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霍耐特(Axel Honneth)的《為承認而鬥爭(Kampf um Anerkennung)》以及一些隨想

霍布斯對於社會秩序如何形成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影響力深遠的思考模式，也就是原子式的個人，基於各自的私利與生存進行鬥爭，而鬥爭的壓力使得社會秩序形式(在霍布斯的理論中，就是接收個人自然權利的利維坦的形成)。

早期的黑格爾試圖在一種亞里斯多德式目的論的框架中，回應霍布斯式的主張。雖然黑格爾反對原子論式的個人與社會鬥爭是基於利益的主張，但他認為鬥爭的確是社會秩序發展的動力。而在個體經由自然的愛的承認關係，能夠與他人互動後，原本人們是處於無意識而沒有現實性的風俗之中。而這只能在第一個違反規範的「犯罪者」與第一個受害者的鬥爭之中，使得個體在要求對方承認其權利的鬥爭過程中，超出了私利與無意識的風俗，而成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權利主體，而以法律／權利的普遍性整合的市民社會也就在鬥爭的過程中實現，而這是「為承認而鬥爭」作為社會進步的模式的理論來源。

不過，不管在早期黑格爾的亞里斯多德主義架構，與之後黑格爾的意識哲學架構中，同樣經由鬥爭而達到法律權利的層次，但雖然都同樣地認為法權，也就是市民社會的私法與治安的政治模式有所欠缺，而需要為名譽而鬥爭，或需要市民社會之上的，國家的層面。但終究黑格爾的理論轉向了意識哲學的模式，而遠離了為承認而鬥爭的理論模式。不過，「為承認而鬥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洞見。霍耐特試圖透過社會理論與「經驗研究」重構黑格爾早期的理論。

霍耐特使用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理論中主我(I)與客我(me)之間的張力，也就是在發展心理學上，幼兒只能經由他人對自己的反應形成自我認同，但主我的潛在趨力不能被客我所限制，因此自我認同的過程，在經驗上就是一種需要初步的承認關係，也就是父母子女的愛，才能產生初步的自我。而在遊戲中形成概化他人/普遍化他者的，並將之內化的過程，則提供了黑格爾的分析中，體現普遍性法權的權利主體的面向上的經驗基礎。然而，在試圖在現代市場社會的法權模式更進一步時，米德也只能訴諸領袖人物的卡里斯瑪。

霍耐特進一步援引精神分析與法律發展的理論，將由黑格爾起頭，米德補充經驗內容的「為承認而鬥爭」，重構為一種關於承認關係的分類與結構的社會理論。在其中，承認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愛與友誼，這個層次關注的是人的需要與情感。而傷害這種承認的方式是虐待與強暴等。情感上的承認，也就是愛與友誼的經驗，是人能作為個體取得社會承認的前提。

第二個層次是認識上的尊重，關注的是人的道德義務與法律關係，傷害承認的方式是剝奪權利與歧視。而法律權利使得人能夠進一步得到普遍化與非形式的實質的承認。

第三個層次是團結的層次，這是在社會互動交往中，個體的特性與能力都受到肯定，而這種承認形式是一個價值共同體中相互實質的肯定。而這會被毀謗與其他令人感到自身無價值的傷害所破壞。團結的層次一方面讓人的個體特殊性發展，另一方面則又能朝向平等發展。

在霍耐特的分析中，他認為社會鬥爭的起因，主要並不是利益的衝突，而是許多社會成員經不被承認，而為了社會承認其權利與其自尊的道德鬥爭。因此，一些太強調社會利益衝突的社會理論模式，就有其侷限。霍耐特也認為，當代「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的爭論的興起，也可以放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鬥爭，是具有實質的道德意義的承認鬥爭的角度解釋之。

而為承認而鬥爭的理論，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社會進步的方向，能夠充分達到更完整而普遍的承認的社會，就會是進步的。但具體上的變革與政治努力，就不是理論的任務，而是進一步的社會鬥爭的任務了。



《為承認而鬥爭(Kampf um Anerkennung)》，霍耐特(Axel Honneth)著，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2005。

談談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的《從俾斯麥到希特勒(Von Bismarck zu Hitler: Ein Rückblick...

