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0日
《大隻(休.蒙格斯 Hugh Mungus)傳奇》-關於川普為什麼會贏的小故事
《大隻(休.蒙格斯 Hugh Mungus)傳奇》-關於川普為什麼會贏的小故事。
附帶的影片其實對很多人來說看起來會顯得沒頭沒腦,需要說明一下背景。
原先這個影片是一位Black Lives Matter的「社運人士」自己放上臉書,並作為他是位被支持警察的父權白人「性騷擾」的烈士的證據的,而且在同溫層還有一堆人支持他。
但單就影片看來的情況實在是太荒謬了,所以很快就傳遍網路了。狀況大概是這樣的:
在西雅圖附近要蓋一座警察訓練場,而該訓練場的別號有點搞笑地取叫「碉堡(bunker)」,而這使得一群BLM反警察的人抗議,認為這是蓋來欺壓黑人的(聽起來很扯,但真的就差不多是這樣……)
而我們的主角《大隻(Hugh Mungus)》先生,到場支持政府蓋碉堡,他的理由是他的女兒之前有海洛英癮而受到警察的協助,因此他相信提供警力更多資源是好的。大概是一群抗議的人中很難聽到支持方的聲音吧,大隻先生也就受到不少人採訪了。
然後作為BLM的社運人士的這位女士就不爽了,因此就拍大隻先生,然後在murmur說你看,媒體都不報我們這些社運人士,就報這個死白人之類的。
這時,「大隻」先生看到了社運女士,知道這些人都一定會問人的名字(這是一種常見的威脅策略),就直接說,我的名字叫「大隻」(這是一個白爛笑話,Hugh是一個常見名,Mungus是一個姓,但念起來就是humongous,意思是龐大的,這個白爛笑話不太可能譯,姑且就叫他「大隻」先生吧)。
結果這位社運女士就不斷叫「大隻什麼!?(humongous what!?)」,並不斷指責大隻先生對他性騷擾……(就是想指責他在淑女面前說自己那根很大隻就對了)。
然後包括大隻先生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覺得「這三小!?(WTF)」
因為擺明了這就是把雞毛當令箭,隨便把性騷擾這種嚴重的指責當成是有機可乘就用來打人的工具,而且還轉得超硬……這個硬度大概和最近臺灣那位在火車上坐椅子,被人碰了一下提醒就罵別人豬哥性騷擾的女士可以一較高下。
而這位女士還把影片放上自己的臉書上公開,認為大家都會覺得他是被性騷擾的受害者,而在場的保全居然沒有逮捕這位性騷擾的現行犯,這代表白人父權的邪惡等等等等……
結果影片在老美網路鄉民圈被傳開了,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有這麼無理取鬧還自鳴得意的人,結果不斷轉載,許多相關的討論影片出來,還有Hugh Mungus的remix,各種meme等等……簡單的說,太荒謬而又自以為正義的人,在網路上就會被罵。
然後當然鄉民多了,原來的那位社運女士自然會受到壓力(鄉民公審是個問題),但之後社運女士還發起捐款活動,希望有志之士捐錢給他對抗警察白人父權等等…呃……
而「大隻」先生也就成為一位傳奇人物……
這雖然說起來是一件小事,但在youtube上許多關於這件事的反應影片看過的人次加起來大概不下千萬,對於BLM、性別、種族與「社運人士」的反宣傳很難比這個厲害,而就算是主流媒體沒在報,甚至就算主流媒體把這位社運女士當成英雄,或是宣揚BLM和平理性、警察就是暴力種族歧視,性騷擾無所不在等等等等,也不太可能有力道抵消這種反宣傳……更何況有影片有真相。
而其實同類莫名其妙的事還有學校中的黑人運動者看到白人留Dreadlock的髮型,就硬攔人說這是culture appropriation,要他當場剪髮的事情;一位搭lyft(像是uber的共乘服務),因為車上一個夏威夷草裙舞女孩的裝飾不斷霸凌司機的事;夏洛特暴動打砸搶的影片;全部都是有影片有真相,而都有近千萬次的觀看次數……
而在主流媒體上看不到這些,而BLM的領袖還經常稱頌,更重要的很少對運動者問真正的hard ball questions,問怎麼面對這種日常生活中各種以社會正義之名的霸凌行為(SJW這個詞之所以會有廣大迴響,可不只是死老白人的反動)。結果就是,鄉民覺得明明問題很大,而且有影片有真相的,甚至在生活中就碰到的各種莫名其妙事情,在媒體上看到的就只是婦女少數族群是弱勢……,而愈道貌案然的主流媒體,愈會和鄉民打對臺,甚至連電視劇的劇本都用來寫鄉民是一群cyber bullies之類的。
而當這類奇聞怪事的「社運」影片,觀看人數隨便都上百萬上千萬時,你要在網路鄉民圈中講在傳統媒體上的說詞幾乎是不可能有說服力了。
然後就是連帶地整個破壞了自由派的一貫論述的說服力,與整個主流媒體與「名人」的力量。
這類鳥事在這四到六年間不知道發生了幾十次了,鄉民也明顯地因此轉向了。這些小小的鳥事背後是一大堆教育中產生的腦袋有問題的社運人士,一堆生活中莫明其妙的磨擦,教育、傳播與常識不斷地衝突,而在各種鳥事的影片中,有影片有真相地爆發出負面的影響力。
因為這些「小事」其實都很「大隻」。
(不過這真的是一個美國式的問題,臺灣其實沒有這樣,急著用這個來罵臺灣的狀況是不對的)
2016年1月12日
Blackstar
大半的搖滾明星,要嘛死的突然,要嘛是在名聲淡去後死去。但David Bowie在死前則出了一張評價非常高的專輯。有人會戲稱搖滾名人堂是個「萬神殿」,從世俗的名聲變成超越的神格這件事有點反諷,許多人不太能和神格共處,某些人的神格,則是伴隨著早逝。不過我的感覺是,Bowie相較於許多搖滾明星,其實滿自在地接受了這個「神格」,甚至自己在最後設計自己的封神儀式。
