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與人民主權

基本上，烏克蘭可能是最接近臺灣的國家了。在蘇聯瓦解之後，烏克蘭的國內長期被「俄國人」(可以想像成「外省人」)壓著的烏克蘭人自然是馬上想和俄羅斯方劃清界線。然而，由於之前的公務體系中，以及社會中許多地方，事實上已經有一堆俄國人進駐，國內的俄國人自然想做的是和俄羅斯統合。簡單的說，在這裡也有統派和獨派。而同臺灣的南北各有其政治傾向，烏克蘭的東西也有相應的政治傾向。西方脫俄入歐，而東方希望回到強大統合的俄羅斯下。

而同樣的狀況是，烏克蘭的「獨派」總統下臺後被「反貪腐」掉而坐牢，不過現在這位被趕跑的自然也是同樣－或是更加地貪腐… 而這位總統基本上也開始限制集會遊行等等…總之也是那種想要對付不乖的人民的傢伙。

不過當然，不同點總是比相同點多。而烏克蘭基本上的狀況是歐洲和俄國強權政治下的必爭之地，一個理由是歐洲需要俄國的天然氣，但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受制於俄國。不過，烏克蘭則是很大部分輸出俄國的天然氣管線的必經之地，也因此，如果烏克蘭能夠傾向歐洲，在天然氣問題上，歐洲就會有比較大的協商空間。而烏克蘭自身也會有辦法為自己談條件。

因此，俄國方面提供金援的條件是暫停與歐洲的經濟整合，基本上這類的談判的目的在於為烏克蘭站那邊「定調」，而說真的沒有什麼重大反證的話，這怎麼看都是錯的。烏克蘭入俄之後很難脫離，俄國是「會駐軍」、「會出兵」，隨時會打你的那種地方，但入歐之後還有機會自主，這單純因為歐洲在軍事外交上的整合上，無法形成一個單純的「國家(歐洲)利益」為由出兵的體制。也因此，一個比較自主的烏克蘭大致上會是親歐的，不過歐洲自然也得付出一些代價就是。

在近來的發展下，這個國家基本上是進行人民政變而把總統趕跑－說真的，如果單看憲法條文的話，烏克蘭憲法中罷免總統必須經過111條由國會多數同意提出，建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調查結果需要國會總員2/3的同意，之後罷免案成立還要經過總員3/4的同意，才能送交憲法法庭審查。通過之後才能罷免。

細節的描述多少有些可爭議處，不過總之看這種程序，基本上罷免總統是無可能的。就算能成立，大致上也要過個一年半載。而這一年半載間，總統事情還是照幹。想也知道會出什麼狀況。而由於暫停與歐洲談判與加速與俄國的進展基本上是進行式，並且的確重大影響到國家的未來，結果就是，在最重要的決斷之下，總統亞努科維奇可以單方面決定烏克蘭的命運。

所以烏克蘭人理所當然地上街頭，基本上弄到後來是政變層級的行動了。但由於大致上應當還是多數人民所支持的立場(雖然首先，必然還是一堆統派；第二，大概還是有些人單純討厭不乖的百姓，所以一定又有人講多數暴力云云…)，結果就是總統現實上就被趕跑啦。

不過有趣的是，其實人民的行動產生的結果，基本上在憲法上是沒啥根據的。總統並沒有「依法」被罷免，但同時憲法也沒有因為這次的政變而被廢棄。所以，難道我們要說「人民違憲」而總統還是亞努科維奇。三軍統率應當把這些「叛亂」的人民抓起來?

這大概是現實上不大可能發生的。而先不談法學，就倫理學上想也知道去抓這些人民會產生重大的傷害，基本上是件邪惡的事(不過還可以硬說「依法行政」哩)，甚至弄出內戰的話，俄軍三秒鐘就進來了，這時這個國家的「法體系」會變成什麼樣子，實在是很難想像。

所以啦，在這個時候要說人民違憲之類的是沒有意義的，就算憲法明文上無法說亞努科維奇已經被罷免了，但大家很有默契地不管這回事。雖說不管這回事，但也沒有廢棄憲法，重選總統之後，馬照跑舞照跳，一切就回到正常了。

基本上這是一場法治國中人民主權的表演。在特定的非此即彼的狀況下，人民不能漫長的程序之中喪失決定權，因此用實力確定了這個例外狀態下的憲法。而在這時，憲法並沒有被廢棄，但是依照憲法「條文」上去罵人民違憲也是沒有意義的。在常態之下不會，也不應當出現的主權者，在這個情狀上就出現了，而也顯示了烏克蘭雖然並不是一個有長久經驗的民主國家，但仍然有穩固的人民主權作為國家的後盾。

註：主權是一個太過通俗的概念，我在誰是主權者中有討論一下這個概念(雖然大概也只是愈說愈糊塗吧)

一種危險的思維模式

如果去看臺灣這一段時間的整體經濟政策，與毫不意外的整體停滯與大老闆照賺，受薪階級的狀況則是每下愈況的情狀。雖然大體上就那一句「產業沒轉型」，不過這幾十年的唯一的經濟討論，幾乎完全困在一種奇妙的，而又危險的思維中。

這二十年上下的經濟爭議的主題，說穿就是對中開放的問題。而基本上，由於語言的相近與中國一時之間，需要外資進入的事實，就毫無遠見的臺灣人來說一路西進只能說是擋也擋不住的。而不管吵多久，乃至於在陳水扁政權下一直被罵「鎖國」云云，結果其實是在陳水扁時代能西進的差不多都進光了，阻力低到幾乎不存在(當然，臺灣的生意人就算多小的阻力都會向政府施壓的)，而結果就是進一步的開放西進，其實也沒啥好開放了。

但是還是要開放！結果就是想進一步的讓東西賣進來，以及莫名其妙的回到「加工出口區」模式之類的鬼東西，產業沒啥轉型，MIT也沒幾個品牌好賣，掛這種東西想也知道沒用。

這背後的一種模式是：

A理論在現實上的失敗，反而是更徹底地執行A理論的理由。

以在網路的言論中常見的半桶水經濟學為例，大致上的像是這樣：

在新自由主義去管制之後產生經濟泡沫，需要的解決方案是進一步的去管制與「彈性」。所有的問題核心都是管制產生的無效率，因此去管制後出現的問題，顯現的其實是去管制不夠徹底。

而在臺灣常見的論述就是，西進之所以沒能讓我們的經濟飛天，是因為西進不夠快，不夠徹底。因此西進的失敗反而成為要進一步西進的理由。

而自然，一些宗(邪)教中，經典或教義內容的胡說八道則產生這類的論述：

看起來愈不合理的教義或經文，更需要我們絕對的信心。現實上出現的反證，更是對我們信心的試鍊。

或說某些版本的女性主義，會有這類的說法：

女人愈不覺的自己被壓迫者或受害者，反而顯示了人們內化了父權體制，這種壓迫是更徹底的。

總之，這類的說法族繁不及備載。當然，這類的思考模式並不是「必然」錯誤，有可能對等定意識型態的執行不夠徹底，反而會更加偏離該意識型態設定的目標。但當然，現實上看起來，如果沒有很強大的證據，其實單純就是該意識型態是錯的。