哈夫納以「大德意志」的內在問題為核心，描繪自俾斯麥到希特勒的德國歷史。

大德意志的問題是，由於德國在地理上被歐洲的列強包圍，當德國的國力能夠壓倒周邊的任一強權時，所有列強為了自保將會聯合起來對抗德國，因此，大德意志的廣土眾民，以及大德意志背後的民族主義力量，會產生一個被敵人所包圍的世界，而最終德國會被這個世界所瓦解。

俾斯麥主導的普魯士一開始並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與大德意志國的理想並不熱衷。他和各邦國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聯手起初是為了平衡普奧之間的實力的策略考量。但偶然的情勢，加上民族主義的力量帶出了超出原本俾斯麥構想的發展。與巴伐利亞王國統合的德國或許已經太大了，而普法戰爭後取得亞爾薩斯與洛林，則使得法國成為死敵。

俾斯麥的生涯後期，就是面對這個不利的情勢，盡可能地避免德國被包圍的情勢發生，但在外交操作上，最後還是建立普奧同盟後，使得俄法同盟不可避免。

在威廉二世的德國，是經濟文化發展快速的黃金時代。但大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傾向已經不受限制了，這產生了愈來愈不現實的，為了小利與國威而破壞邦誼的外交政策。這使得英國最終成為敵人，並使得軍事上的計劃和外交上的計畫雙雙失敗，結果就是一戰自始德國就處於雙面作戰的不利局勢。

雖然在1914年11月時，參謀本部就認為不可能獲勝，但在1917年時國會還在進行「戰爭目標辯論」，這顯示了資產與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迷思下，完全無法了解大多的前線士兵，以及開始受到英國封堵的影響的底層勞工面對的現實。

這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當德國因為偶發的士兵叛變、罷工與軍隊整體的士氣低落而走向投降時，中產階級並沒有「體會」德國戰敗現實上的不得不然，而這產生了各種陰謀論發展的沃土，如猶太背刺論，這些都為之後的納粹埋下了種子。

雖然一戰德國戰敗，但戰後的地緣政治局勢上，德國反而更為有利。這是由於奧匈帝國的瓦解以及蘇聯一時之間無力對外發展，因此東歐與南歐的小國就成為德國潛在的腹地。因此，凡爾賽條約中法國堅持的苛刻立場，背後有實際的現實考量，由於如果不能用一切手段阻止德國的發展，缺乏腹地而也同樣元氣大傷的法國會立即被德國壓倒。

威瑪政府在面對難以支付的賠款及戰後破敗的社會經濟狀況下，兩度刻意以破壞社會民生為代價，換取外交上的成果。第一次是在法國佔領魯爾區時，刻意產生的惡性通膨，這爭取到了羅加諾公約的簽訂與較佳的還款條件，但在這個劇烈變化的過程中使得中產階級的資產消失，而在社會上留下很難的傷口。

第二次則是布呂寧在面對經濟蕭條下，開始有還款的困難時。他刻意地以嚴厲的緊縮，惡化德國原本已經蕭條的經濟狀態，以此爭取到了債務的進一步免除。但這不但使得布呂寧下臺，更進一步讓納粹有發展的機會。最後，威瑪則在軍方的保守派復辟的荒唐陰謀，與許多誤算之下，讓希特勒掌權。

希特勒上任後，德國已經實質不受債務的控制，而開始利用德國在凡爾賽條約後極為有利的戰略局勢，兼併奧地利與蘇臺德區，發展自身的武力。然而，即便入侵波蘭有其偶發的因素，德國的擴張也必然使英國成為敵人，無論如何，二戰仍然成為一場被包圍與封鎖的戰爭。雖然以火速擊敗了法國，但最終仍然在一個被敵人包圍的世界下，在東西線都被擊倒。結果就是德意志的分裂。

