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思維(9)

應該不會有太多人質疑，在這個島上面的，是一個世俗化的社會。畢竟，這個地方在體制上要求政教分離，而宗教誡律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都是僅供參考。不過，世俗化(secularization) 的背後，是一整套正當性來源的轉變。

不過，正當性本身也是個麻煩的概念，大致上，正當性如果不涉及「支配」(如Weber在《支配的類型》中的討論)，至少也涉及權威，也就是說，一個人，團體，或只是特定的世界觀的權威，必須有正當性加以支撐。簡化地說，正當性就是權威的來源，而權威是一種讓他人自題認同、尊重或甚至服從的地位。

在這裡又可以再談兩種不同的正當性意義：社會的正當性與倫理的正當性。社會的正當性，也就是Weber討論的，是一種社會事實，在這個意義下，納粹掌權時也是有正當性的。而倫理的正當性則是在政治哲學/倫理學上能夠證成特定人、團體性抽象的立場的一般正確性。

倫理的正當性和社會的正當性雖然是兩回事，但雖然倫理上不會有絕對的答案，但由於人會思考，完全沒有倫理正當性基礎的權威，終究會被質疑而消失。而雖然支配並不一定需要正當性，純粹的暴力有時也足夠了，但大體是無法長久的…應該吧

(暴政必亡之類的想法不過是一種樂觀的推測，總是有可能經由強大的技術達成無正當性的永恆支配－而這就是大部分「反烏托邦(dystopia)」的情境)

而世俗化的理論意義是全社會的各層面的，或至少是最重要層面正當性來源的改變。明顯的大例子自然是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並不需要宗教的加持，甚至最不應當以宗教作為正當性的來源(也因此，許多基本教義派的目的就是建立以宗教正當性為核心的政府)；而明顯的小例子則像是婚姻制度，這固然不是傳統上討論正當性的脈絡，但在婚姻中的權利義務，乃至於各種道德要求，例如男人要養家之類的，或是對於生育的要求，都會影響婚姻關係中能夠提出的要求，雙方各據以主張的權威。而世俗化，至少在明顯的宗教文化中，就是不再以教義作為婚姻關係法制上的權利分配，以及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據以主張的權威觀點的根據。

而一個問題是，世俗化是不是單純「繼承」了宗教正當性原有的權威架構，而只是用世俗的正當性加以填充，例如原先的神授君權，只是換成了民族，而兩者同樣有要求人付出生命的權威，除了意識型態之外，現實上世俗化也涉及對於教會財產的徵收，以及官僚組織上的模仿。而在婚姻這類的例子上，一夫一妻的宗教基礎(這是以基督宗教為例)，被換成一種以意志上的承諾，乃至於另一種「愛情神話」加以支持。

而如果世俗化是「繼承」了宗教正當性，搶佔了宗教原有的權威位置，但並沒有生產出自身的權威理由以及結構。那世俗化並不那麼地「世俗」，而人們在世俗的世界中，仍然想要找「上帝」，而這成為對於政治強人的期待；仍然期待末日來臨，這不只在國防外交上，在經濟政策上也內在必然地短視，而國際金融與絕對王權時代同樣地，一方面沒有正當性，但另一方面又有極大的事實權力(「猶太銀行家」的陰謀論，源自於中世紀的社會結構；然而說穿了，當代的NWO或是光明會陰謀論，也相差無幾)。 而在沒有宗教支持的婚姻與愛情關係，則充滿了各種都會神話，而在基本的結構不變下，只是不斷地增加雙方的義務，終至於難以維持。

這些都是些泛泛之談，不過關於現代的正當性是由世俗化過程中繼承至舊體制的，還是理性與現代性自行創造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主題。而大致上，在Blumenberg之後也應當沒有人認為現代的正當性是單純地繼承自舊體制，問題只在於，現代的正當性的自主性與創造力是否能夠產生新的正當性結構，以重新規劃統治與許多私人關係。

而這些問題是極為「歐洲」的，但天朝體制基本上也有其神話與政治合一的傳統，媽祖基本上是被清廷的「天子」所授權的，而所謂的「法統」與「道統」在二十年前還是極為重要的意識型態－而那些人今日除了不明講之外，心態其實沒差多少。天朝的一種譯法是heavenly bureaucracy，而這與民間信俗中的各神明都有其「官僚機構」中的層級乃至於管轄範圍，基本上和我們今日對於政府機構的觀念沒有太大差別，而和「官」打交道的方式也是差不多。
 
當然，說到這裡一定又會回到一種(有時顯得粗糙的)文化論證，例如中國醬缸文化(柏楊的常用語) 對於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傷害云云。不過，要讓這類的討論「有趣」起來，或許還是得找尋結構上的特徵，而無法泛泛而談。當然，由於這件事相對於附和民族主義的討論方向來說吃力不討好，大致上還是很難有清楚的視野，但看不清楚不代表影響不顯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