而這種思考模式的危險在於，它會產生一種理論上的「永動機」。簡單的說，如果現實上符合理論，那表示理論是對的；而如果現實不合理論，那也表示理論是對的，甚至要求我們將理論貫徹到極點。

對於西進的論述，說真的說了十年了，而事實上也已經進到沒啥好再進了，不過弄到現在還是基本國策，而且所有地方都還要更加開放。後果上我只能說可想而知，基本上六三三的整體思維就是這種，而失敗自然也是不意外。

這不能說是臺灣特有的問題，而是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國家在金融風暴之後面對的問題，除了那幾個多少是以鄰為壑來維持成長的國家，例如「偉大的」德國(去問希臘人的話，大概就會得到這類的回應，而其實這種情緒不只希臘人有)，開放產生的問題需要的是更進一步的開放，在歐盟國家國內已經被外勞弄到法西斯興起的地步，最好的藥方是「人力進一步的開放」！雖說如此，臺灣的狀況相較之下，其實也是離譜到很好笑了。

「皇民」文人與臺灣文化

殖民經驗永遠是極為複雜的，因為殖民者在剝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現代化」，這包括科技上的進步，與統治技術上增加的動員力，而更麻煩的是，如果我們承認理性與啟蒙多少具有普遍的價值，至少理想上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中，會有優於各別文化中許多可怖的成分－用來批判燒女巫的普遍準則，也就能拿來批判沉落水之類的私刑。

雖然理性、科技等等，經常被殖民者用作為歧視被殖民者的理由，但說到底，理性終究要求普遍性，也因此，被殖民者也能夠運用普遍主張，批判殖民者的偽善，而許多被殖民者想要得到尊嚴的方式，並不是無條件肯認自身的文化，而是讓自己比殖民者來得更為理性與「文明」。也就是，理性的普遍性，與被殖民者肯認自身的特殊性，在殖民地反抗運動中統合起來。而殖民地獨立運動也因此具有進步的意義與尊嚴。

不過由於一些歐洲人，在經歷大戰後開始反省「現代」這一回事，然後藉由反對現代性與理性的普遍性，同樣也就反對肯認理性的殖民地獨立模式，結果就是和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力量脫鉤，而愈來愈支持基本教義派。而在各國之中，極左派與極右派，也就經由反對理性統合起來。更好玩的是，所有有心幹壞事的大國，更有了口實來反對任何批評了。

回到臺灣的狀況，日本的殖(植)民統治的模式，因為時間點特別晚，統治技術比十七世紀左右的殖民來得先進多了，而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取得不易，如果要從殖民地得益，需要更集約的經營，這對於日本的有限政經實力來說，其實相當困難，也因此在領臺之初，日本國內還有想要「賣掉」臺灣的聲音－因為投資臺灣實在太花錢了。

相對於臺灣在十九世紀末，如同中國大多地方一般的極端落後，日本的殖民統治中「現代化」的力量是特別強的－而這也多少可以由臺灣與韓國在戰後相對進步的基礎建設看得出來－這可能是世界史上建設的最好的殖民主義－這並不是因為日本人多偉大，而只是歷史處境使然。而日本的「進步」在當時，其實並不是什麼新聞，就中文大部分的重要學術用語，從政治、經濟、憲法、權利等等，到譯名如「柏拉圖」的漢字，都是源於日本的翻譯－這種進步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日本基本上就是一個國族主義、帝國主義式的十九世紀國家，而許多地方甚至更加原始野蠻。並且在當時，日本從德國學到了一些特別危險的粗俗版本的「歷史哲學」(德意志觀念論的粗俗化，是第二帝國時期普遍的思想氛圍，這點Peter Gay在談威瑪時也順帶討論過)，而其影響至今都沒有消退。像是史賓格勒之類除了有點思想史上的趣味外，早該丟到垃圾堆中的東西，在戰後的日本還是一堆人在講哩－就算是今日的日本右派，還是有一堆十九世紀的原始人。

而這種國族主義影響下，殖民所宣稱的「進步」背後必然有許多偽善之處，因此賴和可以寫出非常直接的控訴小說；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許多擺明邪惡的情狀，則能讓楊逵寫出許多帶有左派現實主義色彩的寫實小說；但當然的，殖民者的進步，也能讓知識分子開始批評自身文化中的野蠻成分，而張文環的〈閹雞〉則寫實到恐怖的地步；而被殖民者靈魂上的空虛與社會的無力，則是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題。「善良的臺灣人」基本上只是一種理想與神話，現實上的臺灣人一直以來都不怎麼善良。

而當評判龍瑛宗、張文環在皇民化運動中較為親日的立場，乃至於寫出基本上是宣傳文學的〈志願兵〉的周金波時，以「正港臺灣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是與殖民者站在一起的壓迫者；而以「中國人」來看，則是萬惡的叛國賊。但其實他們是日治時期最有深度的一些文人，而背後的出發點在於反省自身文化的邪惡－這件事在中國可以由比較「痛快」的魯迅來表達，但在臺灣，一切都更複雜了，但這種複雜與難言反而是更有意思的。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臺灣在二戰之後能夠在原有的知識圈的基礎上發展文學乃至於政治上的論述，而不是用暴力將這個圈子消滅，以仇日的心態使得日文的討論噤聲的話，這些原來的親日知識分子，其實會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批判力量。

不過，現實的歷史就是整個臺灣的文化界，雖然還是有許多人努力，但基本上在1947年之後就「凍結」住了，而中國來的難民雖然在文化上也有可觀之處，但相對上並不特別「進步」，結果就是本來能夠發展的東西停滯了，而一個社會文化上的自我批判也消失了。在臺灣比較細緻的文化自我批判，反而是來自於一些「外省人」，像是白先勇之類的，而李安一定程度上也是。同類的自我批判，特別在臺語(閩南語)圈子中比較欠缺。

這是有文化後果的，雖然實際上許多社運人士，或是比較進步的，常被打成「泛綠」的知識分子對於一些文化議題，例如同志平權吧，是相當進步的。但在知識分子的進步的同時，文化背景上可沒有什麼「孹子」可拿來說嘴。而三不五時就會有一些所謂的綠營大老說出些「穿裙子的不能當總統」之類的鬼話(就算是支持比較傳統的家庭價值的人，也不會用如此粗糙的方式來談事情)；雖然說真的，所謂的「深藍」群眾，特別是一些奇怪的「基督徒」的恐同也是不遑多讓，但問題在於臺文的文化圈空缺了一大塊文化上自我批判的文藝資源，結果就是任何一個有點天龍心態，而同時又在性別問題上比較進步的人，很容易就會自動將那些「說臺語」的當成是一群父權主義下的混蛋…而三不五時人們總會在電視上，或是在身邊真的看到這種人。