回頭看Blackstar中許多宗教象徵,一開始在太空衣中的骷髏頭(這可以對應到他在Space Oddity這首歌中的Major Tom這個人物,甚至我會覺得就是他自己),之後成為崇拜的對象,而崇拜的方式則很能代表Bowie喜歡創造的「妖異」氣息。黑色五芒星也就是一種不同的「明星(Star)」的形象。
這首歌第一段是妖異的朗誦,中間有一段比較大的落差後,變得相當的…溫暖,最後則無縫地接回朗誦,然後用失控的聲音表現超越了常態。我聽起來就是一種「封神儀式」,先預示了超越的預感,之後進入出神的喜悅,最後完成了預感。
在這種完全是我一廂情願的解讀下,Blackstar變成一首異常愉快的歌,那是一個知道自己會進搖滾封神榜,並且喜歡這個神格的人,在死前設計自己的封神儀式的表徵。而在這個脈絡下,死去表示的是成為不朽的搖滾諸神之一,而這個結果,並不只是命運加諸於他的,也是甘願接受的。
(當然,滾石雜誌等等的樂評當然有許多內部消息,作者的言談以及其他專業的解讀,不過我聽起來就不是那一回事…)
(當然,滾石雜誌等等的樂評當然有許多內部消息,作者的言談以及其他專業的解讀,不過我聽起來就不是那一回事…)
2015年11月19日
為弱者代言的危險-對浦澤直樹的《怪物》的一個段落的引申
在浦澤直樹的《怪物》中,讓約翰成為怪物最重要的事件,或許是「玫瑰屋」的慘劇,玫瑰屋中的恐怖景象留下的創傷,讓怪物開始長大。
但實際上真正經歷玫瑰屋的慘劇的人,是約翰的雙胞胎妹妹安娜(妮娜),約翰並沒有經歷慘劇,但他經由安娜的描述,承受了慘劇的創傷。
而諷刺的是,安娜經由描述自己的經歷,多少放下或超越了慘劇的創傷,而之後的妮娜,則是《怪物》之中最平衡而完整的人格典範。但反而並非當事人的約翰,將安娜的創傷當成自己的創傷,最後成為故事中的怪物。
這一個故事有很多其他的詮釋空間,不過或許在這裡可以著重在一個面向上,並作一些引申,這個面向就是代言人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為社會中的受害者、弱勢代言的一種危險。
這種危險來自於這樣一的個基本狀況:當事人有權利,而也往往有能力至少在足夠的支援下,一定程度下超越或至少處理自身的不幸與創傷;但作為將他人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的代言人們,他們一方面往往接觸了他所要代言的群體中最不幸的那些人的痛苦,但即便這也使得他們痛苦,卻由於這不是「他們」的痛苦,使得他們沒有權利去超越這樣的不幸與創傷。
這個情況的一個比較正面的影響是,為弱者代言的運動者以對外在世界的影響,來化解自己內心中,來自於他人經驗的痛苦。這種活動也給予運動者力量。但問題在於,不管是由於運動的受挫,或是運動成果初步達成之後目標的迷失,而失去繼續化解痛苦的方式時,世界在這個狀況下,漸漸不再是切事改革的地方,而變成了發洩痛苦的對象。結果就是,代言人與運動者有一種漸漸變成怪物的危險。而許多當事人可以不計較的小事,在這些運動者中就變成了大事,而許多本來有共識的人們,就會因為各種其實當事人群體之間多少有歧異的地方,變成互相攻擊的人們。而當世界不再是一個合作與切事的行動的地方,而成為一個純潔的人們淨化痛苦的祭壇時,任何小小的「不潔」(這往往會被包裝成「不正確」、「反動」等等說法),就會變成天大的罪惡。
最後可怕的地方在於,由於弱勢群體是異質的,雖然基於共同的處境,會有一些基本的共識,但還是有許多差異的。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那種機緣與能力克服自己內在的痛苦。這種異質性,配合那些往往由內化他人的痛苦得到力量的運動者,有形成一種非常不健康的動態情境的傾向。運動者會和那些最無法超克自己的痛苦的人站在一起,而要求所有其他的人改變,乃至於就算是同一個弱勢群體中的人,只要稍稍不合運動者的要求,就變成了「叛徒」,因為「當有人比你更更慘時,你居然還為外在邪惡的世界說話?」而最後的結果就是運動的極端化,而反而是運動者界定了被代言的弱勢,而整個群體就耽溺與受害與痛苦的體驗之中,運動則愈來愈象徵化、符號化,要求世界上的純潔,因為任何的不潔都是傷害。當運動反蝕許多原本應該代言的弱勢,開始要求弱勢團體的內部的同質性時,這就是成為怪物的一個徵兆。
當然,絕大多數的運動者都不會淪落為怪物,但社會弱勢的痛苦也確實留下了許多傷痕(即便是非常明智的人,有時也往往顯得憤世嫉俗)。內在沒有力量,或是沒有方法自己處理「他人的」痛苦的話,為弱者代言的過程,很可能反而會腐化一個人(雖然這個人想要「淨化」這個世界)。
2015年3月4日
Lorerunner
Lorerunner (舊名Archengeia)是個相當好看的youtube channel,對遊戲、Star Trek、Star Wars等等整體來說是老美geek culture的東西有興趣的人,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不看的頻道。
老實說我不習慣幫人宣傳,更不用說這個人我完全不認識,我對他的了解只限於在youtube上的影片。但無論如何,對有點創作與評論興趣的人來說,這位仁兄極為值得尊敬,他能夠講太空戰士六講上三小時,而內容居然一點也不無聊,每一個設計上的想法,每一個角色的故事線幾乎全部講到。而每一個上一代重要的遊戲,不管是日式或是美式的,老的或新的他大半都談過,而也都極為詳盡。他討論過整部星際大戰,計畫評論完所有Star Trek系列的每一集(目前在討論是Voyager,也非常精采)。他自己設計桌上RPG的世界與規則以和朋友玩,他試圖自己建立一個把所有遊戲的故事統合起來的幻想世界。當然,老美有許多非常熱心的玩家,但像他這樣的奇人還是非常罕見的。
