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經驗永遠是極為複雜的，因為殖民者在剝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現代化」，這包括科技上的進步，與統治技術上增加的動員力，而更麻煩的是，如果我們承認理性與啟蒙多少具有普遍的價值，至少理想上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中，會有優於各別文化中許多可怖的成分－用來批判燒女巫的普遍準則，也就能拿來批判沉落水之類的私刑。
雖然理性、科技等等，經常被殖民者用作為歧視被殖民者的理由，但說到底，理性終究要求普遍性，也因此，被殖民者也能夠運用普遍主張，批判殖民者的偽善，而許多被殖民者想要得到尊嚴的方式，並不是無條件肯認自身的文化，而是讓自己比殖民者來得更為理性與「文明」。也就是，理性的普遍性，與被殖民者肯認自身的特殊性，在殖民地反抗運動中統合起來。而殖民地獨立運動也因此具有進步的意義與尊嚴。
不過由於一些歐洲人，在經歷大戰後開始反省「現代」這一回事，然後藉由反對現代性與理性的普遍性，同樣也就反對肯認理性的殖民地獨立模式，結果就是和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力量脫鉤，而愈來愈支持基本教義派。而在各國之中，極左派與極右派，也就經由反對理性統合起來。更好玩的是，所有有心幹壞事的大國，更有了口實來反對任何批評了。
回到臺灣的狀況，日本的殖(植)民統治的模式，因為時間點特別晚，統治技術比十七世紀左右的殖民來得先進多了，而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取得不易，如果要從殖民地得益，需要更集約的經營，這對於日本的有限政經實力來說，其實相當困難，也因此在領臺之初，日本國內還有想要「賣掉」臺灣的聲音－因為投資臺灣實在太花錢了。
相對於臺灣在十九世紀末，如同中國大多地方一般的極端落後，日本的殖民統治中「現代化」的力量是特別強的－而這也多少可以由臺灣與韓國在戰後相對進步的基礎建設看得出來－這可能是世界史上建設的最好的殖民主義－這並不是因為日本人多偉大，而只是歷史處境使然。而日本的「進步」在當時，其實並不是什麼新聞，就中文大部分的重要學術用語，從政治、經濟、憲法、權利等等，到譯名如「柏拉圖」的漢字，都是源於日本的翻譯－這種進步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日本基本上就是一個國族主義、帝國主義式的十九世紀國家，而許多地方甚至更加原始野蠻。並且在當時，日本從德國學到了一些特別危險的粗俗版本的「歷史哲學」(德意志觀念論的粗俗化，是第二帝國時期普遍的思想氛圍，這點Peter Gay在談威瑪時也順帶討論過)，而其影響至今都沒有消退。像是史賓格勒之類除了有點思想史上的趣味外，早該丟到垃圾堆中的東西，在戰後的日本還是一堆人在講哩－就算是今日的日本右派，還是有一堆十九世紀的原始人。
而這種國族主義影響下，殖民所宣稱的「進步」背後必然有許多偽善之處，因此賴和可以寫出非常直接的控訴小說；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許多擺明邪惡的情狀，則能讓楊逵寫出許多帶有左派現實主義色彩的寫實小說；但當然的，殖民者的進步，也能讓知識分子開始批評自身文化中的野蠻成分，而張文環的〈閹雞〉則寫實到恐怖的地步；而被殖民者靈魂上的空虛與社會的無力，則是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題。「善良的臺灣人」基本上只是一種理想與神話，現實上的臺灣人一直以來都不怎麼善良。
而當評判龍瑛宗、張文環在皇民化運動中較為親日的立場，乃至於寫出基本上是宣傳文學的〈志願兵〉的周金波時，以「正港臺灣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是與殖民者站在一起的壓迫者；而以「中國人」來看，則是萬惡的叛國賊。但其實他們是日治時期最有深度的一些文人，而背後的出發點在於反省自身文化的邪惡－這件事在中國可以由比較「痛快」的魯迅來表達，但在臺灣，一切都更複雜了，但這種複雜與難言反而是更有意思的。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臺灣在二戰之後能夠在原有的知識圈的基礎上發展文學乃至於政治上的論述，而不是用暴力將這個圈子消滅，以仇日的心態使得日文的討論噤聲的話，這些原來的親日知識分子，其實會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批判力量。
不過，現實的歷史就是整個臺灣的文化界，雖然還是有許多人努力，但基本上在1947年之後就「凍結」住了，而中國來的難民雖然在文化上也有可觀之處，但相對上並不特別「進步」，結果就是本來能夠發展的東西停滯了，而一個社會文化上的自我批判也消失了。在臺灣比較細緻的文化自我批判，反而是來自於一些「外省人」，像是白先勇之類的，而李安一定程度上也是。同類的自我批判，特別在臺語(閩南語)圈子中比較欠缺。
這是有文化後果的，雖然實際上許多社運人士，或是比較進步的，常被打成「泛綠」的知識分子對於一些文化議題，例如同志平權吧，是相當進步的。但在知識分子的進步的同時，文化背景上可沒有什麼「孹子」可拿來說嘴。而三不五時就會有一些所謂的綠營大老說出些「穿裙子的不能當總統」之類的鬼話(就算是支持比較傳統的家庭價值的人，也不會用如此粗糙的方式來談事情)；雖然說真的，所謂的「深藍」群眾，特別是一些奇怪的「基督徒」的恐同也是不遑多讓，但問題在於臺文的文化圈空缺了一大塊文化上自我批判的文藝資源，結果就是任何一個有點天龍心態，而同時又在性別問題上比較進步的人，很容易就會自動將那些「說臺語」的當成是一群父權主義下的混蛋…而三不五時人們總會在電視上，或是在身邊真的看到這種人。
被殖民者的自我肯定固然是正面的，但如果缺乏自我反省，或說自我反省只在「臺灣人不團結，不覺醒」之類的層級的話，基本上可以說這五十年來一點長進也沒有，而在那些高喊「愛臺灣」但又異常空洞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黨國教育真正的成功，一般臺灣人的文化素養幾乎是活化石的等級，只能在老一輩的人用日文寫的俳句上看到，而在黨國世代上則只留下一片空白。
這當然沒有批評臺灣文藝圈的意思，實際上沒有許多人的努力，狀況遠會更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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