哈夫納所描繪的這一段故事，或許可以作為思考歐盟與中國的一些參考。在歐盟方面，統合後的德國在歐盟與歐元瓦解了週邊國家以財政與貨幣政策對抗德國的能力，之後德國以其整體的國力很快地得到了幾乎支配歐盟的地位。但在此同時，歐洲對於德國的猜忌也愈來愈深。

在中國的狀況，則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民族主義大大的強化之下，幾乎整個國家在經濟上與軍備上都一直在提升周邊國家面對的壓力。而這也正在創造一個由敵人所包圍的世界。雖然歷史是無法預測的，但這無論如何對世界來說，並不會有太好的結果。或許一個如同「小德意志」的自制的「小中國」，會是一個比較穩定而長治久安的方向，但如同俾斯麥無法阻止大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力量，中國要改變方向，則除了困難重重之外，還在根本上缺乏動機。

因此，我們所處的，仍然是一個危險的世界。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Von Bismarck zu Hitler: Ein Rückblick)》，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09。

談談戰爭、戰爭法與對敵意的文明限制

雖然廣義的「戰爭」，也就是群體的組織性暴力與工具性暴力的使用，幾乎可說是人類的共性。不過，另一方面，廣義的「戰爭法」，也就是社會制度上與「國際秩序(很可能只包括幾個部落之間的關係)」上限制群體之間的組織暴力，也在大部分的人類社群中存在。

而只要當一個區域的權力均衡維持住，廣義的戰爭法就會發展並穩定下來，而廣義的戰爭，雖然成為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成份，但同時也產生了長久的「和平」，不管是部落之間複雜而細緻的「國際政治」關係，還是現代國家的權力均衡，這個基本的局勢並沒有改變。

然而，當戰爭的能力，也就是組織性暴力與工具性暴力的強化超過了原有的戰爭法所能控制時，結果上，一則是特定的群體壟斷了新的戰爭能力，而在身體與文化上消滅了其他的群體，而在該群體遇見新的有對等暴力使用者之前，新的戰爭法也就不會出現了(可能可以用這個角度思考中國對取巧的超限戰的迷戀)；另一可能則是群體之間都取得了新的暴力能力，而進入長期的「軍備競賽」，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需要在慘烈而對任何人都是巨大傷害的戰爭後，戰爭法才會被重新修正，以限制暴力與敵意。

這個發展的一個頂點，則是核武，由於核武本身在暴力工具上的性格，相應地產生一個限制該工具的戰爭法，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保障核戰不發生的，就只有相互毀滅的保證。核武的悖謬就在於這個工具由於不可能被戰爭法規制，以致於也不可能在戰爭中被使用。

然而，戰爭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冷戰時期，「游擊戰」這一頗有歷史的戰爭形式浮上了檯面。游擊戰的核心問題在於，它瓦解了在二戰後日內瓦公約下試圖重新形成文明的戰爭法的基礎，也就是軍人與平民之間的區分，而因此產生了新的，難以限制的危險性。

不過，游擊隊仍然有其限制性，也就是限制於在地的土地，與人民的支持，而這使得敵意仍然受到一種限制。而這也使得理想上的「人民」的游擊隊有其正當性與光環。
但當游擊隊脫離了土地與在地人民的限制後，也就成為恐怖主義，而這在戰爭法上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恐怖分子既無法被視為軍人，也無法被視為罪犯，並鬆動了「敵人(hostis)」與「仇敵(inimicus)」之間的區分，而這同時使得文明的戰爭法的基礎，也就是軍人與平民的區分失去意義。

結果就是恐怖主義同時引發了廣泛地，將所有國民當成潛在的仇敵的國家安全制度。雖然之後已經有許多的反省，但美軍在阿富汗在軍事上的泥沼，同時也代表了無法形成新的、文明的戰爭法的，在制度與理論上的泥沼。