他評論的風格極為仔細全面,而且完全沒有學究味,不同於一些過度詮釋是將許多外在的理論套進創作中(這個毛病我多少也有),他雖然有時會過度詮釋,他由於通常是從作品之內,從人物與結構中導出一些沒有明講的東西,這種詮釋通常是真正能豐富作品內涵的方法。而因為他的評論風格,他的影片時間多半很長,而在youtube上,這種人是紅不太起來的。不過對我來說,他的東西非常適合當成背景音來聽,像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廣播電臺,而他的聲音相當好聽,英文也非常的清楚,如果有意用來習慣英聽來說,我也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素材。他無疑是個素人,也沒有當代文藝論評家的「文青」(或說hipster)樣,一開始他的打扮其實有點好笑,但這就是一個在美國的市井小民,經由極為認真仔細地討論創作而達到大半當代的流行文化評論家很少能達到的水平。
在youtube上的頻道通常是贏者全拿(當然,其中也是有許多相當不錯的頻道),而乏人問津的頻道中則充滿了一些莫名奇妙的東西(乃至於一些政治狂熱的極端主義者的獨白),在這種狀況下,能在youtube的一個小角落發現這位仁兄,對我來說是非常幸運的事。
老實說我不習慣幫人宣傳,更不用說這個人我完全不認識,我對他的了解只限於在youtube上的影片。但無論如何,對有點創作與評論興趣的人來說,這位仁兄極為值得尊敬,他能夠講太空戰士六講上三小時,而內容居然一點也不無聊,每一個設計上的想法,每一個角色的故事線幾乎全部講到。而每一個上一代重要的遊戲,不管是日式或是美式的,老的或新的他大半都談過,而也都極為詳盡。他討論過整部星際大戰,計畫評論完所有Star Trek系列的每一集(目前在討論是Voyager,也非常精采)。他自己設計桌上RPG的世界與規則以和朋友玩,他試圖自己建立一個把所有遊戲的故事統合起來的幻想世界。當然,老美有許多非常熱心的玩家,但像他這樣的奇人還是非常罕見的。
他評論的風格極為仔細全面,而且完全沒有學究味,不同於一些過度詮釋是將許多外在的理論套進創作中(這個毛病我多少也有),他雖然有時會過度詮釋,他由於通常是從作品之內,從人物與結構中導出一些沒有明講的東西,這種詮釋通常是真正能豐富作品內涵的方法。而因為他的評論風格,他的影片時間多半很長,而在youtube上,這種人是紅不太起來的。不過對我來說,他的東西非常適合當成背景音來聽,像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廣播電臺,而他的聲音相當好聽,英文也非常的清楚,如果有意用來習慣英聽來說,我也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素材。他無疑是個素人,也沒有當代文藝論評家的「文青」(或說hipster)樣,一開始他的打扮其實有點好笑,但這就是一個在美國的市井小民,經由極為認真仔細地討論創作而達到大半當代的流行文化評論家很少能達到的水平。
在youtube上的頻道通常是贏者全拿(當然,其中也是有許多相當不錯的頻道),而乏人問津的頻道中則充滿了一些莫名奇妙的東西(乃至於一些政治狂熱的極端主義者的獨白),在這種狀況下,能在youtube的一個小角落發現這位仁兄,對我來說是非常幸運的事。
2014年5月22日
毀滅與名聲
Artemis神殿可能是古希臘最美麗的建築,因其完美的比例以及壯觀的規模,讓這一座獻給這位狩獵的月神的大殿,晉身於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觀之一,然而,這七大奇觀中,只有大金字塔留了下來,Artemis神殿,如同其他的奇觀一樣,湮沒在歷史之中。
而Artemis神殿的毀滅是特別悲哀的,不是因為戰爭,也不是因為巨大的天災,而只是為了一個人的名聲。Herostratus並不是位特殊的人,甚至他那種希望在歷史留名的強烈欲望,在人群之中也不罕見,只是他某種程度上「理智地」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中,一個平凡人是不可能留名的,而也願意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一件「大事」。
由於毀滅總比創造容易,而人類總有遺忘創造者的傾向,即便神殿的設計師Cherisphron留下了名字,然而,這一座歷經數位設計師,以及無數工匠的集體創作,最後留下的,也不過就是一兩個名字,甚至生平完全不詳。而Herostratus則靠著一把燒掉這座神殿的火,在歷史上留下了比所有為這座神殿付出過的人還鮮明的形象。
當時的人們,比起現代更意識到了名聲的重要性,以及Herostratus留名的不公義,因此他除了被處死之外,更被判了「記憶抹除刑(damnatio memoriae)」,人們不能談論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能留於史籍,人們試圖抹去這個人存在過的記憶,因為,如果他留名了,他的目的也就達成了,而Artemis神殿的名聲,也就永遠和Herostratus綁在一起,揮之不去。
然而,就算是記憶抹除刑,也無法阻擋人們談論他,畢竟人們都多少能夠理解Herostratus那種單純的成名之欲,相對於創作者的孤獨-因為創造終究是和文字、形狀、顏色以及思考打交道,而最終,創作者的心靈是孤獨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想像一個畫家下筆時的心態,但Herostratus希望被認識的、出名的,希望得到大家眼光的欲望,則是再單純也不過了,那存在於每個要求父母注意的小孩的言行之中。
