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這個年代,我們無法期待大部分的事物「維持現狀」,但在複雜的政治存在中,特定的人民必然需要有特定穩定的狀態,state一詞的字源上意義,就是一種「狀態」,而現狀在拉丁文中,也就是status quo。state作為狀態的用法在英語中,特別以state of affairs這表述留存下來。國家是一種狀態,而狀態必定有其持續的現狀,作為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政治秩序的存在,「維持現狀」這一詞在國家的層次上,必定是有意義的,而且甚至是國家的存在條件。
但政治共同體的現狀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則是一個充滿政治鬥爭的複雜問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試圖將國家的核心的現狀,認定為特定的文化價值,乃至於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反諷地並不重要了,一個假想的例子是,為了保存大中華的文化價值,讓臺灣的政治存在消失(對許多人來說,這個例子並不那麼地「假想」)。然而,當文化價值定義現狀,反而在目標上,就試圖使現狀下的國家消失時,特定的文化價值自然不能作為定義現狀的基礎。
現代國家試圖將現狀定義為某種「民族」認同,加上特定的權利保護的憲政體制下,國家的現狀,就成為國族的法秩序。不過,「文化」認同往往侵蝕民族認同,而自由主義處理多元問題在於強化權利保障的面向,而弱化民族認同的面向。也就是說,以強化權利保護的理想主義,補充民族認同的消弱。而面對同一個問題的另一個處理方式,則是強化民族認同,乃至於經由意識型態的灌輸,弱化權利保障,而當權利保障不存在時,多元文化自然就不成問題(能夠保留的都是無衝突性的樣版),而這導向的就是一種法西斯或蘇聯或中共式的政治存在。
這種現狀定義比特定的文化來得更深刻。現狀本身是一種在民族認同與權利保障之間的折衷,然而也不免在許多事例中,在這兩者間作決斷。
然而,就政治共同體來說,一種「存在先於本質」的政治存在主義是很難避免的,在我們理解現狀的性質之前,現狀就已經存在了。而政治存在主義的另一面就是,在討論國內應當是如何時,國家必須存在。而在這時,現狀的基礎就是一種國際政治戰略上的情勢,而每一個存在的國家,至少都有一些能夠存在的基本現實情勢,這時要理解的,就不是抽象的空泛主張,而是國家存在的戰略條件。
而這種條件下,並不是大國就能夠持存,一切都要放在特定的脈絡下。而在這裡,臺灣五十多年來的「現狀」,實際上就是韓、日、臺等東亞國家對於中國的權力均衡。而這幾個在產業上不互補,乃至於在一些地方是競爭者的國家(雖然臺灣顯然落後了)之間,並沒有太多合作的條件,然而,戰略上的現實,以及在冷戰架構下由美國主導的區域「平衡」,而非以特定強權國為核心的區域「統合」,使得這幾個國家在一個戰略平衡的架構上,有清楚的存在理由。區域平衡希求的,正是維持各個國家的持存,以避免強權的產生,而所有的小國,一定意義上都是靠著區域平衡而存在的。也就是說,這就是存在上「現狀」的基礎-在強權國的陰影下,維持的平衡,在這個態勢下,「大國崛起」必然是一種威脅。
而當美國指出不希望「現狀」的更動,我們經常以為只是特定的爭議性外交行動,會使得大國「不滿」,產生大國操作的困難。但問題並不在這裡,現狀的核心是一種權力平衡,而真正能夠維持權力平衡的,也就是在五十多年來「現狀」下持存的國家的合作與繼續持存,而這其實也正是大戰不會發生的真正理由。然而,當美國有意漸漸減少在東亞的支出時,這些東亞相對於中國的國家,就必須自身負擔起更大的責任,而這也是日本漸漸試圖重建軍事影響力的背景,而實際上,每一個相對於中國的小國,都有理由積極地「維持現狀」,因為無此,我們就有消失的危險,而當世界的對抗經由區域強權在區域的兼併,升高到全球的層級後,真正的世界大戰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現狀下難以想像真正的世界大戰的理由,無非是各個區域的權力平衡,特別是無侵略能力的小國為了存在而維持的平衡,使得衝突的層次限縮在「區域」。
而在這個意義上,臺灣作為存在的政治共同體,面臨了一個選擇,是要繼續存在,維持區域的「現狀」,還是成為中國的附庸,乃至於一部分,作為擴張的馬前卒。所有「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就是中國必然成為區域強權,乃至於「爭霸世界」的神話,而這種神話內蘊的就是東亞現狀的破滅,以及世界性衝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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