被殖民者的自我肯定固然是正面的，但如果缺乏自我反省，或說自我反省只在「臺灣人不團結，不覺醒」之類的層級的話，基本上可以說這五十年來一點長進也沒有，而在那些高喊「愛臺灣」但又異常空洞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黨國教育真正的成功，一般臺灣人的文化素養幾乎是活化石的等級，只能在老一輩的人用日文寫的俳句上看到，而在黨國世代上則只留下一片空白。

這當然沒有批評臺灣文藝圈的意思，實際上沒有許多人的努力，狀況遠會更糟就是。

國族主義與歷史哲學

雖然中國總會說其「五千年」歷史多偉大，而韓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更是不可思議。不過，在現代國族(nation)意義下的中、韓等等，並不是一個自古存在的東西。

關於國族的建構性格，基本上已經是學界的常識了，當然，總是有些國族主義學者在講些國族的自然論之流，不過那種東西講到最後總是亂七八糟，基本上只有在中國之類的種族主義國家才會扯這類東西。不過，建構不代表不真誠，Anderson的名作《想像的共同體》中要強調的正是被殖民者在反抗殖民時人民自發建構的國族，是非常正面的；國族主義的邪惡主要來自於統治者在帝國主義下建構的「官方國族主義」(說真的，國民黨在臺灣是極為典型的官方國族主義)。

當然，從這類社會實在的觀點來看國族，是一條很有建樹的研究道路，基本上唯一對全人類知識幫倒忙的，也只有各官方國族主義的產物，這包括在涉及中國從上古史到近代史的各種神話，以及韓國的一些神奇的史觀。不過，在社會學與政治理論之外，我們或許可以從現代性的一些精神特質，來討論一下國族主義。

區分自己人和外邦人並不是一項現代的特質，甚至黑猩猩都大概有這種意識。國族主義在精神上的特質，建立在一種以啟蒙運動顯示出來的(但並不限於西方的)內在衝突。雖然我們常會認為啟蒙運動有「一個」主要對手，也就是萬惡的教會。但教會只是一個傳統的代表，羅馬天主教雖然有嚴密的層級與政治鬥爭的核心，但教會實際上是極為「在地」的，許多地方的在地教士，實際上容納了更廣的傳統－乃至於迷信。甚至，如果要為教會開脫的話，可以說許多宗教迫害，與其說是教會的「邪惡」核心的命令，不如說是各地傳統與迷信，從下到上滲透入了教會，而得到了更普遍的形式與影響力。很多時候，燒女巫是非常「草根」的活動，附帶一提，美國的3K黨，在歷史起源上也是個南方的草根組織。

強調這一個面向的重點在於，啟蒙一開始就承諾了一種普世的理性，以對抗各地的蒙昧傳統，而啟蒙運動和教會的對抗，則是搶奪歐洲「普遍性」的鬥爭。在緩慢的過程中，啟蒙基本上得到勝利－但普遍理性一方面沒有天主教對於傳統與地方特殊性的寬容，另一方面也沒能取代天主教的靈魂普遍性以統合各種不同的傳統(天主教常被新教徒罵說像是多神教，但聖人與代禱一方面容納了許多傳統，另一方面提供了多樣化的「人格典範」，不談神學的話是極有智慧的社會機制)。

結果就是在浪漫主義時代常常提到的，理性產生了分裂，讓人不完整的問題。而國族主義，特別是在浪漫主義的背景下，試圖達成的就是重新讓普遍的理性，與各地特殊的傳統統合起來。

這個困難在於，一方面要承認理性是普遍有效的，人類應當遵循的，並且，最重要的是，理性是「無私的」，和你說同樣的語言的人，並不比說不同語言的人來得重要，也因此為了「群體利益」行動，不外乎是一群人不合理地去傷害其他人。

另一方面則要肯認看似「不合理」的傳統，並且肯認一個個體為了「同樣」的「我群」去對抗他群體，是一件正當的事，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群眾暴力(簡單的說就是想區分出「為國去打仗」和黑猩猩去消滅其他黑猩猩隊群的差別)。

國族主義的背景就在於這種普遍與個別的張力。而這在缺乏反省的帝國，如傳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類的思維中，由於對各特的承認不夠深刻(帝國只以獵奇心態看待風俗)，對於普遍的主張也缺乏反省，而沒有這種張力，也就沒有真正國族主義的精神內涵。

解決國族主義面對的，無私的理性與偏私的文化之間的張力的方案，基本上是「歷史哲學」，也就是只要將自身的「國族」藉由世界史的理論化描述中，得到一個核心的歷史定位，國族自身的強大，也就同時是普遍歷史精神的呈現(拿破崙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這類的思維，基本上主宰著一直到二戰的德國，「德意志的文化與精神」對抗「無靈魂、效率至上的英國」以及「粗俗而反文化的俄國人」等等，並不是少見的修辭。而不管內容多麼離譜，《我的奮鬥》中也提到一種純粹種族間的永恒鬥爭，並產生「支配民族(Herrenvolk)」的歷史目的論，而德國在這種歷史中佔有的核心位置。

國族主義或多或少，都有一種法西斯式的神話結構，將自身的國族放到一種想像中的歷史歷程中，並且在當下的歷史時刻，在世界史上具有核心的意義。

這件事的粗俗版本就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然，這種空口白話缺乏更進一步的內容，不過單就口號就已經可以讓一堆白癡跟著喊了。而如果去分析中國一直以來對於「貨幣」的奇妙熱衷，背後並不只是貨幣在思想史上與現實上的重要性而已，而有一種建立巨大的歷史哲學，以確立敵人與正當化擴張的思維。這並不只是唯一的方案，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各種不同的大歷史、大戰略等等「強國」人民喜歡意淫的東西，背後就是這類國族主義需要有一種傷害其他國族的正當化許可證。

而在同時，就算是大家都罵成一團的美帝，都已經重新試圖以理性與歷史情感，以及「希望」(Rorty式的，不過也是非常美國式的思維)至少比十九世紀深刻百倍的方式去面對這個問題了，而自由派重新試圖強化對於科技的熱情與對人類的責任作為定位「美國」的方式。這早比拾激進左派牙慧的泛泛反美帝批評深刻太多了(當然，深刻的批評是有，但通常用之罵美帝的人都是更糟的傢伙，要拿美國人Chomsky來罵美國，也得先看看自己生不生得出這種人來，中國內部有人反省達佛嗎，有人罵把「脫北者」丟回北韓去死嗎?這連「民運人士」都沒幾個會講的)。

歷史會如何走是無法預測的，不過我可以大致確定的是，中國的國族主義論述不管加再多料，基本上還是十九世紀的，而這種東西絕對產生不出和平來。就「改良」的國族主義願景來說，扛一堆冷戰債，而國內一堆基本教義派瘋子的美國都還比較有希望一點。

