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存在形式

「那些佔領國會的學生不能代表臺灣人民(我)」。

這一句話很自然地，是許多「沉默的臺灣人」的主張，而當我們看著一些穿白衣服的老先生想要對抗反服貿的學生們時，這個主張也就顯示出一點說服力來。

但說穿了，反服貿的學生們，乃至於任何的社會運動者中，由於一定會和特定的既得利益者對抗，想也知道劉政鴻在反大埔的青年身上，也可以主張他們不代表縣民，而由於劉政鴻在技術上也是個「縣民」，因此，至少有一個縣民沒有被代表到，也因此這群反大埔的人都是「僭越」了人民的意志。

如果我們單純用數量來看，那麼自然地，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運動能夠「代表」人民，甘地僭越了印度人民，因為一定有些人仍然願意被殖民；馬丁路德．金恩僭越了美國人民，因為有大量的人，甚至可能是多數人，仍然支持「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政策；乃至於我們稱為「國父」的孫文，更是個不折不扣的僭主，因為，當時大部分的人恐怕都反對他。

結果就是，在這種思維之下，所有「為人民發聲」的都是些邪惡的僭主。而相應的，唯一有辦法「客觀」的代表人民的，就是統治的架構，而法律，就是統治架構的一環，結果就是，我們不會過問金正恩是不是代表了北韓的國民，不會過問習近平是不是代表了中國的國民，反正他們就是北韓與中國的「代表」。而在這個意義下，「強權即公理」，暴力完全取代了權力。而很好笑的就是，由於外在的客觀性上，強權總是可以維持一種「統治形式」，也因此相對於「沒有形式」的人民來說，就有辦法用少數「代表掉了」人民。而民權運動，反而被要求需要「全部」，或至少是「絕大多數」的人頭。

在這裡的問題在於，人民幾乎是「沒有形式」的，而其實「數人頭」，或說「全數決」，也是一種形式，但人民沒有形式，又如何產生「人民的聲音」?如果現實上特定範圍的人，一定會有利益的衝突，至少任何政策，除非完全的不痛不癢，都一定會有受益者，結果就是，對於任何政策的，沒有被體制「授權」的 (這和「體制外」其實意義不同，以服貿來說，就算是運動者的目標也是提出他們的監督草案，而還是需要立院的通過，並不當然生效) 群眾運動，都只是僭越人民嗎?

初步來說，如果再以希臘式的，並經由Hannah Arendt重新描述的「人的處境」來看的話，人是行動的動物，而行動的重點在於，經由人與人之間的論述與情感連結產生權力，或說行動力，以創造新的生活方式來說，重要的並不是單純的生物性的個體，人民指的，是特定範圍中共同行動所產生的潛在權力。這在服貿的情況下是很清楚的，雖然那些充滿妒恨的人總會認為這無數的人都是收了民進黨好處云云，但這種話很明顯的不是實情，乃至於幾乎大半的人(特別是學生們)的朋友中，都很有可能有一、兩個人在其中，而大家很明顯地知道，他們是自發的，並且是不容侮辱的。而這些人自發的產生了很多創作，藝術的、音樂的、新聞的，乃至於法律的，代表就是目前提出的民間版本的監督草案。這些主動產生的創造力，就是行動力或權力的展現，而相較於執政者的僵死，在這裡，其實可以很清楚地說「人民」是站在那一邊。

這件事實並沒有「反民主」的問題，已經過世的Ronald Dworkin在討論民主制時，很清楚地指出了民主並不只是投票。當然，其中有許多比較細緻的論述，在這裡只需要一組概念上的區分政治上的「衝擊力(political impact)」與政治上的「影響力(political influence)」，在其中，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指的是每個人在政治上能夠產生的衝擊應當是一致的。然而，政治最重要的不是這種單純的、量上的力量。而政治上的影響力，則在人與人之間有巨大的差異，理想上，這種影響力來自於顯示出人類行動力與權力的人格展現，如馬丁路德．金恩的影響力絕對大於一個平凡人。實際上，就算現在已經威望全失，馬英九的影響力也當然大於一個人。

