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 Mark Lilla

身分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紐約時報網站上的原文)

Mark Lilla在紐時上的文章，主要討論身分認同政治對自由主義的不利影響(基本上會罵到大部分美國主流的自由派，以及讓許多性別、種族的運動者不舒服)，我時間多就隨便譯了(不代表個人立場，不過多少也是有些同意的地方才會翻譯就是)。有錯漏請別指教，本人不負責，科科。

身分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馬克．里拉 (Mark Lilla)
T.J. Chang譯

無庸置疑地，美國已經轉變為一個更為多元的國家了，見證這個發展是很美好的。來自他國、特別是那些難以整合不同族群與信仰的國家的訪客，都很訝異我們是如何能辦到的。當然，我們做得並不完美，但無疑地好過今日任何一個歐洲或亞洲國家。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成功故事。

但這種多元性應該用什麼方式型塑我們的政治呢？至今近一整個世代，自由派的標準答案是我們應當注意並「表彰」我們的差異。這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是一個極佳的原則－但作為在我們這個意識型態主導的年代(ideological age)中的民主政治基礎，則是一場災難。近幾年來，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沉淪為一種對種族、性別與性取向認同的道德恐慌。而這扭曲了自由主義所要傳達的訊息，並且阻止它成為有治理能力的統合力量。

在最近的總統大選的選戰過程與不忍卒睹的結果帶給我們的許多教訓之一，是身分認同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的年代必須要劃上句點。在談論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利益，以及這如何和連繫到我們對民主的理解時，希拉蕊表現得最好並且也最令人振奮。但當到涉及國內的議題時，他在選戰的過程中顯得失去了大局觀，並落入了多元性的修辭之中，在每一站她都擺明地去向非裔美人、拉丁裔、LGBT與女性選民喊話。這是一個策略上的錯誤。如果要提到在美國的各個族群，你最好全部都有提到。如果沒有全部都提到的話，那些被忽略的人會覺得自己被排除了。而如同數據所顯示的，這正是在工人階級白人以及有強烈的宗教信念的白人中所發生的事。整整有三分之二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以及超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福音派投給川普。

環繞著身分認同的道德能量當然有許多好的影響，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重塑並改善了企業中的生活。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也對每個有良知的美國人敲了一記警鐘。好萊塢在我們的大眾文化中常態化同性戀的努力，也幫助了在美國人的家庭及公共生活中同性戀的正常化。

但在我們的學校及媒體中對多元性的執迷，已經產生了一個世代的自由派與進步派，他們自戀地不去關注對於他們自我界定的群體之外的處境，並且對於伸手接觸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這項工作無動於衷。在非常小，甚至還沒有個特的認同的時候，我們的孩子就被鼓勵去談論他們個特的認同。而到了他們上大學時，許多人以為多元性的論述就已經窮盡了所有政治論述了，並且對於階級、戰爭、經濟與共同善這些長久持續的問題，令人詫異的無甚可說。這很大部分是由於高中歷史課程中，無視時空地將今日的認同政治投射到過去，而創造了一個對於型塑我們歷史的主要力量與人物的扭曲樣貌。(例如說，女性權利運動的成就是真確而重要的，但如果你不先理解國父們建立一個奠基於權利保障的政府的體系這個成就，你是無法了解女性運動的。)

當年輕人上了大學，他們被學生團體、教職員以及行政人員(他們的正職就是處理並強化「多元性議題」的重要性)鼓勵要繼續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福斯新聞與其他保守派的傳媒下了很多功夫嘲諷環繞這類議題的「校園奇聞」，而他們經常是對的。這只會落入那些想讓受教育學習在未受大學教育的人眼中失去合理性的民粹煽動家的算計之中。我們要如何向一般的美國選民解釋，賦與大學生去選擇用什麼指定性別代名詞(designated gender pronouns; 譯按，就是he, she, it這類的代詞)指稱他們的權利這一回事，據說在道德上所具有的迫切性呢？我們如何能夠不跟著一般的美國選民一起因為密西根大學的搗蛋學生在指定性別代詞上寫了「吾皇陛下(His Majesty)」的故事而笑出來呢？(譯按，也就是當要指稱這位摀蛋鬼「他(he)」時，他可以站出來說，你要用「吾皇陛下(His Majesty)」來稱呼，否則就是不尊重我的性別認同，這是歧視XD)