至於這個島嘛，雖然一直被罵「親日」的殖民地國族主義基本上還是正面與進步的，但大致上我們早從國民黨的官方國族主義中學到一種沒有責任的、都是別人錯的國族主義(悲情並不單純是本島人的歷史經驗產物，國民黨的黨史也是悲情史)，而且其實大家還是比較喜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等等，這反映在現實的房價與對中投資的不切實際希望上。而比較正面的國族情感，大致上只能在電影院看看魏德聖的東西，哭哭後就忘了。

所以啦，大致上國族主義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什麼正面意義了。

概念與中立性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麻煩之處，在於作為理論基本單位的概念是浮動的，如「國族主義」這類概念，很難如「重力」這類概念一般有一種普遍性的定義。這倒不代表人文社會科學在亂搞，很大的因素在於「概念有自身的生命」這類的狀況，簡單的說，概念並不只是「人在用」，有時是「概念在用人」。「中華民族」這類的概念很確實地在這個島上產生因果上的影響。

概念經常是鬥爭用的口號，例如這兩天北捷以「政治性」為由，刻意地排除反核的廣告時，政治是一種口號。但同時概念也是鬥爭的標的，以北捷之所以能佔領「政治性」、「中立性」等等概念的解釋權，背後大致上是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關於意識型態，又是另一種複雜的對象了)的支持、馬政府與北市政府的槍桿子等等等等，而在這時，政治等等，或特別是「中立」是鬥爭中要佔據的對象，如同搶佔了一片戰略要地之後，就可以更兇狠地屠殺敵人。

當然，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上，在進行任何嚴謹的論述時，通常在第一段就會說明自己對於行文中特定概念的界定，特別是社會科學上需要可操作的定義。而這類的概念會和在現實中充滿鬥爭性格的概念有類似性，然而當然也會不同。

這時必然有人會主張學術上的概念也是一種政治鬥爭云云，而實際上也不太可能真的說啥「學術中立」，理由在於「中立性」至少在不少地方，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政治概念，基本上大半的制度性邪惡，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都一定是「中立」的，政治上中立性的背後經常就是暴力－能用暴力把人打成不中立的，就會是中立的。

像是怪手偷拆人房子，逼人上絕路叫中立的經濟發展，反對者用破鞋丟人不痛不癢，但是就是政治化、暴力等等。而同樣的，白色恐怖對於全臺灣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政治中立」的活動，只有死民進黨會炒作，將之「政治化」云云。

說穿了，不管概念多「中立」，概念，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總是會被佔領，而在這方面，至少在這個島上來說，壞人總是會贏。

不過這倒不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就沒啥標準了，實際上每一個研究都多少在說明自己概念的重新界定背後顯示的「功用」，能夠開啟其他研究、能夠提出有趣的新想法、能夠建立有說明力的模型、能夠產生合理的因果分析等等。而這些功用，也可以被說成一種「中立」的判準，但這說真的根本不必強調，學術本來就是這樣，而有趣的東西，不需要再貼啥中不中立。由於中立是個被武力佔領的概念，一旦我們看到「中立」被拿出來阻礙他人說話、做事時，意思不外乎是「我有槍、我有席次、我有邪惡的人民的支持，你去死也罷」。科科。

雖然世界上大多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然而當「善/惡」這組區分被換成是「中立/不中立」的區分後，結果就是連「善」都沒有啦。「顛倒黑白」說真的不太容易，但罵人不中立的道德腦死，倒是很容易達成。

對「反事實」憲法的一些思考

17世紀重要的法學者Hugo Grotius有這樣一句名言：

「上帝亦不能使2x2不等於4」

當然，Grotius的這句話，在脈絡上是將以普遍正義對抗實定法的「自然法」傳統，從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如果自然法的性質類似於數學，而數學本身的真是獨立於上帝的，那自然法就可以是獨立於上帝的。

這背後自然會有一堆神學問題(而也自然可以顯示出某些神學主張，對於人類知識的進步有多大的傷害)，不過先按下這裡不提，先注意一下順著Grotius的脈絡會得出的一個結論：

「憲法不能規定2x2不等於4」。

這是由於，Grotius仍然肯定自然法的思維，而發展至他的時代的自然法思維，已經有很清楚的實定法(至少在嚴重)違反自然法時無法律效力。而對Grotius來說，數學可以視為是自然法的一部分－甚至連上帝都無法更動。

不過自然，要這樣主張的前提在於接受自然法立場，以及主張具有類同數學上的真的規律，是自然法的一部分。(當然，自然有人可以開始吵不能從實然導出應然之類的問題，不過用在數學上問題的層次會非常之複雜，再按下吧。)

Grotius的這一段討論，除了作為國際法理論的基礎，以及對於近代自然法論有重要的地位外，用現代的語彙來說，至少也是試圖在法律中排除不必要的意識型態的早期嘗試。這倒不是說「上帝」整體上是不必要的，Grotius自身也是基督徒。重點在於，即便上帝是至高的，也不能以神學上的理由來影響法律－法律的本源是自然的規律，而特別是道德律－並且這種規律和數學是類似的(雖然人類的「道德直覺」沒有「數學直覺」來得完美)。

這自然和宗教戰爭有關，Grotius可以說是一個活在宗教戰爭的時代的人，而一個合理的，不受意識型態掌控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在這種時代自不待言。

我個人是有點懷疑當代的法理學討論，有辦法適當地處理這類「反事實憲法」的問題。不過這種問題自然是事實上發生過甚至仍然是進行中的。納粹德國弄出「猶太人物理學」這類的詞，搞砸自己的科學發展；而蘇聯時代也因為史觀的問題，對於演化論有些奇怪的扭曲；而當代的老美，許多基本教義派不只對演化論，乃至於對科學本身都充滿敵意，而在憲法上主張美國是「政教合一」的國家等等等等。

在我來看，中華民國憲法上討論疆域的問題，以及一堆得花一堆想像才能從單純的國名導出來的意識型態，像是如何從憲法中導出「日治」不合憲而「日據」合憲，在知識上胡說八道的程度，大概會像是「猶太人物理學」之類的狀況。

不過當然，只要有槍，「猶太人物理學」也能是個中立的知識論描述，科科。

就某種集權主義式的立場來說，國家當然可以規定2x2不等於4，其實類似的例子，就是在《1984》中的2+2=5。你只要強迫人民，讓他們的大腦變成一種可以完全無視事實與融貫性的東西，你自然可以依照任意的意識型態強迫人，反正「槍桿子出中立」，2+2=5的真理性與中立性，和這個島上許多人依「憲法」的領土主張的真理性與中立性，差距並不大。

當然，就歷史與領土主張來說，人們自然可以說那是規範的問題，而不是事實的問題。不過說穿了，《1984》中的2+2=5也是個規範問題啊！但可怕之處就是這會產生「事實上」的影響，這類東西會把人的腦袋弄壞。