這產生的嚴重結果是一種極端的反戰主義，與一種極端的戰爭傾向的興起。而這兩者都無助於實際上的文明秩序的形成。反戰主義只是否認了衝突的可能性，以及對世上需要防衛與保護的人民視而不見，在道德上也是可鄙的。而軍國主義的傾向，則只會破壞控制暴力的努力，而失控的暴力產生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在這個分析下，很有趣的是日本的「安保法」，雖然無法真的處理現代戰爭法難以形成，恐怖主義與「超限戰」無法規制的情勢。但安保法是一個難得的，以內國法限制戰爭行為的制度。而就算安保法的通過，背後有現實的權力均衡的考量，但這在內容上仍然超越了膚淺的和平主義者與極右派的思維，而朝向一種在內國法能夠追究戰爭行為的責任的機制，雖然遠不完備，但這是重要的一步。

無論如何，即便存有烏托邦式的，消滅一切敵意的幻想，也必須要切事與負責地認識到現狀和平的基礎，並不是一種幻想，而是實在的權力均衡，而所有化解敵意的努力，都必須在維繫這個基礎的前提下進行。

馴服法律之惡的幾種理論模式

法律此一制度本然是危險，甚至邪惡的。由於在運作上，重要的不是合理性與正確性，而是「有權解釋」，最終，法律制度的運作，是授權的連結，而法律的拘束力或說權威，在概念上最終來自於神秘的、準宗教的基礎，而這在現實的層面上上，則往往就是由暴力加以支撐。這產生一個宗教狂熱但又空洞的神秘權威，加上赤裸裸的暴力，而壓倒所有實質的倫理關懷、具體的生活形式。當代的集權、威權主義都因為現代法律而可能。

但在現代法律的發展的同時，也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理論模式，發揮了控制法律的邪惡的功能。社團理論的模式將法律認知為社會既有秩序的表達，並進一步形式表達與秩序之間的辯證關係，這使得法律的神秘權威有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在整理表達人民的秩序時，一種內在相互參照的體系性解釋方法，也被發展出來，這是限制神秘權威的另一種策略。

廣義的自然法式的策略，則是以道德(不管是亞里斯多德式的，或是康德式的，或乃至於歷史哲學性格的)論證限制法律的神秘權威。而這種策略的共通點在於普遍性以及以理論指導社會的傾向。

當然，這些理論模式也並不是互斥的，學者能夠發揮他們的創造力，整合許多不同層面的考量。

當代的法律之所以通常還是實質的、合理的(或許吧…)，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是許多不同的理論努力，人民內化了這些不同的理論層面，而使得一種自發的秩序有其可能，並限制了法律神秘權威的邪惡。不過，那種對法律神秘權威的宗教狂熱，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是可以從那些以「憲法」為由，對抗人民的訴求中看到。

這個世界上沒有特定的理論模式能夠終局地消除法律的邪惡，但新的語彙提供自由主義者新的資源，擴張人的想像力，而或許能漸漸地馴服法律之惡，並使之成為開創未來的一種力量。

聊聊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與其危險

反美主義，是一種基於美國「是」什麼，而非美國做什麼，而憎惡美國的情緒(sentiment)，或妒恨(resentment)。這種妒恨，在思想上有歐洲的淵源，一種歐洲的「文化、素養與歷史」對應到「市儈、粗俗與功利計算」的美國的想法與情緒，自美國獨立以來，就在歐洲的知識分子間流傳。

不過，反美主義的觀念中的美國，並不是真實的美國，而大多是將自身的焦慮投射出來的美國；而反美主義也自然在歐洲各國的國內政治中發揮動員的功能，乃至於歐盟的成立，背後也有一種反美的味道。

