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基本上活在危機中，這不管在公或私領域都一樣。個人的事業危機、生涯危機、感情危機，和廣泛的（而在當代成為「公共的」）經濟危機，乃至於國家滅亡的危機，在抽去了特定的認同、價值排序等等常人所活在其中的背景後，這些危機的基本構造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當一個狀態是危機時，我們必須回應，必須「做些什麼」，而相應的，危機就成為必須被盤算的事物。另一方面，當我們盤算因應危機、避免危機而「做些什麼」時，我們就放棄了「做些其他事」的可能性，乃至放棄了計畫其他事的可能性，而也正因為這種放棄的可能性的強弱，危機才能有重要性，而才能是危機（而不只是「瑣事」）。
先不討論什麼事情會被常人認為是危機，先不討論什麼為什麼某些可能性被認為是可以，甚至應當放棄的，我們至少可以先確定，當我們感受到危機時，什麼被顯現為危機是已經被確定下來的，從最急切的生理需求到預期到的各種傷害、或甚至只是一種無以名之但必須做些什麼的壓力，危機只是顯現出來，而在這裡硬要說有一個「我」在進行「判斷」何為危機的職能，很可能是多餘的，甚至是誤導性的。
當有危機時，我們並不是忽然發現、發明出危機來，而是已經處於危機之中。我們處於某種背景之中，而這種背景將某些事物作為危機顯現出來，所以可以說危機是一種「既有」的事物，甚至危機經常有一種「保守」的特性，避免當下的世界有劇烈的變動，避免「失去」一些事物，這在個人層次可能是資源、社會支持、健康、乃至於生命，而這些都同樣是作為「既有」的事物被認識的；而在更廣的層面上，則是特定的共同生活方式將會瓦解，而這也是作為既有事物被認的。
然而危機要求我們回應的，推動我們對之盤算的，則是對可能性，對於未來的盤算。我們只能以犧牲其他對未來的盤算來回應，而甚且，我們對於可犧牲的事物的理解更有既有的基礎，而相對之下，危機所要求的未來，則是不清楚的，結果就是，我們必須放棄更切身的，現下的行動，而投入對未來的盤算之中。
被放棄的事物的顯現總比需因應的事物的顯現來得清楚，這種不對稱性使得危機雖然常常以自身被顯現的未來，但更清楚的是被以被放棄的事物來衡量，未來總是模糊的，但現在可放棄的事物是相對清楚的。
那何者為危機是如何被確定下來的？在這裡如果不去預設一種進行判斷職能的意識或者意志，將危機視為顯現出來的事物（而「我」也只是附隨在各種顯象中的顯象而已），危機的確定來源就只是我們所處的背景（這可以從生物學上以及社會學上加以補充說明，但這些說明並不直接處理我們的所處的背景，也就是世界的顯現），我們向世界中的某些對象開放（這些對象中當然包括「他人」），讓這些對象向我們顯現出事物來，而在互相顯現的關係中，某種「共同」的世界也就確定下來。
而危機在事物的顯現中確定下來，並且特別在相互顯現的關係中顯現出一種「公共」的，或至少是「共同」的性質，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危機」，也經常是被共同的世界所給定的，像是必須在某個年紀之前得到某種證照、某些資產、經營某種關係、具備某程度的生產力等等，這些至少是被「給定」的。而就算是掩蔽了某些危機，或不將某些事物視為危機，其他危機也就會出現，像是不具備特定的社會地位，和某些人的對話就經常面對敵意、以及某些一直被滿足的需要的喪失等等。危機之間的關係，或說因緣結成一張大網，某些地方掩蔽其他就會顯現，而在共同世界之中是少有漏網之魚的。
危機要求的是犧牲。如果還是以「自我」的角度說明，危機所要求的就會是「以控制自我的方式控制自然」，而由於他者和我相互地顯現中有共同的性質，控制自我的方式控制自然也就能再操作成「以控制人的方式控制自然」。
「公共危機」一般來說可能是許多個人危機相互顯現的結果（像是景氣低迷以影響到了許多個人的資源），而因為這種相互顯現而「不只是一個人的」（雖然嚴格說，「個人」的危機從來也不是一個人的，而是被給定的）。但另一種則是共同世界本身的危機，某種世界顯現的方式面臨瓦解（這當然，在某些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靜悄悄地，或者非常劇烈地發生），但世界觀的瓦解中，評估危機變得異常的困難，因為給定危機的世界本身也失去基礎，相應的就是可犧牲的事物也模糊起來，甚至很大的可能性是，當世界觀本身出現問題時，世界觀不再是理所當然的，而成為一個「對象」時，世界觀本身也被拆解為許多「可犧牲」的部分，一切都可以犧牲以因應不可知的未來。
極端的犧牲形式就是死亡，為了因應某種可能性而終止「所有的」可能性，在公共領域上，這種犧牲制度上成了「生殺大權」，而特別顯現在戰爭上，這和單純地殺掉某些人並不一樣，雖然或許會用「正當性」或「合法性」這類的術語表示這和單純地殺戮的差異，但回歸到這種制度的顯現來說，這是在呼喚我們以自己的生命來衡量某些事物是否具有重要性，而可能是在一個共同的世界瓦解時，會急切地出現的（對決斷的）呼喚。
但不管是個人的、公共的，日常事務的乃至於升高到以生命界定的危機，都仍然是被給定的，我們不可能對某些危機視而不見，但我們也常常為許多犧牲所苦（或至少說是煩），而很多時候很明確地可以知道一些「危機」是很偶然的（像是臺灣人常常會將生活水平降低當成是重大的危機，但我們幻想中的恐怖情況對於那些「非洲人」來說可能根本只是正常的生活，而他們的危機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就算知道那是偶然的，我們逃不出這些偶然性，就算否認某些危機也會在因緣中陷入其他的危機，要求其他的犧牲。而最終，人目前再怎麼說都會死（而且通常非常痛苦），為終將陷入空無的存在「做些什麼」的需要（術語上叫做"Angst"）幾乎是個無底洞，這些動能在公共生活中是高度危險的，而且幾乎肯定不能讓人解脫，而只會要求更多的沒來由的犧牲，用更多的痛苦來因應痛苦。
由於受限於我們所處的世界，我們難以脫離某種偶然的視角，而這種視角動員著我們，界定什麼是危機，並要求我們對之犧牲。我們必須思考「我」、「你」、「他」，或說「人」或說「存在」真正的解脫或是幸福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這並不是一個what的問題，像是「什麼是善」，而是一個how的問題，「如何過解脫的生活」），而不只是從「一般人」的幸福出發，才有辦法避免落入各種危機的動員之中。這並不只有個人幸福的意義，甚至有政治上的意義，當我們誤認危機，將自己投身入某種政治動員的過程中時，這種迷失產生的結果絕對不是個人活不出解脫的人生而已。
但這種從各種常人之見、認同、以及政治動員中解脫的思路又充滿危險，很容易以偏見忽視了各種政治認同的經驗，我們所嘲笑的政治認同，或許表面上說出的話是錯誤的，實際上產生的影響是惡劣的，但這種認同的「經驗」本身必須被理解，甚至就個人來說，這種經驗必定比旁觀者的冷眼來得更接近人生意義的顯現。因此我們需要的是經由重組這些經驗的表述，而回到這種認同經驗的本身，並在其中找到這種經驗接近真理的所在，並且，或許可以假定，對於這種真理經驗的扭曲，是危機的終局來源，而現代的法權體制基本上根植於這種「一般人」的危機，從而成為一種扭曲的、製造不必要危機並要求人為之犧牲的體制的重要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