很反諷的,雖然大多數人都會說人是最難理解的,但其實自然與文化才是最難理解的,因此才需要時代的累積。而人的七情六欲,幾乎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正因如此,為了留名而燒毀神殿的Herostratus的名聲留了下來,並且只有當Artemis神殿終於被人遺忘之後,他的名字才會消失。而在今日,當文明的業蹟豐富到很難再加以破壞時,同樣的人只能靠奪走人命,而在媒體上像流星一樣得到他那「十五分鐘」的名聲(Andy Warhol語)。在此時,善名或是惡名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人們看到他,人們談論他,人們藉由他去攻擊其他人,而對他來說,或許在名聲消逝之前死去,是最大的幸福。
是以為誌。
而Artemis神殿的毀滅是特別悲哀的,不是因為戰爭,也不是因為巨大的天災,而只是為了一個人的名聲。Herostratus並不是位特殊的人,甚至他那種希望在歷史留名的強烈欲望,在人群之中也不罕見,只是他某種程度上「理智地」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中,一個平凡人是不可能留名的,而也願意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一件「大事」。
由於毀滅總比創造容易,而人類總有遺忘創造者的傾向,即便神殿的設計師Cherisphron留下了名字,然而,這一座歷經數位設計師,以及無數工匠的集體創作,最後留下的,也不過就是一兩個名字,甚至生平完全不詳。而Herostratus則靠著一把燒掉這座神殿的火,在歷史上留下了比所有為這座神殿付出過的人還鮮明的形象。
當時的人們,比起現代更意識到了名聲的重要性,以及Herostratus留名的不公義,因此他除了被處死之外,更被判了「記憶抹除刑(damnatio memoriae)」,人們不能談論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能留於史籍,人們試圖抹去這個人存在過的記憶,因為,如果他留名了,他的目的也就達成了,而Artemis神殿的名聲,也就永遠和Herostratus綁在一起,揮之不去。
然而,就算是記憶抹除刑,也無法阻擋人們談論他,畢竟人們都多少能夠理解Herostratus那種單純的成名之欲,相對於創作者的孤獨-因為創造終究是和文字、形狀、顏色以及思考打交道,而最終,創作者的心靈是孤獨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想像一個畫家下筆時的心態,但Herostratus希望被認識的、出名的,希望得到大家眼光的欲望,則是再單純也不過了,那存在於每個要求父母注意的小孩的言行之中。
很反諷的,雖然大多數人都會說人是最難理解的,但其實自然與文化才是最難理解的,因此才需要時代的累積。而人的七情六欲,幾乎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正因如此,為了留名而燒毀神殿的Herostratus的名聲留了下來,並且只有當Artemis神殿終於被人遺忘之後,他的名字才會消失。而在今日,當文明的業蹟豐富到很難再加以破壞時,同樣的人只能靠奪走人命,而在媒體上像流星一樣得到他那「十五分鐘」的名聲(Andy Warhol語)。在此時,善名或是惡名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人們看到他,人們談論他,人們藉由他去攻擊其他人,而對他來說,或許在名聲消逝之前死去,是最大的幸福。
是以為誌。
2014年2月24日
「皇民」文人與臺灣文化
殖民經驗永遠是極為複雜的,因為殖民者在剝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現代化」,這包括科技上的進步,與統治技術上增加的動員力,而更麻煩的是,如果我們承認理性與啟蒙多少具有普遍的價值,至少理想上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中,會有優於各別文化中許多可怖的成分-用來批判燒女巫的普遍準則,也就能拿來批判沉落水之類的私刑。
雖然理性、科技等等,經常被殖民者用作為歧視被殖民者的理由,但說到底,理性終究要求普遍性,也因此,被殖民者也能夠運用普遍主張,批判殖民者的偽善,而許多被殖民者想要得到尊嚴的方式,並不是無條件肯認自身的文化,而是讓自己比殖民者來得更為理性與「文明」。也就是,理性的普遍性,與被殖民者肯認自身的特殊性,在殖民地反抗運動中統合起來。而殖民地獨立運動也因此具有進步的意義與尊嚴。
不過由於一些歐洲人,在經歷大戰後開始反省「現代」這一回事,然後藉由反對現代性與理性的普遍性,同樣也就反對肯認理性的殖民地獨立模式,結果就是和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力量脫鉤,而愈來愈支持基本教義派。而在各國之中,極左派與極右派,也就經由反對理性統合起來。更好玩的是,所有有心幹壞事的大國,更有了口實來反對任何批評了。
回到臺灣的狀況,日本的殖(植)民統治的模式,因為時間點特別晚,統治技術比十七世紀左右的殖民來得先進多了,而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取得不易,如果要從殖民地得益,需要更集約的經營,這對於日本的有限政經實力來說,其實相當困難,也因此在領臺之初,日本國內還有想要「賣掉」臺灣的聲音-因為投資臺灣實在太花錢了。
