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案並沒有顯示什麼新的東西，而是確認了一件對臺灣人來說幾乎是常識的事。軍隊並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而你有很大的機會被霸凌，而複雜的規定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玩」人，玩人是常態，死個人只是不小心把人玩死了而已。一開始國軍其實根本不覺得這是什麼大事，而事實上確實一直以來，同樣的事從來不是大事，說過「那個地方不死人」這句名言的前國防部長蔣仲苓，只是不情不願地道個歉而已，而現在還被認為是表現不錯的部長呢。洪仲丘又怎麼樣？那個地方不死人啊！
洪案能夠產生效應，理由是洪家有建全的廣大親族，洪仲丘有成大學歷，而洪仲丘有一個了不起的姐姐（並不是每一個人的家族中都會有這麼優秀的發言人），從一開始還沒有廣泛的媒體注意，到事情產生效應的每一個環節，如果沒有這麼好的發言人，事情很可能被描述成無理取鬧的家屬的哭鬧。在現在的情況下，似乎不可能想像這種事會被如此地描述，但其實這是常態，缺乏資源、教養不足（這並沒有道德上的負面意涵）的小人物碰到這種事，連報紙社會版的一個小角落都得不到。把洪仲丘換成一個沒有念大學，家族是農民或是底層勞動者的人物，結果頂多是聽到沒有組織的哭訴，就算有人注意，就算事實站在他們這邊，他們的發言也必然是漏洞百出（清楚理智的發言遠比想像中困難），結果就是「那個地方不死人」。而許多人會開始說國軍已經改善很多啦，以前的狀態如何如何。
我並不相信洪案有什麼效應，至多就是國軍「避一下風頭」，然後多一些沒有意義，徒增麻煩的規定。甚至這類規定到後來還可以拿來玩人，有規定，就有辦法用規定玩人，就算不小心玩死人了之後，更可以把事件轉化成一個煩瑣規定上的技術問題（很多時候，法律的功能就是把實質的價值問題，轉化成各種文意爭議與技術問題），甚至有辦法弄成「依法行政，謝謝指教」之類的東西。
千金之子，不死於軍中；而家境不錯的話，還是會死，不過有點機會伸冤。但大多的狀況就是那個地方不死人，科科。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在這個事件中，出現一些相關於募兵制的討論。而一個有趣的說法是，這樣的國軍募不到兵，所以募兵不可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簡單的說，軍隊的狀況愈可怕，我們就愈有理由用國家強制力，用刑法逼迫男性人民去「盡義務」。因為愈可怕的國軍，募兵愈不可行，所以我們就愈有理由用刑法去強迫人去幹。這種想法基本上和奴隸主不想解放奴隸的思維是一致的，沒辦法強迫奴隸的話，有些事就沒人幹了，但其實有錢就有人幹，所以其實這是一個cost down的問題，而由於臺灣精神的核心，其實就是cost down，因此徵兵制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用刑法強迫人總是比較便宜。
當然，當代的國民軍隊，是一種合理的義務，而不是一種集團式的奴役的理由，是一種基於十九世紀式的國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及一種浪漫式的，雅典城邦式的公民軍隊的理想。姑且不論這類的想法最終和一戰這種大災難脫不了什麼關系，就算用這種方式去捍衛強迫式的兵役，不過實情往往是：
他（按：教宗約翰二十三世）與世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是在他面臨服兵役之時。他發現兵役非常「醜陋、污穢和可惡」：「我是否應該和魔鬼一起被罰入地獄？我知道軍營裡的生活是什樣的－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全身發抖。」
Hannah Arendt，《黑暗時代的人們》，頁54，回顧教宗約翰二十三世的日記
若望二十三世（很可能是最好的教宗之一） 年輕時大概就是個「草莓」吧，科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