校園中的多元性意識在許多年間已經大搖大擺地滲入了自由派的傳媒之中。在美國的報紙與廣播中，對女性與少數族群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已經是一個不尋常的社會成就，而甚至也已經－在字面上－改變了右翼傳媒的面孔，例如像Megyn Kelly與Laura Ingraham已經獲得主導的地位。但特別在年輕的記者與編輯中，這顯得也強化了以下的預設立場，也就是只要聚焦在身分認同上，他們就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工作了。

最近我在法國休假的期間進行了一個小實驗：整整有一年，我只閱讀歐洲而非美國的出版物。我那時的想法是試著去用歐洲讀者的視角來看世界。但更有啟發性的是回到美國，並理解到身分認同的透鏡如何在近幾年來轉變了美國的報導。例如美國新聞圈中－關於那些人(X)最先做了那些事(Y)－的懶惰報導被再三地重覆。對於身分認同肥皂劇(identity drama)的著迷甚至影響到那些已經少得令人不安的國際新聞了。不管這類新聞，例如在埃及的變性人的命運，讀起來多麼地有意思，它完全無助於教導美國人影響埃及命運的，並間接改變我們命運的那些政治上與宗教上的強大潮流。沒有一個在歐洲的傳媒會想專注在像我們這樣的焦點上。

但身分認同自由主義，如同我們不久前發現的，在選舉政治上失敗地最為徹底。國家性政治在健康的時候，並不是關於「差異」，而是關於共同性的。而這會由最能夠掌握美國人對於共享命運的想像的人所主導。不管我們對他的願景的評價為何，雷根純熟地做到了這點。柯林頓參考了雷根的手法，也做到了這點。他從民主黨的身分認同意識的派別手中，搶下了民主黨，將他的心力放在會幫助到所有人的內政問題上(像是國家健康保險)，並在1989年以降的世界中界定了美國的角色。經由兩任的任期，他在當時能夠在民主黨執政下，為不同的群體達成了許多事。相對的，認同政治主要是用以表達的(expressive)，而不是用以說服的(persuasive)。這也就是為什麼它永遠無法贏得選舉－但可以輸掉選舉。

媒體對於憤怒白人幾乎是人類學式的新興趣，揭露了這個被污衊的、在之前受到忽略的人群，也同樣地揭露了我們的自由主義所處的狀態。一個就最近的總統大選結果，對自由派來說很方便的解釋是，川普的勝選，很大程度是由於他成功地將經濟上的弱勢轉換為種族上的憤怒－也就是所謂的「白人反抗(whitelash)」命題。這個說法對自由派來說很方便，因為它認可了自由派對道德優越性的確信，並且讓自由派能夠忽視選民所說的就是他們主要的憂慮這點。它同樣鼓吹了認為共和黨右派長期來說注定因為人口結構上的滅絕而消亡的幻想－這意味著自由派只要等待這個國家落入他們的掌握之中。拉丁裔的選票投給川普的比率出乎意料地高，應當能提醒我們，族群團體留在這個國家愈久，他們在政治上的多樣性也變得愈高。

最後，白人反抗命題對自由派來說很方便，因為它為開脫了自由派沒有認知道自己對於多元性的迷戀促使白種、鄉村區域的、虔信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身分認同受到威脅與忽略的弱勢團體的責任。這樣的人們所反抗的並不是我們多元美國的現實(畢竟他們傾向於住在鄉村中同質性高的地區)。但他們反抗的是無所不在的身分認同修辭，而這就是他們用「政治正確」所指稱的東西。自由派應當要記得美國政治中第一個身分認同的運動是現在仍然存在的3K黨。那些玩身分認同遊戲的人，應當要做好輸掉的準備。

我們需要一個後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而它應當要借鑒於前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的成功。這種自由主義應當專注於訴諸作為美國人的美國人，並且以強調影響絕大多數人的議題的方式，來拓寬它的基本盤。它要將國家視為屬於有共同處境並必須相互協助的公民們的國家來對話。至於在負載了高度象徵，並會趕跑潛在的盟友的較窄的議題，特別是那些觸及性傾向與宗教的議題，這種自由主義會寧靜地、敏感地、並且具有合理的輕重權衡的方式進行。(不準確地重述桑德斯的說法，美國已經懶得再聽自由主義者關於那些廁所的五四三了。)

從事這種自由主義的教師會重新聚焦於他們在民主政治中的主要政治責任：去形成對政府體制以及在我們歷史中的主要力量與事件有所意識而有擔當的公民。一個後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同樣會強調民主並不只關乎權利；民主也給予公民義務，像是保有充分的見識並去投票的義務。一個後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媒體會開始教導自己關於這個國家中被忽略的部分，以及在那裡什麼具有重要性，特別是宗教。而它會認真對待它教育美國人型塑世界政治的諸主要力量，特別是它們在歷史上的面向的責任。