相對於臺灣在十九世紀末,如同中國大多地方一般的極端落後,日本的殖民統治中「現代化」的力量是特別強的-而這也多少可以由臺灣與韓國在戰後相對進步的基礎建設看得出來-這可能是世界史上建設的最好的殖民主義-這並不是因為日本人多偉大,而只是歷史處境使然。而日本的「進步」在當時,其實並不是什麼新聞,就中文大部分的重要學術用語,從政治、經濟、憲法、權利等等,到譯名如「柏拉圖」的漢字,都是源於日本的翻譯-這種進步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日本基本上就是一個國族主義、帝國主義式的十九世紀國家,而許多地方甚至更加原始野蠻。並且在當時,日本從德國學到了一些特別危險的粗俗版本的「歷史哲學」(德意志觀念論的粗俗化,是第二帝國時期普遍的思想氛圍,這點Peter Gay在談威瑪時也順帶討論過),而其影響至今都沒有消退。像是史賓格勒之類除了有點思想史上的趣味外,早該丟到垃圾堆中的東西,在戰後的日本還是一堆人在講哩-就算是今日的日本右派,還是有一堆十九世紀的原始人。
而這種國族主義影響下,殖民所宣稱的「進步」背後必然有許多偽善之處,因此賴和可以寫出非常直接的控訴小說;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許多擺明邪惡的情狀,則能讓楊逵寫出許多帶有左派現實主義色彩的寫實小說;但當然的,殖民者的進步,也能讓知識分子開始批評自身文化中的野蠻成分,而張文環的〈閹雞〉則寫實到恐怖的地步;而被殖民者靈魂上的空虛與社會的無力,則是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題。「善良的臺灣人」基本上只是一種理想與神話,現實上的臺灣人一直以來都不怎麼善良。
而當評判龍瑛宗、張文環在皇民化運動中較為親日的立場,乃至於寫出基本上是宣傳文學的〈志願兵〉的周金波時,以「正港臺灣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是與殖民者站在一起的壓迫者;而以「中國人」來看,則是萬惡的叛國賊。但其實他們是日治時期最有深度的一些文人,而背後的出發點在於反省自身文化的邪惡-這件事在中國可以由比較「痛快」的魯迅來表達,但在臺灣,一切都更複雜了,但這種複雜與難言反而是更有意思的。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臺灣在二戰之後能夠在原有的知識圈的基礎上發展文學乃至於政治上的論述,而不是用暴力將這個圈子消滅,以仇日的心態使得日文的討論噤聲的話,這些原來的親日知識分子,其實會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批判力量。
不過,現實的歷史就是整個臺灣的文化界,雖然還是有許多人努力,但基本上在1947年之後就「凍結」住了,而中國來的難民雖然在文化上也有可觀之處,但相對上並不特別「進步」,結果就是本來能夠發展的東西停滯了,而一個社會文化上的自我批判也消失了。在臺灣比較細緻的文化自我批判,反而是來自於一些「外省人」,像是白先勇之類的,而李安一定程度上也是。同類的自我批判,特別在臺語(閩南語)圈子中比較欠缺。
這是有文化後果的,雖然實際上許多社運人士,或是比較進步的,常被打成「泛綠」的知識分子對於一些文化議題,例如同志平權吧,是相當進步的。但在知識分子的進步的同時,文化背景上可沒有什麼「孹子」可拿來說嘴。而三不五時就會有一些所謂的綠營大老說出些「穿裙子的不能當總統」之類的鬼話(就算是支持比較傳統的家庭價值的人,也不會用如此粗糙的方式來談事情);雖然說真的,所謂的「深藍」群眾,特別是一些奇怪的「基督徒」的恐同也是不遑多讓,但問題在於臺文的文化圈空缺了一大塊文化上自我批判的文藝資源,結果就是任何一個有點天龍心態,而同時又在性別問題上比較進步的人,很容易就會自動將那些「說臺語」的當成是一群父權主義下的混蛋…而三不五時人們總會在電視上,或是在身邊真的看到這種人。
被殖民者的自我肯定固然是正面的,但如果缺乏自我反省,或說自我反省只在「臺灣人不團結,不覺醒」之類的層級的話,基本上可以說這五十年來一點長進也沒有,而在那些高喊「愛臺灣」但又異常空洞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黨國教育真正的成功,一般臺灣人的文化素養幾乎是活化石的等級,只能在老一輩的人用日文寫的俳句上看到,而在黨國世代上則只留下一片空白。
這當然沒有批評臺灣文藝圈的意思,實際上沒有許多人的努力,狀況遠會更糟就是。
雖然理性、科技等等,經常被殖民者用作為歧視被殖民者的理由,但說到底,理性終究要求普遍性,也因此,被殖民者也能夠運用普遍主張,批判殖民者的偽善,而許多被殖民者想要得到尊嚴的方式,並不是無條件肯認自身的文化,而是讓自己比殖民者來得更為理性與「文明」。也就是,理性的普遍性,與被殖民者肯認自身的特殊性,在殖民地反抗運動中統合起來。而殖民地獨立運動也因此具有進步的意義與尊嚴。
不過由於一些歐洲人,在經歷大戰後開始反省「現代」這一回事,然後藉由反對現代性與理性的普遍性,同樣也就反對肯認理性的殖民地獨立模式,結果就是和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力量脫鉤,而愈來愈支持基本教義派。而在各國之中,極左派與極右派,也就經由反對理性統合起來。更好玩的是,所有有心幹壞事的大國,更有了口實來反對任何批評了。