但美國雖然歷史較短，卻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有活力的國家，反美主義的情緒中的美國形象，一方面讓歐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把全球資本主義，與美國的文化、政治等同起來，而這樣進行的政治操作，必然是不切題的，而也多少影響了歐洲左派的政治上的說服力；而在美國經由自由派「託歐諷美」的傾向，將反美主義形塑的一種粗俗、宗教狂熱而肥胖的美國形象，用來攻擊其政敵。結果是反美主義中歐洲創造出來作為他者的美國，反而成為基督教保守主義的資產，保守主義經由擁抱這種反美主義定義的美國，反而成為「美國性」的代言人，結果就是美國的政治局勢更加的惡化。

而這是有嚴重的後果的，由於在冷戰之後，實際上世界上各區域的基本的權力均衡與和平，仍然需要美國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美國又不能過度強勢，在這種做與不做都不對的情況下，最需要的是平衡穩建的國際政治立場。而反美主義使得穩建的國際政治難以達成，使美國容易在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極端徘徊。

不管對美國的做為有多少的批判，但反美主義最大的問題在於讓人們沒有注意到美國仍然是世界上人民的政治能量最大的一個國家，而對全球資本的壓力，環境的議題，與穩建走向和平的政治局勢，沒有美國的主動參與，都是難以推行的；而美國也確實有改革的呼聲與民間潛在的政治動能，而反美主義卻恰恰在傷害這種政治動能。

反美主義除了冷戰經驗之外，主要是經由知識圈與歐美傳媒進入臺灣。對臺灣來說，雖然或許影響有限，但仍然是負面的。反美主義讓人們容易有雙重標準，容易產生對中國的另一種幻想，或甚至將現狀的和平視為全球化的邪惡狀態，而忘了任何有意義的社會改革，都需要一個平衡而和平的政治背景。這是很危險的。



關於反美主義的一些論述



Andrei Markovits對歐洲反美主義的分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i0b3yTfo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n1ITnLQNQ


《全球的美國？－全球化的文化後果》，Ulrich Beck等著，劉倩、楊子彥譯，中國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中國方面的譯書，當然可以找原文，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大概是最容易取得的方式了，譯的很好。)



Sophie Meunier的演說，雖然他認為反美主義在法國並沒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不過文化上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而我並不反對這樣的立場，但文化的影響可能更加深遠而危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w4wN-Wkz0

法律、殖民與暴力

一些囈語，不過或有些許的意義。

形式的、純粹的法，沒有源自人民生活的真實力量，而背後最終是一個宗教狂熱的神秘基礎，而其得到具體性的方式，就是暴力。因此，形式法律本質上是邪惡的。

但受限於特定區域的人民，能藉由其生活的具體性，以及理念的現實化，填充形式法，而使得具體的法秩序不會淪落為暴力的表達，而成為人民自身的表現。

在殖民地的情況下，殖民者的法律對殖民地人民來說，就是宗教狂熱的神秘主義，與暴力的綜合。然而，即便如此，殖民地的人民仍然經由賦與這種暴力的法律，另一種具體性，而達成人民的相互承認，而這就體現為各種人民自決的訴求。

然而，在表面上去殖民的，不再有明確的殖民法制的世界中，一種無根的，無視於特定土地上的具體性人民的暴力仍然猖獗。在「固有領土」中，以殘酷、暴力與流動而進入的大量無根人口消滅人民生活的具體形式的血淋淋的事實，顯示出虛幻的法律與暴力的結合，仍然是我們要面對的恐怖；而跨國企業的無根性，也試圖瓦解世上任何一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一旦人民的具體秩序消失了，法秩序就只遺留宗教狂熱的神秘基礎，與赤裸裸的暴力。

而這個島，面對的正是一個虛幻的法秩序，如果這裡的人民無法對抗神話強權的暴力，或依擋跨國資本的裂解，那就代表著最終，這個世界會落入新的黑暗時代。而相應的也就是，這個島的生存與反抗，也就有世界史上的意義。

