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周前，歐洲議會大選的結果中反歐盟派的政治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反歐盟的明星，也就是UKIP的Nigel Farage宣布這為重大的勝利。不過，UKIP與Farage在各大媒體的報導中，基本上還是被當成一個極右派的政治人物，而反歐盟的勢力也往往被視為極右派甚至法西斯的政治力量。就一個觀察者來說，我不否認UKIP有排外的問題，但重要的反而不是單純將之定位為「排外」，或說，排外這種基本上是罵人話的用語，反而讓人看不清實際的問題。
反歐洲，反移民之所以能夠在群眾中得到支持，一個政治理論上的背景是歐洲主流的文化多元主義，在很基本的正義原則上失敗了，所以政治共同體的人民也就認為自己有正當的反抗理由。他們的語言受限於一般的政治語彙，因此也很難避免極右派的表述，但他們的「排外」並不是一種文化性的問題(如大多右派的思維模式)，而具有可普遍化的特色。
對於政治自由主義者來說，特別是Rawls的架構來說，一個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的基礎，是一種假想的社會契約，在這個被稱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假想狀態中，人們對自己的出身、天份等等是一無所知的，Rawls認為，因為人們對於自己在締結社會契約後，自己的出身如何，天份是否能在社會中發揮等等一無所知，在締結契約時，會接受一些對於不利者的最低度保障。而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該原則的內容上，社會上的不平等只有在對於最不利的人有利時才是正當的。簡單的說，Rawls認為只要特定人賺取相較於他人極大的財富的同時，如果經由稅收或其他方式，對於最不利的人有利時，他的財富就是正當的。
這是個相對之下溫和而四平八穩的立場，然而在面對移民時，Rawls式的立場就需要補充。首先，就算是假想情境下，移民定義上就必須在政治社群成立後再移入，這意義是其實移民並沒有「無知之幕」，而是知道的－否則，為什麼許多移民是「希望有更好的生活」而來到新的國家。而雖然在經濟狀態的絕對值上，移民可能顯得不利，但在本國的人民，特別是狀況不好的人在人生中完全沒有「更好」的希望，而移民若非受欺騙與剝削，相較於本國最不利的人民來說，至少對人生有掌控。
當然，開始比慘的話，事情就會顯得很難看，然而，如果我們看到路上的遊民，心理想的不是「他的狀況頗為不幸」，而是「哈哈，索馬利亞有許多人比他慘呢！」那顯然有嚴重的問題，這問題主要是對於人類的幸福沒有理解，除卻一些絕對上的不幸，如痛苦的疾病，至少就快樂來說，主要是相較於他所處的社群的狀態，而說穿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而這也與期望有關，當人對人生有掌控，確定努力會讓自己有更好的未來時，人是能夠承擔巨大的磨難而甘之如餄的。而當我們思考平等的問題時，一些實質的，而不是帳面上的因素，至少在面對社會中最不利的人來說是重要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花大錢請遊民吃一頓，有時並不是那麼有效）總之，在這個狀況下，外來的勞工與移民，說穿了光就有「選擇」這一點，就比本國的弱勢來說好了。
這會影響到我們在外勞與移民的狀況下思考差異原則的問題，外來的人口很難說是「最不利」的人，而甚至由於他們幾乎在定義上，相較於本國人來說就顯得「有知」，這使得基本上不能將之得到的利益，視為在差異原則上「最不利」的人的利益。而在平等的問題上，也由於無知／有知之間的問題，以及不同的價值參照，一旦考慮對於人生的掌控上，他們雖然狀況並不好，但一個二、三十多歲來做體力勞動的外勞，比起五十多歲無財產的本國臨時工來說，說穿了狀況好太多了。而也因此，外勞得到的好處（相較於他所處的人生狀態）來說，也應當只在讓最不利的本國勞工最有利的狀況下，才是正當的。然而，顯然地，要說外勞對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沒有影響，是睜眼說瞎話，也因此我們總希望白領勞工來，理由在於一來比較不容易影響國內的工作，二來其較高的收人，也能夠經由稅收，回饋到較不利的人上，而藍領勞動者則往往成為排外的對象。
當然，這並不是外來人口的人格、文化上的問題（因此文化多元主義基本上除了用來罵小老百姓外，沒啥用處），而是基本的社會架構上的利益衝突，無法合正義原則地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的是一般性的政策，說穿了就是限制外來的勞力與人口的政策，而失去了這個一政策的自主權，基本上就是破壞了一個社群本身的正當性。而這正是歐盟試圖做的，由於歐盟在人口與勞力流動上，有一般性的準則要求成員國遵守，而結果往往是所有勞動力全球流動的狀態－企業主得利，外來勞工狀況不好，但也較原先來說有改善，但本國勞工則一來失業降薪，二來還得不到理解。而如果需要經由稅收的方式平衡這種狀態，則又在制度上無法對外來人口差別待遇，結果就是稅收要嘛無法負擔，要嘛則是不足以讓「最不利」的人有利。
而什麼統合的大話，文化多元，都無法處理這一個核心問題，在無法控制外來人口的狀況下，弱勢的人民的情況無可避免地惡化，而且支持這類政策的，還是原先站在弱勢方的左派，這使得弱勢勞工在政治代表上極端地無助，更不用說三不五時媒體上的排外、法西斯的攻擊了。在這個狀況下，反歐盟的政黨興起只能說是理所當然。
而在關於對狀況不利的外國人民的支援上，開放人口流動並不是最正義的做法，理由在於，當我們用集體的稅金幫助外國人時，有錢人繳多稅，而如果有累進稅率，則繳得更多，這至少有機會讓「有利的人」去幫忙不利的外國人。問題是，開放人口流動的狀況，則是外國人經由勞力市場改善生活，而影響的是本國的勞動者，這等於是逼迫本國最不利的人去付錢支持外國不利的百姓，而甚至本國資本家在這個狀況上還繼續獲利，但好笑的是，歐洲左派知識分子若不是根本和資本家站同一邊並罵老百姓法西斯，就是對資本家作一些根本上不痛不癢的批評。外援與干預過於不義的政權被罵帝國主義，但勞力的流動則是歐洲左派的希望，這種狀況偽善到了極點，但也正是歐盟的基本立場。實際上歐洲左派可能要感謝UKIP之類的反歐盟政黨，沒有這些政黨，恐怕極右派會更加猖獗。不理解人性的世界主義立場，不管有沒有自覺，都是全球資本的幫兇。
（當然，就臺灣的狀況來說，我們有移民與外勞政策的自主權，因此基本上問題只在於事實上外來人口的引進有沒有使得本國人口的狀況來得惡化，而在許多方面看起來外勞與外配對臺灣是相當正面的，姑且不論技術人員，單就看護幫傭來說，大抵上是貢獻很大的。甚至問題在於我們對外來人口的歧視。不過，工廠勞動者就是另一回事了，而這也是工商業主主要關心的地方，而在這裡，很明顯地存在著利益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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