「融貫性(coherence)」就算還不是知識論上的唯一標準，至少對於一個人要具有「像是人」的道德能力來說，再重要也不過了。而強加一堆反事實的命題到人的大腦中，大致上就是在把人「搞壞」，臺灣被這樣搞了五十多年了，難怪到處都是壞人。

我對於憲法上規定啥領土主張是極端不以為然的，雖然許多國家都這樣搞，但這正是一種創造沒啥意義的衝突的方式，基本上非常的十九世紀，而要不是有許多力量在撐，結果上也會非常的十九世紀－就是弄出一戰這類的東西(一戰可說是十九世紀精神的必然結果)。

不過在這個島上出現的「憲法上領土」主張，已經完全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這已經荒唐到主張我們毫無統治的區域是我們的領域，而範圍超過世界陸地的二十分之一…這種荒謬程度已經和主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全世界都是我國領域差不多了。而更離譜的是，教科書要跟著改……2+2=5可能還好拗一點。

而歷史雖然涉及史觀，不過說穿了，那邊能夠增加認識並且能夠合理的檢證，那邊就是有貢獻的。這很單純是一個世界學術分工的問題，我很難想到比這個出發點來得更「中立」的了，那邊在時空、文化上接近，那邊就適合作該研究。而現實上就是臺灣這裡有其適合的歷史範圍，並且由於範圍集中，可以談得更細緻－而在大歷史不知道被質疑幾萬遍的狀況下，範圍上集中反而是優點，細緻反而更合於當代的深刻討論。

而以「憲法」為由去影響這類東西，好像學術自由就不是憲法?國民教育就可以灌些沒用的東西，沒有傷害到國民?這也不是憲法考量?而只有特定的意識型態是憲法!?

基本上這種想法只有在用槍按著人的頭五十年後才會出現，而現在人們又想要把槍按回去了。

但是大概會成功，因為其實沉默的大眾是支持的，並且這個島上以及巨大的中國的槍都慢慢地架上來。而反對的人因為沒有槍，所以就會被抹「不中立」，因為中立在這個島上，最終是長在槍桿子上的，所以沒差，2+2=5，萬歲!

無人看見的「公共人」-對波赫士〈不為人知的奇蹟〉的一些想法

許多作家對於「閱讀」這件事，是有一些戒慎恐懼的。閱讀太精妙的作品，則深怕自己的語言和思緒被他人帶著走；而閱讀太粗俗的作品，則又怕受其污染，或至少浪費寶貴的時間；閱讀太少則素養不足，閱讀太多則無法精讀與品味。結果是，往往需要有一群朋友相互告知，一些文人才敢下定決心去讀一本書。

這類的困擾，大概不太會發生在波赫士身上。波赫士是個驚人的書蟲，他看過的書的種類之繁，數量之多，就算是腦袋已經成為小型圖書館的人，大概也要投胎數次才能追得上。

但相對的，波赫士的創作才華反而多發揮在短篇小說上，而無啥充滿人際衝突與情感掙扎的大敘事，更不用說大河小說式的巨型敘事了。他的小說是轉化成很多種不同故事的寓言，而大多都和禪宗公案一般，其味甚是可尋。

〈不為人知的奇蹟〉的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一位劇作家，雖然沒啥政治興趣與作為，但也成了政治犯(背景自然是納粹與猶太人的問題)。而在極端無望的狀況下，他想做的只是完成他的劇本－而奇蹟就是，在子彈不可避免地殺死他前，除了主角的思維之外，一切都停止了。而這雖然不能說是「剎那即永恆」，但也有了一年的長度，讓他在腦中完成了劇本。

然後子彈完成了作為一顆子彈會完成的事。

這一切永遠不會有人知道，而雖說是奇蹟，但故事中的創造奇蹟的「上帝」大概也毫不關心劇本的內容。

這個故事顯示的，如果要說有什麼樂觀的地方的話，在於主角極為私密而無人知曉的心靈，被公共世界所充實。主角的處境徹底地和公共/開的世界隔絕，主角面對的行刑者是代表著「私密的暴政(the tyranny of intimacy；借用Richard Sonnett在《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的用語)」的納粹行刑官，而殺死主角子彈則是與人疏離的暴力工具。

雖然背景涉及猶太人迫害，但故事設定的場景並不在集中營，而這種安排是有其理由的。這是因為是集中營雖然極端去人性，但並不是一個完全孤獨的地方，而這一個顯示理想的公共世界充實極私密的內心的故事，最適當的場景並不是集中營，而是一個不義、荒謬、無意義，但孤獨的地方。

若在集中營中，主角的劇本就有人能聽到了，但這可能反而滅損了主角的人性，因為集中營能藉由人際互動，扭曲一切事物，乃至於在毒氣室死去的，也是複數的人。而一部正因為不為人知，無人能加以評判，而產生偉大的尊嚴的劇本，在這種環境中，不可避免地會失去所有的意義。

故事中，主角所寫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樂譜等等，而是一部劇本，這同樣不是波赫士無意識的決定，而是由於劇作本身的特質的有意安排。作為文學創作，小說在最後一個字確定下來就完成了，詩歌亦同，不過或許還需要人吟誦；而就算在音樂上，樂譜則必然需要演奏才能實現，但演奏者並不需要「說話」。劇本就不同了，戲劇的完成極端地需要透過他人的行動，而臺詞、身段、表情，都需要透過具體的演員的身體。一位素養極高的作曲家，通常有能力在看樂譜時同時想像出聲音；但在連演員都未知的劇本上，作者要想像劇作的完整演出是不可能的。

但有趣的地方就在於主角寫的是劇本。戲劇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公共性格最高的藝術(就算是通俗娛樂上，電影會紅並不是沒道理的，而「國民電影」往往比其他媒介更能表達公共的情感，在臺灣來說，魏德聖的電影就是好例子)，在創作劇本時，不管是有意或是無意，都會受到人群的指引－即便這樣的人群並不在場；創作劇本的活動本身可以是極為孤獨的，但劇本創作仍然是一種「人群中」的活動。

這就是〈不為人知的奇蹟〉的底蘊。雖然公共世界消失了，雖然創作者失去了任何的聽眾，乃至於劇作家失去了所有可能的演員，藉由還是要說給大家聽，演給大家看的堅持，使得原本可能完全空洞化，只留具有下動物性的恐懼、欲望以及各種社會生物學上可以解釋的鬥爭衝動的人性，得到了充實。而雖然在故事的盡頭，無意義的死亡，暴政的勝利還是無法避免，主角至少作為一個充分實現的，完整的人死去。波赫士對主角的死亡沒有多作著墨，只寫著主角倒了下去－但這也不重要了。作為一人的意義是自己的，然而內容的豐富只能由朝向他人的形式達成。