生小孩一定是錯的!? - 一個有趣的反生育論證

一個奇妙的反生育論證。核心在於一組不對稱性：

痛苦的不存在，就算沒有人經麼這種痛苦的不存在，仍然是好的。
快樂的不存在，只在剝奪特定人的快樂時，才是壞的。

而因此，人生必然的痛苦與死亡，都可以作為不應生育的理由；但人生可能的愉快，都不能作為必須生育的理由。結果就是，生育必然是錯的。

大多數人都不能接受這樣的論點，但這一個論點並不弱。

當然，我這個腦袋壞一半的人是沒辦法完全用聊天的方式就完整說明整個論述的。真正要仔細研究細節，還是得看哲學家David Benatar的著作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而除了不對稱性之外，Benatar還有許多補充論證，與延伸的結論，非常精采。

David Benatar,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978-0199549269

David Benatar的訪談，非常有趣，簡短的釐清了很多想法，也回應了很多call-in的反對意見，Benatar的口才相當好，非常值得一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a04MAX2Cg

再談TPP，以及對中國的一些隨想

不計一切代價也要加入TPP這件事，我覺得在臺灣的輿論中是有極高度的共識的。這個共識的背景在於中國愈來愈是競爭者而不是合作者，而過度依賴中國的臺灣，為了未來的生存極端需要新的市場與合作對象。

但由於TPP是美國主導的戰略佈局的一環，而臺灣在TPP未來可能加入的國家中，也能扮演正面的角色，我覺得或許臺灣有一些些議價空間。不過主流的意見大概會害怕許多未知的變數，所以大概會覺得我這樣的想法不識時務。

在中國人來說，他們會將TPP看作一種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斗爭」的戰略操作。但這一切都只是惡化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漸漸失去了國際對中國的期望與善意的趨勢，由於中國在經濟上愈來愈以鄰為壑，而軍事外交上愈來愈危險，而人民愈來愈軍國主義化，國際上開始試圖「對抗」中國了。而諷刺的是，中國人民普遍的「爭霸」的強國心態，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阻礙。

談談印度與Amartya Sen的《好思辯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作為次大陸而有完整而安全的地理位置的印度，由於地理的因素，是一個極為多元而分裂，難以整合的國家。印度教雖然扮演了統合印度異質文化的一個重要媒介，但同時也產生了伊斯蘭與印度教的分離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時獨立建國。而失去大印度的完整性後，印度也就必須負擔沉重的軍備競賽，以及國際外交政治上的複雜處境了。

不過，印度教同時也作為一種克服印度的地方主義以及統合分裂的社群的精神力量，也使得印度能夠進行更全面的經濟改革與基礎建設。這多少是近來中間偏右的NDA與總理穆迪之所以執政，背後的精神基礎。

但印度教保守派同時也帶來一些阻礙進步的成分，包括宗教衝突、性平問題，以及種性問題。而這個印度教保守派的問題，是Amartya Sen在《好思辯的印度人》中試圖處理的，他希望能夠建立一種世俗而理性，但又能統合印度的精神基礎，但目前看來，可能還沒有成功。印度教保守主義仍然會是主要的精神力量，或許這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臺灣和印度進一步的合作，需要對印度更深的理解，而我這點廢話當然是問題叢生而不夠準確與深入的。特別是沒有好好地談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這位奇人，他的政治生涯值得專門討論，不過在這一段閒聊中就省略了…

《好思辯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Amartya Sen著，陳信宏譯，臺北:先覺，2008。

談談羅逖(Richard Rorty)的《偶然、反諷與團結(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作為一位反諷主義者(ironist)，在承認所有終極語彙的偶然性的同時，也試圖自我創造與延伸個人的語彙。
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liberal; 請別太計較這裡麻煩的翻譯問題)，雖然知道沒有絕對的基礎，但還是要反抗殘酷與羞辱。
如何做為一個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liberal ironist)呢？這沒有穩固的基礎方案，但總有達成的希望的。

