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狀的意義

雖然在這個年代，我們無法期待大部分的事物「維持現狀」，但在複雜的政治存在中，特定的人民必然需要有特定穩定的狀態，state一詞的字源上意義，就是一種「狀態」，而現狀在拉丁文中，也就是status quo。state作為狀態的用法在英語中，特別以state of affairs這表述留存下來。國家是一種狀態，而狀態必定有其持續的現狀，作為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政治秩序的存在，「維持現狀」這一詞在國家的層次上，必定是有意義的，而且甚至是國家的存在條件。

但政治共同體的現狀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則是一個充滿政治鬥爭的複雜問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試圖將國家的核心的現狀，認定為特定的文化價值，乃至於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反諷地並不重要了，一個假想的例子是，為了保存大中華的文化價值，讓臺灣的政治存在消失(對許多人來說，這個例子並不那麼地「假想」)。然而，當文化價值定義現狀，反而在目標上，就試圖使現狀下的國家消失時，特定的文化價值自然不能作為定義現狀的基礎。

現代國家試圖將現狀定義為某種「民族」認同，加上特定的權利保護的憲政體制下，國家的現狀，就成為國族的法秩序。不過，「文化」認同往往侵蝕民族認同，而自由主義處理多元問題在於強化權利保障的面向，而弱化民族認同的面向。也就是說，以強化權利保護的理想主義，補充民族認同的消弱。而面對同一個問題的另一個處理方式，則是強化民族認同，乃至於經由意識型態的灌輸，弱化權利保障，而當權利保障不存在時，多元文化自然就不成問題(能夠保留的都是無衝突性的樣版)，而這導向的就是一種法西斯或蘇聯或中共式的政治存在。

這種現狀定義比特定的文化來得更深刻。現狀本身是一種在民族認同與權利保障之間的折衷，然而也不免在許多事例中，在這兩者間作決斷。

然而，就政治共同體來說，一種「存在先於本質」的政治存在主義是很難避免的，在我們理解現狀的性質之前，現狀就已經存在了。而政治存在主義的另一面就是，在討論國內應當是如何時，國家必須存在。而在這時，現狀的基礎就是一種國際政治戰略上的情勢，而每一個存在的國家，至少都有一些能夠存在的基本現實情勢，這時要理解的，就不是抽象的空泛主張，而是國家存在的戰略條件。

而這種條件下，並不是大國就能夠持存，一切都要放在特定的脈絡下。而在這裡，臺灣五十多年來的「現狀」，實際上就是韓、日、臺等東亞國家對於中國的權力均衡。而這幾個在產業上不互補，乃至於在一些地方是競爭者的國家(雖然臺灣顯然落後了)之間，並沒有太多合作的條件，然而，戰略上的現實，以及在冷戰架構下由美國主導的區域「平衡」，而非以特定強權國為核心的區域「統合」，使得這幾個國家在一個戰略平衡的架構上，有清楚的存在理由。區域平衡希求的，正是維持各個國家的持存，以避免強權的產生，而所有的小國，一定意義上都是靠著區域平衡而存在的。也就是說，這就是存在上「現狀」的基礎－在強權國的陰影下，維持的平衡，在這個態勢下，「大國崛起」必然是一種威脅。

而當美國指出不希望「現狀」的更動，我們經常以為只是特定的爭議性外交行動，會使得大國「不滿」，產生大國操作的困難。但問題並不在這裡，現狀的核心是一種權力平衡，而真正能夠維持權力平衡的，也就是在五十多年來「現狀」下持存的國家的合作與繼續持存，而這其實也正是大戰不會發生的真正理由。然而，當美國有意漸漸減少在東亞的支出時，這些東亞相對於中國的國家，就必須自身負擔起更大的責任，而這也是日本漸漸試圖重建軍事影響力的背景，而實際上，每一個相對於中國的小國，都有理由積極地「維持現狀」，因為無此，我們就有消失的危險，而當世界的對抗經由區域強權在區域的兼併，升高到全球的層級後，真正的世界大戰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現狀下難以想像真正的世界大戰的理由，無非是各個區域的權力平衡，特別是無侵略能力的小國為了存在而維持的平衡，使得衝突的層次限縮在「區域」。