這部作品，在一個方面類似早期基督教的殉教故事。殉教故事中殉難者處於完全的孤獨而無助的情境，痛苦地死去，唯一支撐他們的是與神的關係與信心。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殉教故事的主旨，在於教導人們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在無意義中維持作為人的意義。而〈不為人知的奇蹟〉中更偉大的，則是表示這一種教導，並不只是透過私人與上帝的，一對一對關係，而其實可以由將公共世界引入內心達成。在這裡，公共生活與啟示達成了統合。

不過，在我們可以由公共性充實私人的心靈的同時，私領域的事物，也往往能反過來影響公領域。然而，這樣的結果反而是公共空間充滿了樣版的、符合消費社會中「理想的(例如所謂的「五子登科」的男人)」私人生活的展示，使得公共空間空洞化。而當公共領域空洞化後，私領域最終也會失去內涵。這也是為何法西斯政權下的「好國民」形象，往往貧乏的可怕，而社會文化的活力也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也因此，全民用臉書，或是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網路上充滿了生活瑣事，並不見得是好事；但人總是多樣的，也因此雖然分享私人生活還是絕大多數，總是有些更精緻、趣味以及合理的事，經由這些新媒體產生。

不過，如果面對〈不為人知的奇蹟〉中主角的處境，我會想的事大概不會是聯絡好友聊些瑣事，或是發發推特吧。我會想做的，大概是動畫分鏡稿吧，科科。

絕望中的雜談

我對於這個島的未來，如同我對大部分的事物的想法一樣，是相當悲觀的。這個島的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其實這個島上的人－特別是對近來邪惡事件沉默的大眾，並不怎麼在意其他人的死活。情勢遠比想像中的惡劣，而臺灣人也比想像中的來得邪惡－只有一個基本上邪惡的島，才能若無其事的肯定五十多年的法西斯。而這根本不是喊喊「臺灣人要覺醒」之類的一廂情願能解決的(更何況背後的民族主義不是沒有陰影)。

自然，不少人會重述Martin Niemoeller被引過上萬次的說法：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站出來說話
——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
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但這段話背後的意義相當清楚的，保持沉默的人活的比其他所有人都久! 而另一方面，這段話中的敘事者「我」，其實只是保持沉默者中的極少數。「絕大多數」的德國人，特別是「正常」、「愛國」、「盡義務」的德國人，被追殺的可能性低到幾乎可以忽略。

簡單的說，在法西斯下，乖乖站到「邪惡的一方」其實非常安全。也因此，這段引言基本上是沒啥意義的。

就臺灣來說，雖然人們會不斷地強調白色恐怖籠罩著所有臺灣人，但這是完全虛假不實的。白色恐怖是有很大的選擇性的，為虎作倀極為容易，也沒有任何社會後果。余光中談「狼來了」之類的東西，基本上是有害人去死的可能性的，要說有殺人的未必故意也不無可能(當然，這裡主要不是談刑事責任)。但這類擺明想引政治力量在身體上消滅文敵的行為，我個人很難想像文人能做出比這個更卑劣而邪惡的事，不過這個人還是「令人尊敬」哩。

基本上一個法西斯代理政權對於中國來說比較方便，也比較有彈性(能夠想統就統)，面對中國未來可能的一些內部壓力來說，準備一個方便的棋子以作為緩兵之計是很好用的。並且這個島開啟了其他武力行動以緩和內部壓力的機會，因此軍事化是合理的。而對於一個基本上會被完全軍事化的島上來說，早早讓人習慣法西斯也是很好的。

這其實一直都在作，重新背法西斯時代的語彙，將法西斯當成是「中立」這件事，並不是最近的事，而甚至是許多百姓自發的努力－對於一個法西斯五十年的地方來說，任何一點的改變都是不中立的，科科；另一項法西斯的專長就是將程序當成一種單純的「儀式」，重點只在於為自己的行動背書，出現不想要的結果時則想辦法找枝節規定對付之，而如果結果是想要的，程序有問題也是小事。這回事可以說從政府、大學乃至於其實大企業(關係良好的那種)都非常清楚；而其實沉默的大眾不在乎，甚至還喜歡這樣，也是非常的清楚。

在他國內建立法西斯以作為控制他國的窗口，基本上這是冷戰時雙方一直在弄的邏輯。而對於一個試圖先成為東亞霸主，並由貨幣問題建立一個國家的「歷史任務」的神話，以「爭霸」全球的國家來說，幹些以前「美帝」幹的骯髒事也是自然的－畢竟，中國有神聖的歷史任務，不義的貨幣/美帝等等秩序，只有偉大的中國能對抗云云。基本上這和二戰的日本瀰漫的「只有日本能避免東亞被西方殖民的神聖任務」，所以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思維差不多，這其實是大國的常態。

雖然這些東西只是些說法而已，畢竟未來是無法預測的。而基於完全錯誤的理由，也可能預測到同樣的事件。總之，這只是整理一下一個悲觀的人，基於這幾十年來基本上的情勢沒有改變，而導出的結果。中國仍然是個充滿民族主義，人民充滿「犯我天威者，雖遠必誅」想法的地方，而不管是無視於當地政治狀態給步槍的「非洲經營」，或是三不五時破壞別人的網路(這事臺灣也當過苦主，whatever)，總之怎麼看都不是一個單純只想被動防衛自己的地方；而臺灣人仍然是很喜歡讓身邊「不乖」而又「吵鬧」的人去死的一種生物。在這類基礎之下，幾乎跑不出什麼其他結果。(除非老美的政經科技實力突然又飛天了，而這也不是臺灣能夠影響的事)

不過，既然情勢在看似有希望的背後，是完全的無救。那還要行動嗎？還要哭夭嗎？畢竟，在這個法西斯之島上有一類普遍被接受的說法：

人生就像是被強暴，要嘛反抗，要嘛乖乖去享受。

姑且不論這種說法對於性暴力的描述愚蠢到一個極點。而相信人可以「選擇」享受被強暴這回事，有極深的法西斯意涵－連「受苦」的感覺都是錯的，都應當消除，都應該轉化成一種「享受」。但這大致上也是臺灣精神的適切反映。

問題只在於，「看不下去」的感覺是無法消除的，而這類的感覺會要求人去行動。而另一方面，雖然伯里克利斯其實不可能逆轉雅典不利的局勢，但他至少讓雅典多撐了幾年，而留給後人一個希臘最偉大的政治人物(亞歷山大那個馬其頓人遠不及他)。而在會飲篇中的活力與智慧的背景，是一個滅亡中的城邦－然而美麗的事物仍然必須存在，仍然必須創造。人是有限的，而大多的城邦都不免被大帝國消滅。但人終究是「城邦的／政治的」動物，而不是帝國的資源，或是民族的齒輪。而創造、行動說穿了不過是想過人的生活而已。

辭不達意、意在言外與言下之意

許多人，特別是缺乏表達技能的人，常常會覺得無法用「語言」(或其他表達方式)，表現出自己想說的(想表達的)，而由於我想說的一堆，但連個正確的中文句子都寫不太出來，這種感覺自是特別強烈。