回到臺灣的狀況,日本的殖(植)民統治的模式,因為時間點特別晚,統治技術比十七世紀左右的殖民來得先進多了,而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取得不易,如果要從殖民地得益,需要更集約的經營,這對於日本的有限政經實力來說,其實相當困難,也因此在領臺之初,日本國內還有想要「賣掉」臺灣的聲音-因為投資臺灣實在太花錢了。
相對於臺灣在十九世紀末,如同中國大多地方一般的極端落後,日本的殖民統治中「現代化」的力量是特別強的-而這也多少可以由臺灣與韓國在戰後相對進步的基礎建設看得出來-這可能是世界史上建設的最好的殖民主義-這並不是因為日本人多偉大,而只是歷史處境使然。而日本的「進步」在當時,其實並不是什麼新聞,就中文大部分的重要學術用語,從政治、經濟、憲法、權利等等,到譯名如「柏拉圖」的漢字,都是源於日本的翻譯-這種進步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日本基本上就是一個國族主義、帝國主義式的十九世紀國家,而許多地方甚至更加原始野蠻。並且在當時,日本從德國學到了一些特別危險的粗俗版本的「歷史哲學」(德意志觀念論的粗俗化,是第二帝國時期普遍的思想氛圍,這點Peter Gay在談威瑪時也順帶討論過),而其影響至今都沒有消退。像是史賓格勒之類除了有點思想史上的趣味外,早該丟到垃圾堆中的東西,在戰後的日本還是一堆人在講哩-就算是今日的日本右派,還是有一堆十九世紀的原始人。
而這種國族主義影響下,殖民所宣稱的「進步」背後必然有許多偽善之處,因此賴和可以寫出非常直接的控訴小說;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許多擺明邪惡的情狀,則能讓楊逵寫出許多帶有左派現實主義色彩的寫實小說;但當然的,殖民者的進步,也能讓知識分子開始批評自身文化中的野蠻成分,而張文環的〈閹雞〉則寫實到恐怖的地步;而被殖民者靈魂上的空虛與社會的無力,則是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題。「善良的臺灣人」基本上只是一種理想與神話,現實上的臺灣人一直以來都不怎麼善良。
而當評判龍瑛宗、張文環在皇民化運動中較為親日的立場,乃至於寫出基本上是宣傳文學的〈志願兵〉的周金波時,以「正港臺灣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是與殖民者站在一起的壓迫者;而以「中國人」來看,則是萬惡的叛國賊。但其實他們是日治時期最有深度的一些文人,而背後的出發點在於反省自身文化的邪惡-這件事在中國可以由比較「痛快」的魯迅來表達,但在臺灣,一切都更複雜了,但這種複雜與難言反而是更有意思的。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臺灣在二戰之後能夠在原有的知識圈的基礎上發展文學乃至於政治上的論述,而不是用暴力將這個圈子消滅,以仇日的心態使得日文的討論噤聲的話,這些原來的親日知識分子,其實會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批判力量。
不過,現實的歷史就是整個臺灣的文化界,雖然還是有許多人努力,但基本上在1947年之後就「凍結」住了,而中國來的難民雖然在文化上也有可觀之處,但相對上並不特別「進步」,結果就是本來能夠發展的東西停滯了,而一個社會文化上的自我批判也消失了。在臺灣比較細緻的文化自我批判,反而是來自於一些「外省人」,像是白先勇之類的,而李安一定程度上也是。同類的自我批判,特別在臺語(閩南語)圈子中比較欠缺。
這是有文化後果的,雖然實際上許多社運人士,或是比較進步的,常被打成「泛綠」的知識分子對於一些文化議題,例如同志平權吧,是相當進步的。但在知識分子的進步的同時,文化背景上可沒有什麼「孹子」可拿來說嘴。而三不五時就會有一些所謂的綠營大老說出些「穿裙子的不能當總統」之類的鬼話(就算是支持比較傳統的家庭價值的人,也不會用如此粗糙的方式來談事情);雖然說真的,所謂的「深藍」群眾,特別是一些奇怪的「基督徒」的恐同也是不遑多讓,但問題在於臺文的文化圈空缺了一大塊文化上自我批判的文藝資源,結果就是任何一個有點天龍心態,而同時又在性別問題上比較進步的人,很容易就會自動將那些「說臺語」的當成是一群父權主義下的混蛋…而三不五時人們總會在電視上,或是在身邊真的看到這種人。
被殖民者的自我肯定固然是正面的,但如果缺乏自我反省,或說自我反省只在「臺灣人不團結,不覺醒」之類的層級的話,基本上可以說這五十年來一點長進也沒有,而在那些高喊「愛臺灣」但又異常空洞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黨國教育真正的成功,一般臺灣人的文化素養幾乎是活化石的等級,只能在老一輩的人用日文寫的俳句上看到,而在黨國世代上則只留下一片空白。
這當然沒有批評臺灣文藝圈的意思,實際上沒有許多人的努力,狀況遠會更糟就是。
2014年2月12日
無人看見的「公共人」-對波赫士〈不為人知的奇蹟〉的一些想法
許多作家對於「閱讀」這件事,是有一些戒慎恐懼的。閱讀太精妙的作品,則深怕自己的語言和思緒被他人帶著走;而閱讀太粗俗的作品,則又怕受其污染,或至少浪費寶貴的時間;閱讀太少則素養不足,閱讀太多則無法精讀與品味。結果是,往往需要有一群朋友相互告知,一些文人才敢下定決心去讀一本書。
這類的困擾,大概不太會發生在波赫士身上。波赫士是個驚人的書蟲,他看過的書的種類之繁,數量之多,就算是腦袋已經成為小型圖書館的人,大概也要投胎數次才能追得上。