而在這個意義上，臺灣作為存在的政治共同體，面臨了一個選擇，是要繼續存在，維持區域的「現狀」，還是成為中國的附庸，乃至於一部分，作為擴張的馬前卒。所有「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就是中國必然成為區域強權，乃至於「爭霸世界」的神話，而這種神話內蘊的就是東亞現狀的破滅，以及世界性衝突的發生。

人與國家的類比

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國家不是個人。畢竟，國家不會難過，也不會戀愛，更不會感到絕望，國家沒有感覺。然而相應的，國家卻是最常被比喻成人的一種抽象的對象，以生理與「病理」的修辭，談論政治共同體的事態，在許多不同的文化中都再三發生。霍布斯在以利維坦象徵國家時，也討論了國家的意志，乃至於如同以身體的病痛一樣，討論國家的病理。

而「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的一系列論理，則賦與了國家類似於「理性行動者」的性格，而這也是國家與個人的類比最常出現的脈絡，國家與人一樣，都是一個做出選擇的行動者，而甚至國家與人同樣會以自保的動機作算計。當然，如同所有的象徵與修辭一般，這只是一種方便的比喻，在總體經濟學上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也基於將「國家(經濟體，這也顯示出國家這個概念有待釐清，但在這裡，就先接受直覺上的國家範圍)」視為一個理性行動者，之後再去檢視其許多行動的互動與影響。

這些比喻、象徵乃至於現實上用來實務操作的理論，畢竟都只是表面的象徵，能夠作為個人與國家的類同性的線索，而如果線索夠多，也就能夠支持與證明國家概念與個人概念，在一些基本的結構上是類似的，但國家理性、一般均衡模型，乃至於市井之間的大我與小我的比喻，甚至是將國家擬人化談戀愛的同人誌中，一些基本的結構是不清楚的。

國家與人格，有類似的一些問題。人在物理上和身體無法區分，但指涉一個人，指的通常不單純是一具身體。國家很難和領土、人民區分，但涉及一個國家，並不等同於指一塊地和一群人。而這延伸出了關於笛卡兒自我的想像，我能確定的，就只有思考中的我，而身體、經驗、感覺都可能是幻象。而國家則延伸出了純粹的法學，確定是國家的，就是法律對國家的規範自身，人民、領土等等都可以是幻象，能確定的，就只有法律上的自我宣稱。

而這些人與身體、國家與其組成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而也就同樣地有一些尋找什麼是我之為我，以及「我國」之所以為我國的核心標準的嘗試。我可能是我的記憶，我國可能是我國的法律與判決；我可能是我的身體，我國可能是我國的領土；我可以是我的靈魂，我國則可能是我國的「精神」。而同樣地，這些宣稱都是粗糙而錯誤的，同樣地，問題遠不是這些斷言的任何一個可以解決的。

一個人可以經歷十年之，身上的每一個原子都不同，記得了很多而又忘記了很多之後，仍然是同一個人；而一個國家可以經歷許久，每一個國民都與數十年前不同，甚至領土也改變了，而法律與判例也都不同了，但仍然是同一個國家。(這其實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一根蘿蔔也有同樣的狀況，不過人與國家同時都有物理性的與非物理性的要素，則是其特殊處)。

當我們將國家比喻為個人時，我們明知道國家不是個人，但卻又比任何一個事物更像是人，而這件事實令野心家能夠煽動人們赴死，令文人尋找某種「國魂」，令法律人討論國家高權行為等等，當然，也讓宅男腐女們能夠大玩國與國之間的惡搞橋段。

失意的代言人

雖然學者說蠢話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不過通常是談外行的事，或是當官（科科）。不過，這裡要談的是另一種人，他們在學術上不太順利，而三不五時常常會說發表一些學界本身非常不以為然的言論，例如在一個很強調性別意識的學界中，會沒事說出一些質疑例如「父權體制」的存在的人，要嘛就是上一個世代的大老(而早就沒人理了)，要嘛，就是一些失意學者。

