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力消亡的年代

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中，分析了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差異，以及其成敗的關鍵點。他的結論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經濟議題，最終破壞了革命「行動」的本質，而當革命失去了經由行動創造政治世界的力量後，革命就轉換成了暴政。

這一個分析，自然連結到Arendt在《人的境況》以及《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一個關心的主題。這個主題基本上是「人是什麼樣的動物」，而在這個關懷下，Arendt將人類的「積極生活」(vita activa; 相對於「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分成了「勞動(labou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而其中，行動是人類最重要的一項特質，這是一種對於亞里斯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動物」的一種現代的改寫。

勞動的特色是周期性，重覆性，以及單純的消耗性，正如每個人每天都必須不斷地吃、喝，而在最純粹的「營生」上，日復一日地勞動，最後的目的就是提供每日的消耗，至到死亡為止。

工作的特色在於一種外在的「創造性」，工作為這個世界中創造出不單純被消耗的、持久的事物。工藝品、建築，乃至於各種「日用品」，人在工作中，開始能夠經由對於事物的加工，使得自己能夠不只是單純的消耗至死，而能夠經由創作自我實現，即便是砌磚塊築牆，也有其自我實現的面向。然而，由於工作的目標，仍然是受外在(不管是他人的要求，或是自身肉身的需要)決定的，工作最終無法產生自身的目的，而最諷刺而悲哀的，就是在Auschwitz門口的「Arbeit macht frei(工作帶來自由)」的標語所顯示的一切。

行動，則是人與人產生政治權力的能力，也就是經由談論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問題「人(們)應當做什麼」，產生目的，產生價值以及創造出城邦、歷史與共同記憶。而對於Arendt來說，這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而當一個社群失去了這種能力，暴政就是自然的結果。同樣地，對於Arendt來說，民主或共和制的價值，並不是工具性的(例如說最好賺錢)，而是有其內在本然的價值，而行動力的喪失，就是暴政的標誌。而這也就是為何不管是左或是右，集權與威權主義的政權，在統治上說真的差不多－因為其核心原理就是以暴力消滅人的行動可能性。

在這個基本的分析下，Arendt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當然，這是「某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並沒有和Terry Eagleton所辯護的馬克思相衝突)，在於其對於人類類本質的定義中，將人類化約為一種「勞動」的動物。而在這種「勞動的動物」的界定中，又忽視了「勞動」與「工作」之間的區別，以致於將本質上消耗性的、破壞性的勞動，與創造性的工作混同，而進一步地，乃至於將人類基本上的「創造性」，以及行動中的創造性，要嘛部分和勞動混淆，部分則是被否定。而在本質上忽視，以致於消滅行動與政治的結果，很難不產生暴政。

這種討論的一種改寫版本，也就是「政治不能全然變成『經濟』問題」的討論，其實在今日也是重要的。而顯示的是，在這一段時間中臺灣最重要的「對立」，並不單純是「藍/綠」、「中/臺」，甚至也不是「左/右」或「資本家/勞工」，而是「政治/反政治」或說「行動/反行動」。

在服貿議題上，要說經濟上的理由，其實單就政府整個經濟政策每一件預測都完全失敗，而學術上認真的反對也遠非站不住腳下，其實包裝成「政治/經濟」的衝突的，或說政治意識與經濟利益的衝突的，並不真的是政治與經濟的衝突。

而由於許多支持政府對抗學生的人，其實也是屬於中下階級，甚至也可能是政策的受害者，也因此，這也不單純是「強勢/弱勢」的區分。

而強烈的中國認同，在這個島上並沒有那麼多，許多人也看不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因此這也不是一個「中國/臺灣」的認同區分。

但這種區分與衡突是確實存在的，因此，重點是這個衝突並不真的是「政治/經濟」的衝突，而偽裝成「經濟」的一面的，其實並不是經濟，而是顯示出臺灣人對於爭議的痛恨，對於學生所顯示的，在臺灣存在的巨大「行動力」的深深妒恨，對於能夠摧毀行動力的暴力的崇拜，對於勇於論爭的人的恐懼，對於創造新事物的反感。這種妒恨的社會基礎，就是臺灣人活在基本上是這樣的世界中超過五十年，而且適應良好。

當人們想要證明有道德制高點的行動者的邪惡、愚蠢或無知時，即便掌權者的信用幾乎在任何合理的判斷下都應當破產(沒有半次正確的經濟預估，如果「每次」都有些「意外」狀況，就代表這種預估根本沒抓到重點)，而反對者同樣也有支持的理論論述，但由於臺灣人「希望」有行動力的人失敗，才使得一個不斷亂開支票的統治者，能夠永遠地開支票下去。

這種情緒是超越藍綠的，背後不是泛泛地對政治的嫌惡，或是對專業的尊重(因為那些人專業上並不特別值得尊重)，而是對於作為政治的基礎的「行動」、「行動力」的嫌惡，這種嫌惡也可以很單純，常聽見的「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眼」，以及「棒打出頭鳥」就是這種情緒的基調。而他們所意淫的情境，就是在行動者的屍體上，偽善地講著「大格局」與「大道理」，這種意淫，大概也在那位號稱是Arendt研究者的官員心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