但相對的,波赫士的創作才華反而多發揮在短篇小說上,而無啥充滿人際衝突與情感掙扎的大敘事,更不用說大河小說式的巨型敘事了。他的小說是轉化成很多種不同故事的寓言,而大多都和禪宗公案一般,其味甚是可尋。
〈不為人知的奇蹟〉的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一位劇作家,雖然沒啥政治興趣與作為,但也成了政治犯(背景自然是納粹與猶太人的問題)。而在極端無望的狀況下,他想做的只是完成他的劇本-而奇蹟就是,在子彈不可避免地殺死他前,除了主角的思維之外,一切都停止了。而這雖然不能說是「剎那即永恆」,但也有了一年的長度,讓他在腦中完成了劇本。
然後子彈完成了作為一顆子彈會完成的事。
這一切永遠不會有人知道,而雖說是奇蹟,但故事中的創造奇蹟的「上帝」大概也毫不關心劇本的內容。
這個故事顯示的,如果要說有什麼樂觀的地方的話,在於主角極為私密而無人知曉的心靈,被公共世界所充實。主角的處境徹底地和公共/開的世界隔絕,主角面對的行刑者是代表著「私密的暴政(the tyranny of intimacy;借用Richard Sonnett在《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的用語)」的納粹行刑官,而殺死主角子彈則是與人疏離的暴力工具。
雖然背景涉及猶太人迫害,但故事設定的場景並不在集中營,而這種安排是有其理由的。這是因為是集中營雖然極端去人性,但並不是一個完全孤獨的地方,而這一個顯示理想的公共世界充實極私密的內心的故事,最適當的場景並不是集中營,而是一個不義、荒謬、無意義,但孤獨的地方。
若在集中營中,主角的劇本就有人能聽到了,但這可能反而滅損了主角的人性,因為集中營能藉由人際互動,扭曲一切事物,乃至於在毒氣室死去的,也是複數的人。而一部正因為不為人知,無人能加以評判,而產生偉大的尊嚴的劇本,在這種環境中,不可避免地會失去所有的意義。
故事中,主角所寫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樂譜等等,而是一部劇本,這同樣不是波赫士無意識的決定,而是由於劇作本身的特質的有意安排。作為文學創作,小說在最後一個字確定下來就完成了,詩歌亦同,不過或許還需要人吟誦;而就算在音樂上,樂譜則必然需要演奏才能實現,但演奏者並不需要「說話」。劇本就不同了,戲劇的完成極端地需要透過他人的行動,而臺詞、身段、表情,都需要透過具體的演員的身體。一位素養極高的作曲家,通常有能力在看樂譜時同時想像出聲音;但在連演員都未知的劇本上,作者要想像劇作的完整演出是不可能的。
但有趣的地方就在於主角寫的是劇本。戲劇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公共性格最高的藝術(就算是通俗娛樂上,電影會紅並不是沒道理的,而「國民電影」往往比其他媒介更能表達公共的情感,在臺灣來說,魏德聖的電影就是好例子),在創作劇本時,不管是有意或是無意,都會受到人群的指引-即便這樣的人群並不在場;創作劇本的活動本身可以是極為孤獨的,但劇本創作仍然是一種「人群中」的活動。
這就是〈不為人知的奇蹟〉的底蘊。雖然公共世界消失了,雖然創作者失去了任何的聽眾,乃至於劇作家失去了所有可能的演員,藉由還是要說給大家聽,演給大家看的堅持,使得原本可能完全空洞化,只留具有下動物性的恐懼、欲望以及各種社會生物學上可以解釋的鬥爭衝動的人性,得到了充實。而雖然在故事的盡頭,無意義的死亡,暴政的勝利還是無法避免,主角至少作為一個充分實現的,完整的人死去。波赫士對主角的死亡沒有多作著墨,只寫著主角倒了下去-但這也不重要了。作為一人的意義是自己的,然而內容的豐富只能由朝向他人的形式達成。
這部作品,在一個方面類似早期基督教的殉教故事。殉教故事中殉難者處於完全的孤獨而無助的情境,痛苦地死去,唯一支撐他們的是與神的關係與信心。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殉教故事的主旨,在於教導人們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在無意義中維持作為人的意義。而〈不為人知的奇蹟〉中更偉大的,則是表示這一種教導,並不只是透過私人與上帝的,一對一對關係,而其實可以由將公共世界引入內心達成。在這裡,公共生活與啟示達成了統合。
不過,在我們可以由公共性充實私人的心靈的同時,私領域的事物,也往往能反過來影響公領域。然而,這樣的結果反而是公共空間充滿了樣版的、符合消費社會中「理想的(例如所謂的「五子登科」的男人)」私人生活的展示,使得公共空間空洞化。而當公共領域空洞化後,私領域最終也會失去內涵。這也是為何法西斯政權下的「好國民」形象,往往貧乏的可怕,而社會文化的活力也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也因此,全民用臉書,或是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網路上充滿了生活瑣事,並不見得是好事;但人總是多樣的,也因此雖然分享私人生活還是絕大多數,總是有些更精緻、趣味以及合理的事,經由這些新媒體產生。
不過,如果面對〈不為人知的奇蹟〉中主角的處境,我會想的事大概不會是聯絡好友聊些瑣事,或是發發推特吧。我會想做的,大概是動畫分鏡稿吧,科科。
這類的困擾,大概不太會發生在波赫士身上。波赫士是個驚人的書蟲,他看過的書的種類之繁,數量之多,就算是腦袋已經成為小型圖書館的人,大概也要投胎數次才能追得上。