雖然直覺上會認為是這些人本來就在支持一些錯誤的，因而不被學界接受的觀念，因此他們的學術生涯不順是理所當然。不過，通常狀況是反過來的，這些人往往是在中規中矩的學術領域，因為諸多個別的原因，而不被學界接受。其中當然許多是被認為能力不足的，不過，也有些人倒楣，或是研究的主題就是被覺得漏洞百出－雖然其實在其他的角度來看，這類的論述還是「利大於弊」（最近的常用語，科科），只是，由於嚴謹的學界常常是少錯大於多對，所以也就被丟掉了。而在一些很奇怪的生涯條件下，有些人就是會倒楣，此時去檢討也無益，因為所有「有意義」的篩選，都會有一堆輸家。輸家的存在是學界的必然，一定會燒掉一些花了一堆心力的人的，而且一定不會太多，不會太少，就只有那幾個。這時再踢他們兩腳也沒有意義（雖然，在大多數人中失敗，一定有值得再落井下石的一些緣由），最後，這些人只能成為一種警世奇談，成某些人流傳的不祥的故事，而由於成為這種故事的主角著實不堪，這些人也往往就消失了，不管是在社會的暗處，或變成狂人，或乾脆去死……這是高等教育中一些人必然的下場。

這倒不是說學界有什麼虧欠，這類的人也並不是真的無能（再追打下去也太無情了），不過就是無法整合到環境之中，然而就火耗掉了。而有意思的是，當一個人反正就是沒用時，一些本來會被聲討的想法，會變得特別地有吸引力，理由無非是學界訓練的人往往是某一領域的代言，而這些人的天性上就是喜歡說些東西，至少去代言些東西。而當反正沒有任何一點被承認的可能性時，一方面會自然對那些被罵成一堆的東西有點「同病相憐」，另一方面，反正也沒什麼可失去了，無羽毛也就沒有愛惜羽毛的問題。

一個很遠的例子是那位奧地利名信片畫家，當他無法代言某種形狀與構圖時，最後因緣際會去代表了一個奇怪的政治力量，而過程中還因為許多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做了不少事。但由於代言的力量有先天的缺陷，他也就成為邪惡的代名詞了。

不過更常見的例子單純是一個人心碎而孤獨地默默死在人群之中。

移民、外勞與正義原則

數周前，歐洲議會大選的結果中反歐盟派的政治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反歐盟的明星，也就是UKIP的Nigel Farage宣布這為重大的勝利。不過，UKIP與Farage在各大媒體的報導中，基本上還是被當成一個極右派的政治人物，而反歐盟的勢力也往往被視為極右派甚至法西斯的政治力量。就一個觀察者來說，我不否認UKIP有排外的問題，但重要的反而不是單純將之定位為「排外」，或說，排外這種基本上是罵人話的用語，反而讓人看不清實際的問題。

反歐洲，反移民之所以能夠在群眾中得到支持，一個政治理論上的背景是歐洲主流的文化多元主義，在很基本的正義原則上失敗了，所以政治共同體的人民也就認為自己有正當的反抗理由。他們的語言受限於一般的政治語彙，因此也很難避免極右派的表述，但他們的「排外」並不是一種文化性的問題(如大多右派的思維模式)，而具有可普遍化的特色。

對於政治自由主義者來說，特別是Rawls的架構來說，一個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的基礎，是一種假想的社會契約，在這個被稱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假想狀態中，人們對自己的出身、天份等等是一無所知的，Rawls認為，因為人們對於自己在締結社會契約後，自己的出身如何，天份是否能在社會中發揮等等一無所知，在締結契約時，會接受一些對於不利者的最低度保障。而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該原則的內容上，社會上的不平等只有在對於最不利的人有利時才是正當的。簡單的說，Rawls認為只要特定人賺取相較於他人極大的財富的同時，如果經由稅收或其他方式，對於最不利的人有利時，他的財富就是正當的。

這是個相對之下溫和而四平八穩的立場，然而在面對移民時，Rawls式的立場就需要補充。首先，就算是假想情境下，移民定義上就必須在政治社群成立後再移入，這意義是其實移民並沒有「無知之幕」，而是知道的－否則，為什麼許多移民是「希望有更好的生活」而來到新的國家。而雖然在經濟狀態的絕對值上，移民可能顯得不利，但在本國的人民，特別是狀況不好的人在人生中完全沒有「更好」的希望，而移民若非受欺騙與剝削，相較於本國最不利的人民來說，至少對人生有掌控。

