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價值的悖論

「人的生命是可貴的」，這一個主張，除非是非常憤世嫉俗的人(我有這個傾向)，否則大概都會同意。然而，生命的至高價值，卻往往能成為奪去生命的理由－基本上，有非常多的文明過去都有活人獻祭的行動，就華人來說，在「始作俑者」出現之前，是有大量的活人獻祭的。在羅馬帝國還存續的時代，也有記載一些部族殺掉一位「勇士」以作為向神祈求的信使。就算是被稱為「善書(the good book)」的聖經中，上帝也要求亞伯拉罕殺掉自己的兒子祭神。活人獻祭雖然並不是人類社會的通例，但也是極為普遍的。

而諷刺的是，之所以要以活人獻祭，往往是因為人的生命有極高的價值，因此犧牲生命才具有重要性，因為更高的價值，像是神明，或是禮法，或是至高的律法，只有經由犧牲極重要的東西才能夠彰顯。如果生命不可貴的話，獻祭也就失去意義了。

也就是，因為生命可貴，所以生命值得殺掉。而在殺掉生命的同時，人們，特別是在獻祭中經手殺戮的人(通常是祭司，或是其他具有權力的人)，也就承擔了「生命」的偉大價值。也就是，殺人者反而是偉大的人。

人類的歷史並不長，而這樣原始的思考模式，其實也深植於人心之中。如在戰爭動員中往往生產出許多浪漫化的、所謂「可歌可泣」的故事(雖然往往是一種群體幻覺下的神話)，而一個命令極大量的人去死的領袖，則如同殺人的祭司一般，得到了一種神聖的地位，也因此成了「偉人」。

而這些「偉人」，其實並不一定如同許多憤世嫉俗的人所想的，是一些視生命為草介的禽獸，反而經常是一些極為重視「生命價值」的人，然而，這些人往往有如同宗教信仰一般的意識型態，不管是國族主義，或是「大歷史的格局」，乃至於最單純的一神教信仰，而這些信仰，需要經由人類的悲慘的死亡，以彰顯其價值。人們總是想要做「偉大」的事，成為偉大的力量的一部分，而有什麼能比作為偉大力量的「祭司」來得更接近凡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呢?而也因此，這些「偉人」往往受到敬愛。

而因此，在戲劇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就是權力者面對兩個選項：不殺人，與「為了更大的善」而殺人。而在這個過程中幾乎不可能會有「第三條路」，由於「第三條路」的存在會使得整部戲劇的張力消失無蹤，第三條路會使得在生命與「更大的善(經常是「更多的生命」，但也不一定)」之間產生的偉大價值消失，而也同時使得主角無法顯示出其人格的崇高。

但真實生活中，實際上往往存在著「第三條路」，這單純由於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並沒有限制在「兩個選項」的傾向。通常人只要有能力，並且願意找，第三條路總是存在的(不過當然，人類也有可能根本上缺乏一些能力，簡單的說就是無可救藥的蠢)。但往往出現的狀況是，那種殺人以顯示出人類生命的價值，以及「更高的善」的偉大的誘惑永遠存在，而在現實中殺人的人，往往會成為「有魄力」的偉大決策者。

這件事在臺灣是非常常見的。SARS時的和平醫院的狀況，雖然事後有許多試圖說是「必要」的說辭，但基本上是不必要的，或至少能夠非常快速地安置。這些做法或許不如讓他們留在院中去死來得方便，但具有決心是辦得到的。然而，如果和平醫院不用這種粗暴的方式封院，並使得其中一個人因為絕望而自殺的話，當時的馬市長的「魄力」就無法彰顯出來。而人們也就不能因為犧牲生命的獻祭得到安全感。而也因此，在這個狀況下提出合理質疑(雖然或許會有人反對，但當時的媒體完全沒有反應出合理質疑的空間)，並且行動也合乎WHO的建議，居家隔離的周經凱醫師，由於破壞了這個群體獻祭，也就成為被聲討的「落跑醫師」了。這並不是說當時的馬市長刻意地藉由殺人以塑造自己的魄力形象，實際上他可能真心地認為眼前是一個必須以粗暴方式犧牲人們的狀態，由於參與一場顯示人類生命價值與「更高的善」之間的衝突的戲劇是如此地誘人，而人們在危機之中，也往往希望藉由犧牲重要的東西以確保安全，於是所有合理的討論，以及其他可能的選項也自然被忽視了。

而實際上，在大埔事件中，振振有辭大談「三道論」的劉政鴻縣長，之所以能夠「心安理得」的理由，除了自身因為開發案所獲得的巨大利益之外，其實背後是一大群縣民的支持。劉政鴻對於他們來說，反而在於殺人的活動中顯示出了「魄力」來，甚至本來可能顯得效果不大的開發案，因為一些人的抗拒與死亡，顯得更加的誘人，因為，既然生命是可貴的，能夠經由犧牲生命所得到的利益，也就會是巨大的。

人們在危機中，在衰退中，總是期待經由某些奇蹟以得到拯救，而如果要祈求奇蹟，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文化中隱藏的希望，告訴我們的就是奇蹟需要以犧牲重要事物的方式得到。也因此，我們會想要殺人，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為了地方發展、為了中國投資的希望，為了偉大的地價，為了「全球競爭力」，小老百姓的犧牲是必要的。而讓他們死掉的人，則就是有魄力的領袖，有遠見的企業家等等。

而當犧牲無效時，我們會要更多的犧牲，也因此在許多人失業而自殺時，我們要的是更大的開放與競爭，以使得「臺灣人的韌性」這類神話能夠發揮作用－即便很可能會產生更多的死人。而所有的雜音，則都必須消除，沒有巨大的犧牲，怎麼能有巨大的成就呢？

我們的心智並沒有比所謂的「野蠻人」進步多少，這也不意外，畢竟在一百年前，華人的文化還可以讓魯迅寫出《藥》這樣的「寫實小說」，在其中，人還相信被處刑的死囚的血，沾上饅頭便有奇效呢！而面對「崩世代」的種種危機，人們非常容易有意無意地進入「獻祭」的思考模式。特別是在於一個法西斯傳統極強的島上，犧牲一些人，除掉一些人反而是偉大的。

因為生命重要，所以用生命獻祭就有可能產生奇蹟。愈是強調生命的神聖的，愈容易想要活人獻祭，愈有「合理」殺人的理由，不管是聖戰，或只是希望再一次的「經濟奇蹟」，或是希望有「強健」的國民以強化國力等等……

對我來說，生命沒有多少內在的神聖價值，重要的是幸福的活著，避免痛苦、絕望以及伴隨而來的悲慘的死亡。這或許只是一種過於神經質的思考方式，但當文化傳統、乃至於我們生物上難以逃避的人性，也就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本身可能會讓我們不必要的傷害他人時，謹慎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