但相對的,波赫士的創作才華反而多發揮在短篇小說上,而無啥充滿人際衝突與情感掙扎的大敘事,更不用說大河小說式的巨型敘事了。他的小說是轉化成很多種不同故事的寓言,而大多都和禪宗公案一般,其味甚是可尋。
〈不為人知的奇蹟〉的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一位劇作家,雖然沒啥政治興趣與作為,但也成了政治犯(背景自然是納粹與猶太人的問題)。而在極端無望的狀況下,他想做的只是完成他的劇本-而奇蹟就是,在子彈不可避免地殺死他前,除了主角的思維之外,一切都停止了。而這雖然不能說是「剎那即永恆」,但也有了一年的長度,讓他在腦中完成了劇本。
然後子彈完成了作為一顆子彈會完成的事。
這一切永遠不會有人知道,而雖說是奇蹟,但故事中的創造奇蹟的「上帝」大概也毫不關心劇本的內容。
這個故事顯示的,如果要說有什麼樂觀的地方的話,在於主角極為私密而無人知曉的心靈,被公共世界所充實。主角的處境徹底地和公共/開的世界隔絕,主角面對的行刑者是代表著「私密的暴政(the tyranny of intimacy;借用Richard Sonnett在《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的用語)」的納粹行刑官,而殺死主角子彈則是與人疏離的暴力工具。
雖然背景涉及猶太人迫害,但故事設定的場景並不在集中營,而這種安排是有其理由的。這是因為是集中營雖然極端去人性,但並不是一個完全孤獨的地方,而這一個顯示理想的公共世界充實極私密的內心的故事,最適當的場景並不是集中營,而是一個不義、荒謬、無意義,但孤獨的地方。
若在集中營中,主角的劇本就有人能聽到了,但這可能反而滅損了主角的人性,因為集中營能藉由人際互動,扭曲一切事物,乃至於在毒氣室死去的,也是複數的人。而一部正因為不為人知,無人能加以評判,而產生偉大的尊嚴的劇本,在這種環境中,不可避免地會失去所有的意義。
故事中,主角所寫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樂譜等等,而是一部劇本,這同樣不是波赫士無意識的決定,而是由於劇作本身的特質的有意安排。作為文學創作,小說在最後一個字確定下來就完成了,詩歌亦同,不過或許還需要人吟誦;而就算在音樂上,樂譜則必然需要演奏才能實現,但演奏者並不需要「說話」。劇本就不同了,戲劇的完成極端地需要透過他人的行動,而臺詞、身段、表情,都需要透過具體的演員的身體。一位素養極高的作曲家,通常有能力在看樂譜時同時想像出聲音;但在連演員都未知的劇本上,作者要想像劇作的完整演出是不可能的。
但有趣的地方就在於主角寫的是劇本。戲劇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公共性格最高的藝術(就算是通俗娛樂上,電影會紅並不是沒道理的,而「國民電影」往往比其他媒介更能表達公共的情感,在臺灣來說,魏德聖的電影就是好例子),在創作劇本時,不管是有意或是無意,都會受到人群的指引-即便這樣的人群並不在場;創作劇本的活動本身可以是極為孤獨的,但劇本創作仍然是一種「人群中」的活動。
這就是〈不為人知的奇蹟〉的底蘊。雖然公共世界消失了,雖然創作者失去了任何的聽眾,乃至於劇作家失去了所有可能的演員,藉由還是要說給大家聽,演給大家看的堅持,使得原本可能完全空洞化,只留具有下動物性的恐懼、欲望以及各種社會生物學上可以解釋的鬥爭衝動的人性,得到了充實。而雖然在故事的盡頭,無意義的死亡,暴政的勝利還是無法避免,主角至少作為一個充分實現的,完整的人死去。波赫士對主角的死亡沒有多作著墨,只寫著主角倒了下去-但這也不重要了。作為一人的意義是自己的,然而內容的豐富只能由朝向他人的形式達成。
這部作品,在一個方面類似早期基督教的殉教故事。殉教故事中殉難者處於完全的孤獨而無助的情境,痛苦地死去,唯一支撐他們的是與神的關係與信心。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殉教故事的主旨,在於教導人們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在無意義中維持作為人的意義。而〈不為人知的奇蹟〉中更偉大的,則是表示這一種教導,並不只是透過私人與上帝的,一對一對關係,而其實可以由將公共世界引入內心達成。在這裡,公共生活與啟示達成了統合。
不過,在我們可以由公共性充實私人的心靈的同時,私領域的事物,也往往能反過來影響公領域。然而,這樣的結果反而是公共空間充滿了樣版的、符合消費社會中「理想的(例如所謂的「五子登科」的男人)」私人生活的展示,使得公共空間空洞化。而當公共領域空洞化後,私領域最終也會失去內涵。這也是為何法西斯政權下的「好國民」形象,往往貧乏的可怕,而社會文化的活力也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也因此,全民用臉書,或是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網路上充滿了生活瑣事,並不見得是好事;但人總是多樣的,也因此雖然分享私人生活還是絕大多數,總是有些更精緻、趣味以及合理的事,經由這些新媒體產生。
不過,如果面對〈不為人知的奇蹟〉中主角的處境,我會想的事大概不會是聯絡好友聊些瑣事,或是發發推特吧。我會想做的,大概是動畫分鏡稿吧,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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