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不達意、意在言外與言下之意

許多人，特別是缺乏表達技能的人，常常會覺得無法用「語言」(或其他表達方式)，表現出自己想說的(想表達的)，而由於我想說的一堆，但連個正確的中文句子都寫不太出來，這種感覺自是特別強烈。

「辭不達意」這一回事，表達了我們常有的一種直覺，也就是存在一個語言之外的，內在於我的心靈的意義，以及用來表達意義的語言。這種「內心」/「表達方式」之間的二分，對於許多人來說是如此的自然，以致於就算想要刻意拋棄這種思維模式，也很難在維持心智正常的狀況下辦到。

例如我們「重述」之前看過的文本時，我們會覺得自己運用語言，將我內心了解到的，該文本的意義，用和原作者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

但這一種自我感覺，在Quine式對於「意義的意義」的解消，以及Davidson式的意義分析中，則被全然地否定。而對於Derrida系絡的討論中，也面對類似的，否認有一種「存在於內心」的意義內涵的可能性。

「文本」-(進入)-「轉述者內心」-(表達)- 「文本重述」
的過程，簡化為
「文本」-(翻譯/轉換)- 「文本」

也就是將我們直覺上覺得理解、記憶特定意義內涵的自我排除掉，或說自我失去在本體論上的位置，至多只是文本之間翻譯產生的剩餘。 當不再有自我時，解釋我們理解並轉述特定文本，就變成一個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主體，或說人也就消失了。

雖然有一些不錯的理由以這類的方式看待文本與「意義」，但我不認為作為一個有限的人類，這件事是有可能辦到的。 這樣看待文本，乃至於看待人，使得將他人「心中」的「潛在文本」理解變得不太可能；這樣的結果是，要嘛我們只能去看他人說出來的話語、寫出來的文章等等，而忽視這一個人的存在。要嘛當我們試圖去觀看，理解，乃至於「關心」一個人時，我們就只能透過非語言性的－極端私密的直覺、猜想，單純透過他人的「面容」達成。

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狀態。這意謂著，我們不再能透過創作認識創作者，而我們感覺到的豐富內心，以及試圖表達內心的衝動本身失去意義。只有在內心中的「那個不存在的東西」被「完全的客觀化」之後，也就產生一個客觀的產物之後，才能「被當一回事」。 一個不善言詞的人，等同於一個無話可說的人－即便他想說的話很多。
 
當我們完全將主體消除之後，雖然在恣意游走於文本間的過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時也消除了透過創作了解一個人，乃至於透過未能成形的創作文本，「閱讀」一個人的能力－人就只剩下他的一張臉。而這張臉是處於恣意的、私密的暴力之下的。

文本、語言內在有恣意性，或說是一種(隱喻的)「暴力」，很多話不可能用某種語言說出來，而語言本身構成，乃至於支配了所有潛在能說出來的話。「是話在說人，而不是人在說話」(來自於海德格的一種隱喻)。然而，拋棄語言的結果是，那些真正「有口難言」的人，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放，反而是永遠失去了他想表達的聲音。去除說話者的同時，那些「不可言說者」也就失去了意義了。沒有人幻想有一種普遍完整的語言，可以翻譯任何一種言說／文本，然而當否認了在表達的形式，與表達的內涵，乃至於表達者的區分，我們再也無法聆聽他人了。

要求人以去除語言、意義的方式看人的想法，立基於對於人類身為有限者的一種否認，並強加一種無限的神學在人上－在這裡，許多「後」學基本上是極端基督教化的。有限的人，與其他有限的人，使用有限的溝通方式共處，並寬恕人的有限性－而這種寬恕，也是有限的。而因為承認有限性，而且與有限性「和解」，人才需要共處，才是「政治／社會／城邦」的動物。將每個人都當成無限的他者（Levinas式的思維)，太神學了，即便要作的是無限的關懷時，也太殘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