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

道歉如同許多人類的語言行動一樣，具有一種試圖切割時間的特質。道歉將對許多事的追究阻斷在道歉的特定時點。然後就會有人說「都已經道歉了，不要還要怎樣？」

由於事件是延續的，影響也會慢慢擴散，實際上事情是不會這樣就「算了」的，硬去切割事件，背後不只在主觀的意識中有暴力成分，在語言中有暴力成分，有時在現實的行動與體制上，這種切割也會是暴力的。

但人類必竟需要有處理事件與事件的延續性的方式，就此道歉的用處，首先是一種持續努力的承諾－在這個狀況下，道歉不是責任的終點，而是起點。此外，則是在對事件長期的回應之後，此時道歉與相應的原諒，表彰不是事件的終止，而是它的昇華，讓它背後的意義超出損害與責任的範疇，而有一些更良善的事物從中茁生出來。

其實在日常的人際互動中也是如此。人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一個事件，但如果只是硬想用一些語言的、制度的機制阻斷事件，那事件的昇華也永遠不會來臨。

言論自由與傷害原則

許久之前，我聽過還學者還滿認真地想將「女性主義沒有學術價值」之類的對學科輕蔑的言論，在某些學者之間開會與交誼活動的脈絡下，認定為是一種性騷擾這樣的想法。（或可說是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解釋適用的一個案型的問題）

說真的我聽到當時感到大駭（雖然當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首先這是直接去處罰言論，而又顯然不是侮辱毀謗等限制條件很多的情況，第二這處罰了對特定學科（甚至意識型態）的（儘管是錯誤的）批評，第三，這將對特定學科（甚或意識型態）的攻擊，轉化成一種對個人的騷擾，而這點非常的危險。

不過，這樣的討論在那時，反而顯得理所當然，在場沒有人出來插嘴什麼，在這時我了解到，我個人對制度與道德的直覺，或許在現在已經是個死保守派了，那時我真的感覺到我不屬於這個地方。（甚至可以說我被「騷擾」到了）

當然，任何人都會有些值得商確的念頭，更何況我的記憶也不盡準確，不應當用這類偶然的發言去斷言或攻擊特定人，所以，問題不是誰說了這類的話。（說穿了，我自己在閒聊中也常常故意講些五四三，而正經話也三不五時說錯。）只是，去模糊了個人與集體或甚至是觀念的界限，使得觀念的爭執變成一種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

一個人原本主張錯誤、不周全的想法，或是失言與不得體的表述，代價就是被更正，並失去自己的一些聲譽，而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已經是非常嚴重了。但一旦對想法的攻擊被轉變成對特定群體，或是個人的侵害時，接下來就是基於「思想不對」而被國家處罰的狀況了。因為當我們可以將觀念等同於人時，觀念「不對」的人就會因為觀念不對而傷害到人了，而國家就可以處罰這種「傷害人的行為了」。弄到這樣，Mill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也就被稀釋到沒有什麼意義了。

言論不是完全不能限制，但如果沒有直接對人名譽的侵害、直接地煽動暴力的話，對思想與表述的處罰需要極強的歷史理由（像是在德國否認大屠殺）。很多不正確的思想與表述，都會在時論中被批評，或是被鄉民幹爆（例如之前「大尾鱸鰻2」關於達悟族的不敬與胡扯，基本上是被公幹的），而這時國家再處罰，是落井下石而不必要的。而當社會中沒有這種共識與反彈力量以對付偏見與錯誤的言論的話，那最大的戰場還是在論述中，而不是試圖控制國家去用槍對付另一些人，如果一方從國家那裡拿到槍了，他們論述的力道會不可避免地弱化，因為Arendt已經教導我們，暴力只會弱化權力。權力必須從社會中漸漸的說服而累積起來，就算是正確的觀念，沒有經過這種掙扎，也是站不穩的。

更不用說，在特定情境下，最脆弱的人，會是那些甚至不能被歸類的人，或是在某個特定弱勢群體中觀念不同的少數，也就是弱勢中的弱勢，而這樣的人反而不容易被認同政治、族群政治、性別政治所吸納。這些人反而會容易因為思想不對而受到壓制，國家力量限制言論，會變成雙重的壓制武器。



當然還是必須澄清，女性主義沒有學術價值這類的話顯然是錯的。

談談言論自由

在想言論自由，特別是就創作來說(不管該創作的優劣)，有一件事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創作是需要成本的，就算差勁的電影也是一堆勞力時間費用；爛漫畫的幾格，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周以上的工時，就算是大量生產的言小，也往往是相當訓練有素的人爆肝的產品。

就算不談言論一開始的狀況，之後是各種東西的校對、剪輯、後製，其實都比大多數人想得來得麻煩。而這種麻煩，也會延伸到事後的修改等等。

大公司，或是成功的創作者，或是某些大受歡迎的作品本身，除了容易得到大眾的支持以外，因而不容易引發爭議，要求改變作品內容外，在「成本」上也往往比較負擔得起，所以反而常常多花點錢，多弄幾個版本以掙取品牌名聲。

問題就是，一個如果已經一敗塗地的失敗創作，其實沒虧損到跑路就萬幸了，那有可能有成本來弄什麼修改呢？弄了修改又看不到任何逆轉其失敗的可能性，那為何要修？而在這個狀況下所有的公關災難，在一群人失意下更容易發生。而大家也樂於修理這東西，以推進某種道德的、政治的目標，或單純只是爽。

大半的自由權，最後保護的大半都是社會中的失敗者，當然，要談創作者的強弱、成功與否，其實都是相對的，而對創作者進行「身家調查」以確定他是不是失敗者，往往只會產生更大的問題。或許成敗還是留給在市場、時論去談，而在這時，失敗者就恰恰是那些市場失敗，以及犯眾怒的東西。這時市場與口碑的失敗本身就是足夠的訊息了。

這時，我不是很喜歡那種除了在這些東西在市場與口碑的失敗之外，除了客觀分析失敗原因之外，還要去升高「聲討」的層級，藉此推進特定的政治理想的行動。這種聲討留給鄉民就好了。

言論的事前審查固然必須極端的謹慎(我一直覺得近十年來的氛圍愈來愈反言論自由)，事後的各種壓力，其實也是相當大的阻礙。（說穿了，寒蟬效應對人的心理壓力，很大一部分不來自於創作「被禁」而不見天日，而是創作見天日之後，創作者會遭遇什麼下場）負面表列出創作者「不該做」的事，列的愈多，結果就是只有那些爆富的，幾乎沒有人味的創作「工程」小組能夠生存。中小型的創作者根本沒力氣在每個地方都做到沒有問題，而還能弄出有趣的東西。他們只能去突顯自己的特色，這時成功當然不在於作品中爛的、不正確的、不道德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失敗也不是因為這些地方（而是好的地方不夠好）。而在這時去不斷增加對創作人的要求（如果用法律去威脅的話，那就是非常恐怖了），要求人不斷地「不該」如何如何，那只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創作精神，最後只有本夠粗的既有大佬能生存。

好作品是建立在極大量不登大雅之登的創作上的（一些強大的漫畫繪手，是出身於「謎本」的），去不斷增加對言論、創作的「正確」、「道德」、「進步」的限制，結果就是什麼都創造不出來。對此，不管你宣揚的是三民主義這種垃圾，還是性別、族群的進步立場，都會有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