不當然不涉及行為，當你意識自己活著而繼續呼吸，並不是那麼當然的不是行為，不當然能免於評價（刑法上會切割出「實行行為」，但維生和犯罪是有條件因果關係的，而這在一般人的判斷中是受評價的，否則怎麼會有活著「有愧天地」的說法呢？）

更廣一點是，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將會傷害，或是嚴重威脅他人，例如假設有一超強力傳染病的帶原者，旁人幾乎沒有辦法預防，同樣的，他人去殺害他可能是錯的，但他讓這樣的自己繼續存在會被認為是錯的。

再廣一點的狀況是，有些人可能因為生活方式，或是社會條件，使得他的存在就會是對周遭的人的冒犯，程度可能像是捷運尖鋒時刻的車廂中有一個遊民，他的體味和身上的跳蚤似乎就讓他「不應該在那裡」，而如果有人「不應該在任何地方」，基本上也就是不應當留在這個社群中。當一個遊民發現自己可能無法讓自己「乾淨」而又過日子，或是這樣對他來說太沉重了，他辦不到，結果就是他要嘛就是忽然「超越極限」，成為一個「體面的遊民」，要嘛就是自己消失，否則就是錯的，因為確實，人好像有權要求不被冒犯。

臺灣社會好像不致於要人去死，但大抵上好像會說一些人並不是他們的行為，而是他們的存在是錯的，而認為他們活著本身是一種罪惡，因此自殺在這種狀況下一般來說是比較好的。只是真正該死的人都沒有全去自殺，而自殺的人可能不到那種程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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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東西嚴格來說，是我自己對社會的感覺，我有一種「權威過敏」，很難對抗他人對我的否定以及不快，特別是這經常是「有些道理的」。會有這段胡言亂語是因為回想起了以前某天滿身大汗時去搭捷運，同車廂的某位小姐不耐地說了一句「好臭，汗臭味」，雖然他不是對我講，但我知道他在指我。的確我在車廂中的存在冒犯到他了，而我無法說他就應當容忍我的汗臭味。在當下他否定的並不是我的行為（雖然這和我之前的行為有關），而是我在車廂中的存在，而我發現我無法對抗這種否定，無法說這種否定完全沒有道理。

在那天中午，雖然除非搭大眾運輸工具，否則我必須在太陽下走一、兩小時。但我其實可以花個一、兩百元搭計程車，或是辛苦一點走一點路，甚至一定會有一些具有「創意」而兩全其美的辦法，但我沒有去做，也沒有想到其他辦法，我能夠避免自己進入大眾運輸工具冒犯他人（甚至搭公車造成的傷害會比捷運小一點），但沒有避免，無法說我完全無辜。

我從小就很難對抗任何權威（也因此我成為一個「乖」小孩），而從那一天開始我更感受到了世界的沉重，感覺到每一個他人其實都是有權威的，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經常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冒犯到人，因而不斷地可能被他人的權威否定，特別其實我能夠避免但又沒有做到。只要我的能力夠強，夠能吃苦，那一天我是可以不冒犯到那位車廂中的小姐的，但那對我來說似乎又極為困難，我沒有那種能力和毅力去完成，去讓我能夠不冒犯到人而存在。

現在我一直在把事情搞砸的邊緣，有時能苟活只不過是知道身邊許多人在容忍著我，很細心地不說破許多事，像是我的存在雖然不對，但還沒有「宣判」，還沒有被抓，因此還能苟活，但這隨時會消失，而那時我將必須承受一切理所當然，但我受不了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