如果人民的意義，最終是自發產生的權力的表現，那重點就不在於數量，而在於這種產生的權力是否被刻意地扭曲掉，而當人批評官方的「造神」，如金正恩，或是過去的馬英九，也就是想要主張這些人的政治影響力是扭曲的。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反對學生的人，總喜歡將他們說成拿民進黨錢，因為重點就在於他們想要經由主張運動「不是自發的」而否定其權力。而由於暴力與自發的權力，就Arendt的分析就指出了一件大家潛在知道的事實，也就是暴力和權力是互斥的，也因此，「暴民」的修辭就會出現，希望經由將他們打成暴力之徒，而否定其權力。雖然，這些指控到最後，說穿了就是在侮辱許多人的人格，以及他們的朋友的人格，以及他們的家人的人格，最終只會產生更大的社會分裂。總之，權力是很難被各種宣傳與話術所否定的。

不過再進一步談，很有趣的是，當一個人開始主張「民進黨陰謀」，或指摘人們是「暴民」時，他背後的邏輯就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數人頭式代表」了。也就是說，重點就已經不在於主張「那些人不能代表我」了，那些人和你的意見相不相同，無關緊要，並不會因為他的意見和你不同，因此就不能代表「人民全體」，因為重點在於在這個社會中自發的權力的展現，也只有在這時，熱心的，有行動力的人，的的確確比沉默的，冷漠的人來得重要太多了。而也因此，「沉默的」大眾，也就相形見絀而產生了妒恨，甚至有心人士還真試圖營造出恐怖來，例如那些拿刀放砲挑釁的飆仔。但相對的，運動者反而顯得明朗而毫無恐怖之感，因為有權力的一方，最不需要的就是營造恐怖。

實際上，服貿背後的問題，許多是臺灣政府的行政能力長期以來不彰，以致於所有本來都存在的問題，在一個威權的霸權國家介入之後，可能會引起大爆發，由於這些問題現實上都存在，這種疑慮也是有現實基礎的。當一直以來都有偷渡客，假結婚時，當外勞政策還成大問題時，政府無能，也無心提出一個合理的處理方式時，面對中國的大門，自然也不可能好好處理。在金融監理上的不透明，官商鉤結的疑慮，公器私用的現實，也同樣地是在現在的臺灣的問題，而同樣的，政府無能也無心改革，而在中國進駐時，更無法期待這樣的政府處理更大而更複雜的問題。而媒體上的商業主導，公視所受的政治黑手，同樣的也是臺灣的事實，而也更無法期待中國因素強化之後，產生的扭曲。房價不待中資，也早就不健康地發展了，而中資自然只會讓問題惡化，說穿了，大半服貿的問題，實際上並不是新的問題，只是中國因素都會放大這些問題，而使得這個島的原來不建全的制度與實踐益發嚴重。

而這些原本的問題，其實背後的最終因素，或說國家的治理能力不足的最終因素，就是缺乏自發的，熱情的參與。民間許多團體並不需要領大量的薪水，甚至不需要拿錢，單單基於政治行動的熱情，就可以產生許多提案與行動，問題只在於，在這裡的代議制度上，以及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的執政現實上，這種力量都被打壓而消失。而背後大致上就是短視以及個別的利益，當政府永遠和民間力量對著幹時，民運人士自然就會被當成麻煩與阻力，孰不知如果順著做時，這些人可以是真正的助力。

然而，如果不能充分動員民間的自發力量，民主所需的統治能力也就不可能建全。這倒不只是臺灣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的問題，而麻煩的是，自由貿易要嘛就是發揮主動的破壞作用，要嘛至少是「有覆無記」，也就是說，就算自由貿易本身不惡，也會因為強化原有社會中的種種問題，而使民主更加絕望，而同時，政府也因為喪失權威，不斷地說謊與跳票，失去有意義的治理能力，結果產生的就是一個資本與暴力統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