幾年前我受邀在佛羅里達州的工會會議中的一個討論小羅斯福在1941年著名的四種自由演說的座談會上發言。會堂中滿是各個地方支部的代表－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拉丁裔。我們一開始先唱國歌，而之後坐下並聆聽羅斯福演說的錄音。當我朝人群中觀望，並看到了一系列不同的臉龐時，我被他們對於他們共享的體驗的專注所打動。而當聽到小羅斯福提出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小羅斯福要求「世上的每個人」都當有的自由－時那激勵人心的聲音的時候，這提醒了我什麼是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的真實基礎。

《大隻(休．蒙格斯 Hugh Mungus)傳奇》－關於川普為什麼會贏的小故事

《大隻(休．蒙格斯 Hugh Mungus)傳奇》－關於川普為什麼會贏的小故事。
附帶的影片其實對很多人來說看起來會顯得沒頭沒腦，需要說明一下背景。

原先這個影片是一位Black Lives Matter的「社運人士」自己放上臉書，並作為他是位被支持警察的父權白人「性騷擾」的烈士的證據的，而且在同溫層還有一堆人支持他。

但單就影片看來的情況實在是太荒謬了，所以很快就傳遍網路了。狀況大概是這樣的：

在西雅圖附近要蓋一座警察訓練場，而該訓練場的別號有點搞笑地取叫「碉堡(bunker)」，而這使得一群BLM反警察的人抗議，認為這是蓋來欺壓黑人的(聽起來很扯，但真的就差不多是這樣……)

而我們的主角《大隻(Hugh Mungus)》先生，到場支持政府蓋碉堡，他的理由是他的女兒之前有海洛英癮而受到警察的協助，因此他相信提供警力更多資源是好的。大概是一群抗議的人中很難聽到支持方的聲音吧，大隻先生也就受到不少人採訪了。
然後作為BLM的社運人士的這位女士就不爽了，因此就拍大隻先生，然後在murmur說你看，媒體都不報我們這些社運人士，就報這個死白人之類的。

這時，「大隻」先生看到了社運女士，知道這些人都一定會問人的名字(這是一種常見的威脅策略)，就直接說，我的名字叫「大隻」(這是一個白爛笑話，Hugh是一個常見名，Mungus是一個姓，但念起來就是humongous，意思是龐大的，這個白爛笑話不太可能譯，姑且就叫他「大隻」先生吧)。

結果這位社運女士就不斷叫「大隻什麼!?(humongous what!?)」，並不斷指責大隻先生對他性騷擾……(就是想指責他在淑女面前說自己那根很大隻就對了)。

然後包括大隻先生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覺得「這三小!?(WTF)」

因為擺明了這就是把雞毛當令箭，隨便把性騷擾這種嚴重的指責當成是有機可乘就用來打人的工具，而且還轉得超硬……這個硬度大概和最近臺灣那位在火車上坐椅子，被人碰了一下提醒就罵別人豬哥性騷擾的女士可以一較高下。
而這位女士還把影片放上自己的臉書上公開，認為大家都會覺得他是被性騷擾的受害者，而在場的保全居然沒有逮捕這位性騷擾的現行犯，這代表白人父權的邪惡等等等等……

結果影片在老美網路鄉民圈被傳開了，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有這麼無理取鬧還自鳴得意的人，結果不斷轉載，許多相關的討論影片出來，還有Hugh Mungus的remix，各種meme等等……簡單的說，太荒謬而又自以為正義的人，在網路上就會被罵。
然後當然鄉民多了，原來的那位社運女士自然會受到壓力(鄉民公審是個問題)，但之後社運女士還發起捐款活動，希望有志之士捐錢給他對抗警察白人父權等等…呃……

而「大隻」先生也就成為一位傳奇人物……

這雖然說起來是一件小事，但在youtube上許多關於這件事的反應影片看過的人次加起來大概不下千萬，對於BLM、性別、種族與「社運人士」的反宣傳很難比這個厲害，而就算是主流媒體沒在報，甚至就算主流媒體把這位社運女士當成英雄，或是宣揚BLM和平理性、警察就是暴力種族歧視，性騷擾無所不在等等等等，也不太可能有力道抵消這種反宣傳……更何況有影片有真相。
而其實同類莫名其妙的事還有學校中的黑人運動者看到白人留Dreadlock的髮型，就硬攔人說這是culture appropriation，要他當場剪髮的事情；一位搭lyft(像是uber的共乘服務)，因為車上一個夏威夷草裙舞女孩的裝飾不斷霸凌司機的事；夏洛特暴動打砸搶的影片；全部都是有影片有真相，而都有近千萬次的觀看次數……