文字與聲音

這兩個月來，我開始用說話的方式，而不是寫作的方式記錄想法，結果是想法記錄下來的量增加了，不過品質則是亂七八糟…

說話與寫作有一些有趣的差別，我甚至覺得自己寫作時與說話時使用的大腦不是同一個。表述的方式會大大地影響到表述的內容，乃至於討論事情的角度。在「文字模式」時，我比較注重一些理論架構、引文等等，總之雖然還是亂七八糟，但還是嚴謹精鍊很多，不過相對地這個時候的我其實是比較尖酸的，有點憤怒的，而在很多事的立場上，其實是比較極端的，政治上也傾向於基進。

在對空氣說話時，我只會去想「大概」的一段想法，而隨興地去建立事物之間鬆散的連結，同時也變得比較敢下沒啥根據的斷言，以及說一些「沒有深度」的話。而這種不成體統又冗長的表達，自然是謝死謝症，見不得人。不過這時的我是比較溫和的，而憤怒則被單純的「低落」取代－我覺得這不是壞事…而莫名其妙的笑容，也真的讓人至少在話說完前心情比較好(說完之後是另一回事就是)。最有意思的是，在許多評論、政治與分析的立場上，也變得比較中間(moderate)而不極端。

一個人的思維會因為其表達的媒介而有滿大的改變，這我想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過自己體驗到這點，對個人來說還是有點趣味，雖然整體來說我還是個非常脆弱孤獨的廢物，這點倒是不變。但總之，說話時還是比較舒服，雖然內容明顯的非常糟糕。而這也是合理的，因為大致上只有勞苦才能產生有品質的東西，才起碼值得尊敬，而用比較低強度的心力做的事，結果就是低品質而謝死謝症的東西。

其實就連這一小段自憐的廢話，所要花的力量就比隨便胡扯一個多小時來得累人了，更不用說真的要寫什麼東西了……

現在我大概還是只能繼續用說的吧，或許有力氣時，我可以試著重新整理這些說過的東西，進行聲音與文字之間的翻譯與統合吧，或許那時一切都會比較完整。但最大的可能是，如同我人生中大多數的狀況一樣，那個「比較好」的一天永遠不會來臨，而各種希望都會變得蒼白無力。

這段再寫下去大概只會愈來愈糟，暫時就到此為止吧…

結結巴巴談動漫－談談和月伸宏與《神劍闖江湖》

虛構的故事中掌握了真實的歷史傷痕，故事主題、背景與人物發展完全扣合的作品。雖然後期稍微失去了力道，但整個來說仍然是叫好叫座，極佳的一部作品。

談談TPP

一個連內容都沒有確定公開的東西，為什麼大家都急著要加入?

理由之一是面對難以反制中國的不公平競爭的情況下，大多數自由貿易的國家都急需一個對抗的機制。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思路，也可以漸進地處理中國的問題，甚至表面上還可以繼續開放合作。

但另一個理由則是各國的大企業可以藉由統合成員國的內國法的過程，繞過民主機制，傷害各國的弱勢人民，並減弱各主權國家抵抗的力量。

更大的問題是，TPP+TTIP+TISA，有可能形成一個世界性的超國家的企業支配體制。Wikileak並不見得是全然可靠與中立的資訊來源，但這的確有機會如是發展。

臺灣或許在局勢下沒有太多選擇，但試著留一些後路，在假定有些很糟糕的協定內容上，作一些社會上的準備還是滿重要的。



對TPP的疑慮：


Bernie Sanders對TPP的立場(即便他擊敗希拉蕊的機率很小，但這也是不可忽略的民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fawXeTxlE

Stiglitz的疑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3-ogcwFQ0

Wikileak比較聳動的陰謀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7P0RGZQxQ

EFF的疑慮
https://www.eff.org/issues/tpp

法政中的人格要素－Schmitt在《政治的神學》中的一條理路

神學上上帝概念的非人格化，與法學上主權概念的非人格化，被視為一種歷史上的趨勢，而對Schmitt來說似乎導致政治與社會的機械化或野蠻化的意義喪失。因此，他試圖在法律與政治中帶入人格要素。

(這只是一個滿廢的人隨便講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