當然，開始比慘的話，事情就會顯得很難看，然而，如果我們看到路上的遊民，心理想的不是「他的狀況頗為不幸」，而是「哈哈，索馬利亞有許多人比他慘呢！」那顯然有嚴重的問題，這問題主要是對於人類的幸福沒有理解，除卻一些絕對上的不幸，如痛苦的疾病，至少就快樂來說，主要是相較於他所處的社群的狀態，而說穿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而這也與期望有關，當人對人生有掌控，確定努力會讓自己有更好的未來時，人是能夠承擔巨大的磨難而甘之如餄的。而當我們思考平等的問題時，一些實質的，而不是帳面上的因素，至少在面對社會中最不利的人來說是重要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花大錢請遊民吃一頓，有時並不是那麼有效）總之，在這個狀況下，外來的勞工與移民，說穿了光就有「選擇」這一點，就比本國的弱勢來說好了。

這會影響到我們在外勞與移民的狀況下思考差異原則的問題，外來的人口很難說是「最不利」的人，而甚至由於他們幾乎在定義上，相較於本國人來說就顯得「有知」，這使得基本上不能將之得到的利益，視為在差異原則上「最不利」的人的利益。而在平等的問題上，也由於無知／有知之間的問題，以及不同的價值參照，一旦考慮對於人生的掌控上，他們雖然狀況並不好，但一個二、三十多歲來做體力勞動的外勞，比起五十多歲無財產的本國臨時工來說，說穿了狀況好太多了。而也因此，外勞得到的好處（相較於他所處的人生狀態）來說，也應當只在讓最不利的本國勞工最有利的狀況下，才是正當的。然而，顯然地，要說外勞對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沒有影響，是睜眼說瞎話，也因此我們總希望白領勞工來，理由在於一來比較不容易影響國內的工作，二來其較高的收人，也能夠經由稅收，回饋到較不利的人上，而藍領勞動者則往往成為排外的對象。

當然，這並不是外來人口的人格、文化上的問題（因此文化多元主義基本上除了用來罵小老百姓外，沒啥用處），而是基本的社會架構上的利益衝突，無法合正義原則地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的是一般性的政策，說穿了就是限制外來的勞力與人口的政策，而失去了這個一政策的自主權，基本上就是破壞了一個社群本身的正當性。而這正是歐盟試圖做的，由於歐盟在人口與勞力流動上，有一般性的準則要求成員國遵守，而結果往往是所有勞動力全球流動的狀態－企業主得利，外來勞工狀況不好，但也較原先來說有改善，但本國勞工則一來失業降薪，二來還得不到理解。而如果需要經由稅收的方式平衡這種狀態，則又在制度上無法對外來人口差別待遇，結果就是稅收要嘛無法負擔，要嘛則是不足以讓「最不利」的人有利。

而什麼統合的大話，文化多元，都無法處理這一個核心問題，在無法控制外來人口的狀況下，弱勢的人民的情況無可避免地惡化，而且支持這類政策的，還是原先站在弱勢方的左派，這使得弱勢勞工在政治代表上極端地無助，更不用說三不五時媒體上的排外、法西斯的攻擊了。在這個狀況下，反歐盟的政黨興起只能說是理所當然。

而在關於對狀況不利的外國人民的支援上，開放人口流動並不是最正義的做法，理由在於，當我們用集體的稅金幫助外國人時，有錢人繳多稅，而如果有累進稅率，則繳得更多，這至少有機會讓「有利的人」去幫忙不利的外國人。問題是，開放人口流動的狀況，則是外國人經由勞力市場改善生活，而影響的是本國的勞動者，這等於是逼迫本國最不利的人去付錢支持外國不利的百姓，而甚至本國資本家在這個狀況上還繼續獲利，但好笑的是，歐洲左派知識分子若不是根本和資本家站同一邊並罵老百姓法西斯，就是對資本家作一些根本上不痛不癢的批評。外援與干預過於不義的政權被罵帝國主義，但勞力的流動則是歐洲左派的希望，這種狀況偽善到了極點，但也正是歐盟的基本立場。實際上歐洲左派可能要感謝UKIP之類的反歐盟政黨，沒有這些政黨，恐怕極右派會更加猖獗。不理解人性的世界主義立場，不管有沒有自覺，都是全球資本的幫兇。

（當然，就臺灣的狀況來說，我們有移民與外勞政策的自主權，因此基本上問題只在於事實上外來人口的引進有沒有使得本國人口的狀況來得惡化，而在許多方面看起來外勞與外配對臺灣是相當正面的，姑且不論技術人員，單就看護幫傭來說，大抵上是貢獻很大的。甚至問題在於我們對外來人口的歧視。不過，工廠勞動者就是另一回事了，而這也是工商業主主要關心的地方，而在這裡，很明顯地存在著利益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