「辭不達意」這一回事，表達了我們常有的一種直覺，也就是存在一個語言之外的，內在於我的心靈的意義，以及用來表達意義的語言。這種「內心」/「表達方式」之間的二分，對於許多人來說是如此的自然，以致於就算想要刻意拋棄這種思維模式，也很難在維持心智正常的狀況下辦到。

例如我們「重述」之前看過的文本時，我們會覺得自己運用語言，將我內心了解到的，該文本的意義，用和原作者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

但這一種自我感覺，在Quine式對於「意義的意義」的解消，以及Davidson式的意義分析中，則被全然地否定。而對於Derrida系絡的討論中，也面對類似的，否認有一種「存在於內心」的意義內涵的可能性。

「文本」-(進入)-「轉述者內心」-(表達)- 「文本重述」
的過程，簡化為
「文本」-(翻譯/轉換)- 「文本」

也就是將我們直覺上覺得理解、記憶特定意義內涵的自我排除掉，或說自我失去在本體論上的位置，至多只是文本之間翻譯產生的剩餘。 當不再有自我時，解釋我們理解並轉述特定文本，就變成一個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主體，或說人也就消失了。

雖然有一些不錯的理由以這類的方式看待文本與「意義」，但我不認為作為一個有限的人類，這件事是有可能辦到的。 這樣看待文本，乃至於看待人，使得將他人「心中」的「潛在文本」理解變得不太可能；這樣的結果是，要嘛我們只能去看他人說出來的話語、寫出來的文章等等，而忽視這一個人的存在。要嘛當我們試圖去觀看，理解，乃至於「關心」一個人時，我們就只能透過非語言性的－極端私密的直覺、猜想，單純透過他人的「面容」達成。

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狀態。這意謂著，我們不再能透過創作認識創作者，而我們感覺到的豐富內心，以及試圖表達內心的衝動本身失去意義。只有在內心中的「那個不存在的東西」被「完全的客觀化」之後，也就產生一個客觀的產物之後，才能「被當一回事」。 一個不善言詞的人，等同於一個無話可說的人－即便他想說的話很多。
 
當我們完全將主體消除之後，雖然在恣意游走於文本間的過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時也消除了透過創作了解一個人，乃至於透過未能成形的創作文本，「閱讀」一個人的能力－人就只剩下他的一張臉。而這張臉是處於恣意的、私密的暴力之下的。

文本、語言內在有恣意性，或說是一種(隱喻的)「暴力」，很多話不可能用某種語言說出來，而語言本身構成，乃至於支配了所有潛在能說出來的話。「是話在說人，而不是人在說話」(來自於海德格的一種隱喻)。然而，拋棄語言的結果是，那些真正「有口難言」的人，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放，反而是永遠失去了他想表達的聲音。去除說話者的同時，那些「不可言說者」也就失去了意義了。沒有人幻想有一種普遍完整的語言，可以翻譯任何一種言說／文本，然而當否認了在表達的形式，與表達的內涵，乃至於表達者的區分，我們再也無法聆聽他人了。

要求人以去除語言、意義的方式看人的想法，立基於對於人類身為有限者的一種否認，並強加一種無限的神學在人上－在這裡，許多「後」學基本上是極端基督教化的。有限的人，與其他有限的人，使用有限的溝通方式共處，並寬恕人的有限性－而這種寬恕，也是有限的。而因為承認有限性，而且與有限性「和解」，人才需要共處，才是「政治／社會／城邦」的動物。將每個人都當成無限的他者（Levinas式的思維)，太神學了，即便要作的是無限的關懷時，也太殘酷了。

所謂「方言」

我的父母基本上都扛過那個「我不說方言」的狗牌。簡單的說，在過去的某段時間內，小學生如果在這個島上的學校說除了所謂「國語」的特定腔調的北京話，就會被罰在頸上掛上這狗牌。

家父大概是本島上少數因為說閩南語而掛過狗牌的「外省第二代」。 而我可以想像自己在家裡說的話，乃至於在鄉里間每一個人都說的話，被當成可以掛狗牌示眾的恥辱是多離譜的事。老實說日本人大致上也沒這麼野蠻，不過人家手上有槍，隨時可以讓你消失，而身邊還有一堆幫他們的同謀，你拿他們又有啥辦法呢。

身為一個老到沒有新世代的活動力，又年輕到可以被罵草莓的人來說，我至今還被過去的時代的野蠻嚇出一身冷汗。但反諷的是，許多上一代經歷過野蠻的人，或是幹過野蠻惡行的人，反而還把野蠻當成徽章呢－改課綱的那些傢伙中，大概會有一兩個是這種貨色。

不過在這裡有趣的還是「方言」這一回事。其實方言這個概念平時沒啥問題，用來分析英國佬們說話的細微異同很是有趣，不過一旦用到「中文」上，事情就很是麻煩。一般來說，方言相互之間多少要能聽得懂，而其實不只方言，甚至很多類似的語言都相互能勉強溝通(如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加點比手劃腳是可溝通的，不過英文和德文就不太行了)；然而粵語與客語對我來說和天書沒兩樣，同樣作為完全沒有學過的語言來說，日文我還略知一二，粵語的話我大概除了仆街之外，一個字也聽不懂(對於外文，第一個學的總是罵人話…)，更不用說是福州話、溫州話等等等等了。這堆相互聽起來是有字天書的東西，也都能算作是所謂中文的方言，對我來說實在是個謎。

當然，我自是聽過一些人主張，這種疑惑是因為我受了西洋的思想殖民，而萬惡的西方語言學的分類不符合中國的情狀云云。這主要的理由在於中文是「書」同文，而這和西方語言學上重視語音的傾向是不同的，如此主張，還可以順便引引Derrida等等批判西方思想上的logocentrism哩。(雖然這些傢伙連《書寫與差異》的論旨一點也不懂，只是見獵心喜看到西方人自我批判就拿來批西方啦…為什麼許多華人會幹這種不入流的事，說來我也不懂)

一個問題在於，就算同樣有「文字」，要我看粵文的書報，我還是看不懂。而如果看古日文的古事紀原本，那裡一個假名都沒有，全都是漢字，這樣說來，日文還是中文的方言是吧。韓國的兩班基本上就是用漢字記錄，結果韓文也是中文的方言了。而在法國來之前，越南也主要用漢字記錄，結果越南文也是中文的方言了…

當然，實際上是不會有這麼離譜的主張(大概吧，天知道民族主義者的腦袋長什麼樣)，大致上人們會舉一大堆例子來補強，不可能只單就使用漢字來判斷是否是中文的方言云云，不過對我來說，在福州話、溫州話、山東話等等等等，大致上在這個島上大多數人都聽無(粵語倒有不少人為了唱香港的流行樂，聽星爺的原音學了一點)的事實下，硬說是同一語的諸方言實是咄咄怪事。

