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霍耐特(Axel Honneth)的《為承認而鬥爭(Kampf um Anerkennung)》以及一些隨想

霍布斯對於社會秩序如何形成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影響力深遠的思考模式，也就是原子式的個人，基於各自的私利與生存進行鬥爭，而鬥爭的壓力使得社會秩序形式(在霍布斯的理論中，就是接收個人自然權利的利維坦的形成)。

早期的黑格爾試圖在一種亞里斯多德式目的論的框架中，回應霍布斯式的主張。雖然黑格爾反對原子論式的個人與社會鬥爭是基於利益的主張，但他認為鬥爭的確是社會秩序發展的動力。而在個體經由自然的愛的承認關係，能夠與他人互動後，原本人們是處於無意識而沒有現實性的風俗之中。而這只能在第一個違反規範的「犯罪者」與第一個受害者的鬥爭之中，使得個體在要求對方承認其權利的鬥爭過程中，超出了私利與無意識的風俗，而成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權利主體，而以法律／權利的普遍性整合的市民社會也就在鬥爭的過程中實現，而這是「為承認而鬥爭」作為社會進步的模式的理論來源。

不過，不管在早期黑格爾的亞里斯多德主義架構，與之後黑格爾的意識哲學架構中，同樣經由鬥爭而達到法律權利的層次，但雖然都同樣地認為法權，也就是市民社會的私法與治安的政治模式有所欠缺，而需要為名譽而鬥爭，或需要市民社會之上的，國家的層面。但終究黑格爾的理論轉向了意識哲學的模式，而遠離了為承認而鬥爭的理論模式。不過，「為承認而鬥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洞見。霍耐特試圖透過社會理論與「經驗研究」重構黑格爾早期的理論。

霍耐特使用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理論中主我(I)與客我(me)之間的張力，也就是在發展心理學上，幼兒只能經由他人對自己的反應形成自我認同，但主我的潛在趨力不能被客我所限制，因此自我認同的過程，在經驗上就是一種需要初步的承認關係，也就是父母子女的愛，才能產生初步的自我。而在遊戲中形成概化他人/普遍化他者的，並將之內化的過程，則提供了黑格爾的分析中，體現普遍性法權的權利主體的面向上的經驗基礎。然而，在試圖在現代市場社會的法權模式更進一步時，米德也只能訴諸領袖人物的卡里斯瑪。

霍耐特進一步援引精神分析與法律發展的理論，將由黑格爾起頭，米德補充經驗內容的「為承認而鬥爭」，重構為一種關於承認關係的分類與結構的社會理論。在其中，承認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愛與友誼，這個層次關注的是人的需要與情感。而傷害這種承認的方式是虐待與強暴等。情感上的承認，也就是愛與友誼的經驗，是人能作為個體取得社會承認的前提。

第二個層次是認識上的尊重，關注的是人的道德義務與法律關係，傷害承認的方式是剝奪權利與歧視。而法律權利使得人能夠進一步得到普遍化與非形式的實質的承認。

第三個層次是團結的層次，這是在社會互動交往中，個體的特性與能力都受到肯定，而這種承認形式是一個價值共同體中相互實質的肯定。而這會被毀謗與其他令人感到自身無價值的傷害所破壞。團結的層次一方面讓人的個體特殊性發展，另一方面則又能朝向平等發展。

在霍耐特的分析中，他認為社會鬥爭的起因，主要並不是利益的衝突，而是許多社會成員經不被承認，而為了社會承認其權利與其自尊的道德鬥爭。因此，一些太強調社會利益衝突的社會理論模式，就有其侷限。霍耐特也認為，當代「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的爭論的興起，也可以放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鬥爭，是具有實質的道德意義的承認鬥爭的角度解釋之。

而為承認而鬥爭的理論，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社會進步的方向，能夠充分達到更完整而普遍的承認的社會，就會是進步的。但具體上的變革與政治努力，就不是理論的任務，而是進一步的社會鬥爭的任務了。



《為承認而鬥爭(Kampf um Anerkennung)》，霍耐特(Axel Honneth)著，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