方言這一種分類方式的道理，還是得回到在知識的整理與分析上的用處。而我是不太相信把這一大堆差距甚大的東西放在一起作一團，除了「弘揚民族精神」這種狗屁之外的用處還有多少。在研究臺灣的閩南語與客語，乃至於閩南語與北京話之間的相互影響時，在那邊強調啥是國語啥是方言，大致上是無意義的。(當然，必定有許多語言學者開始不爽啦。而其中也不乏功力相當不錯的，但這些傢伙的功力大致上不來自於這類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礙事多，幫助少。)

不過話說回來，在槍桿子之下，壞人總是會贏，所以才有那句：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navy. 而我猜想，A dialect is a language raped by an army and navy. 這類的照樣造句，雖然在大致沒有這麼野蠻的西方不成立，不過在臺灣這個島上，或許對近來的香港亦然，就是這樣噁心吧…

「本外省」人

對於一個以前身分證上還得在籍貫寫「浙江」的人來說，在這年頭說沒有什麼本省外省問題實在是莫名其妙，明明就是問題一堆，而且雙方也明明都針對對方有一種不良的刻版印象－而麻煩的是，這類的印象都多少有道理。

我的家族一方面顯示出籍貫的不真實，但另一方面又顯示出籍貫的真實影響。

從前談籍貫時主要看的是父系家族(標準的父權/威權體制產物)，因此我的籍貫是來自於生於浙江的祖父。他在三十多歲時來臺灣，而他的母語似乎是福州話(說真的，溫州話應該比較可能，但反正他的子女則是沒半個人懂了，就暫不細究)，不過，在他的七十多年的人生中，則大半都說臺/閩南/河洛/福佬/鶴佬…話，所謂的「國」語/北京話，則是一點也不會的。在他生活的碼頭工聚落中，這位「老師傅」完全被當成是一個正港的臺灣人。

會變成這樣，一切都是時機問題。我的祖父和大多「外省人」一樣，是在二戰戰後來臺灣的，不過他是在二戰一結束時，國共還沒殺成一團前就來臺討生活了。而由於他相當能入境隨俗，很快就和他的碼頭工同事們說起了「臺語」來。假設他晚了兩年動身，而又被拉伕拉到臺灣的話，這人大概就會是個標準的「外省伯伯」了。

雖說如此，也不知為何登記身分時他的浙江人身分就被確認了。不過，就算是個「外省人」，他的生活環境基本上是說閩南語的聚落，而各種「外省人的」福利配給等等一概無分，唯一提醒我們是外省人的，大致上是偶爾會寄過來的什麼「浙江縣誌」之類的東西(名字也忘了)，而內容寫著浙江的梅多好吃(地理是歷史)，王陽明多偉大(歷史是神話；不過其實王陽明確實有點意思啦)，提醒我們還是浙江人云云。

而時至今日，偶爾還有人喚我那完全是個「正港臺灣人」的老爸「老鄉」，只是家父識時務，不會在這時說自己是臺灣人，掃人的興而已。

結果是，我的父系家族有些「正港臺灣人」，綠營鐵票，而我還不只一次被指責過「臺灣人不會講臺灣話是怎樣」云云。但好玩的是，同樣的也有標準的「高級外省人」，藍營鐵票，在家兄唸博士時還會沾光說「果然我們外省人比較聰明」云云；甚而也有人強調過自己是純漢人血統，一點平埔族血統都沒有等等。

我想大半家庭中，總不免有人說這類東西，只是我是個很會記荒謬事物的人，這些對比之下非常荒唐的話，我想忘也忘不太掉。(好的都不記專記壞的，說真的我對他們不太公平)

不過一致的到是他們每個人的閩南語都說的比我好－這表示了一件單純的事實，就語言的存續上，環境還是最重要的，不管他們覺得自己是外省人還是臺灣人，也不管他們父祖的母語是福州話，他們都不懂福州話，他們都說「臺灣國語」，他們都操著一口流利的臺語。

而由於我喜歡書甚於人，臺語又被硬生生地被排除在知識語言及文藝語言之外(還是有少數人在努力，但對年少我是無甚影響的)，結果就是，我是家族中臺語最差的人，除了聽得懂之外一無是處，說的大概只比宋楚瑜好一點吧。

但對此我並沒啥罪惡感，環境如此，你又能要我怎樣？罵罵後輩不會說臺語云云，大體上像是大老闆罵年輕人草莓一樣，不過是攻擊沒有權力的人以肯定自己的身分地位文化而已。環境弄成這樣不是我的責任，而我也不覺得有啥義務去幹這種上一輩也辦不到的，復興臺文的任務云云。這些人也從來沒有保存他們父親說過的福州話，我為何要刻意保存他們說的話？(這是氣話，勿太認真)

但很難不承認的是，國民黨幹過的「我不說方言」之類的鳥事的確是文化上巨大的不義，然而連全臺灣承認這是他媽邪惡的事都辦不到了，要求個別的年輕人去擔這事說真的不太可能有用的。

總之，籍貫、語言等等鳥事所產生的不義與衝突，對我來說到現在還是當下的問題，而且大概也不是什麼喊喊口號就能解決的事，只是臺灣嘛，反正沒辦法，就鴕鳥一下吧。

三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小時候不知為何唸了一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事現在回想起來倒是奇怪，一個小孩子對於晚清的洋場與官場是不會有什麼概念的，念這幹嘛？但不管究竟起因為何，而儘管內容一個字都記不得，這書名倒是令我印象深刻。

之所以記得書名，則是因為我總覺得「二十年」與「現狀」兩個詞放在一起很是奇怪。二十年是很長的時間，而現狀不就是當下立時的情況，如何一方面來個二十年，而又說是現狀？對於一個小孩子來說，這類莫名的牛角尖很是堪鑽，而鑽著鑽著，也年過三十了。

或許「現狀」在這裡並沒有特別指當下的時間，只是顯示的狀態而已－天知道作者作如何想呢？而或許晚清時的時間觀念和今日不同，如果萬古如一長夜，則二十年也就是當下一刻而已 ，二十年之現狀也自不奇怪。

想著想著，我也年過三十了。而說真的，至少在解嚴之後，這個地方不再是一個沉悶、無聊、難看而「萬古如長夜」的地方；很多過去的東西一提，今日根本沒人理了，也因此我的人生的大半部實在也不是什麼「現狀」。但又想想，歷史總是在人的身上產生作用，而各種荒謬的情境，什麼「本省／外省」人啊，「方言」，經國先生等等等等，雖然今日在檯面上是不太能談的（以免被罵說啥「刺激省籍情結」云云），但事實上這些鬼東西明明就仍然存在，仍然發生影響，而也仍然讓我啼笑皆非。或許，提一下這些事，也可以說是現狀吧。

三十幾並不算老，但我的心態已經老到想留些回憶錄了，說來可笑，這大概也算是一個怪現狀吧。

是以為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