而在主流媒體上看不到這些，而BLM的領袖還經常稱頌，更重要的很少對運動者問真正的hard ball questions，問怎麼面對這種日常生活中各種以社會正義之名的霸凌行為(SJW這個詞之所以會有廣大迴響，可不只是死老白人的反動)。結果就是，鄉民覺得明明問題很大，而且有影片有真相的，甚至在生活中就碰到的各種莫名其妙事情，在媒體上看到的就只是婦女少數族群是弱勢……，而愈道貌案然的主流媒體，愈會和鄉民打對臺，甚至連電視劇的劇本都用來寫鄉民是一群cyber bullies之類的。

而當這類奇聞怪事的「社運」影片，觀看人數隨便都上百萬上千萬時，你要在網路鄉民圈中講在傳統媒體上的說詞幾乎是不可能有說服力了。

然後就是連帶地整個破壞了自由派的一貫論述的說服力，與整個主流媒體與「名人」的力量。

這類鳥事在這四到六年間不知道發生了幾十次了，鄉民也明顯地因此轉向了。這些小小的鳥事背後是一大堆教育中產生的腦袋有問題的社運人士，一堆生活中莫明其妙的磨擦，教育、傳播與常識不斷地衝突，而在各種鳥事的影片中，有影片有真相地爆發出負面的影響力。

因為這些「小事」其實都很「大隻」。
(不過這真的是一個美國式的問題，臺灣其實沒有這樣，急著用這個來罵臺灣的狀況是不對的)

美軍的用處

「美國為什麼需要這麼龐大的軍事預算」是一個很基本，但就連大半美國人都極為無知與輕忽的問題，以致於電視名嘴還會拿來問總統哩。

基本上，美國的強大最重要的理由，不直接來自於美國自身的國力(雖然當然也是個前提)，而是美國是世上盟友最多的國家，盟友使得美國能在任何地方都能主導談判，並維持現狀的和平與安全，與政治經濟體系的穩定，就算產生戰亂，也是要推到非盟友的邊緣區域去。而由於穩定對於所有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生活與改革都是必要的，許多國家也都會接受美國的同盟。

而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為了擔保各個區域的結盟的穩固，而之所以必須「不成比例」地強大，是為了避免各個不同區域的聯盟同時被挑戰，而導致美國的國力受損並連帶地使得聯盟瓦解。美軍的戰略目標往往不是「戰勝」，單純地戰勝不能擔保和平，而是摧枯拉朽地瓦解區域的軍事威脅，這才能瓦解所有破壞原有的聯盟的各種合縱連橫的企圖，當區域間沒有穩固的、具支配地位的美國主導聯盟，就會出現各勢力「合縱連橫」的空間，這聽起來很「有趣」，但實際上則非常恐怖，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像是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鬥爭，以及之後在其夾縫中生存的ISIS，背後都是複雜至極並涉及美俄對抗的情勢，而這背後其實甚至可說從何梅尼使伊朗脫離美國主導的聯盟時就注定了。

一旦聯盟瓦解，對於美國就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威脅，在中東的狀況可以說只能不斷地「隔絕」、弱化這個威脅的影響(附帶一提，要不是巴基斯坦有核武，美國根本不必去理塔利班)。真正重要的，則是讓聯盟穩固，而這就需要能夠支援所有盟友的能力，聯盟讓美國強大，而美軍其實是為了盟友而存在的。

但美國人大多不了解這點，不了解美國的強大來自於對盟友的保障與因此形成的和平秩序。而也只有偏執而不顧後果，並充滿妒恨的人，才能夠認為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應當經由和平秩序的瓦解達成。但美國，乃至於全世界都漸漸地充斥了這樣的人。

在很多意義上，世界需要美國，許多國際合作也只有美國有足夠的能力發起。附帶的影片是歐巴馬向Bill Maher解釋美國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軍事實力，並扮演世界強權的角色。也就是維持同盟與因應國際上各種危難的需要。因應對話的對象，這是個異常平實的說明，也顯示了歐巴馬確實是有見識的總統。實際上只要是有良心並沒有僵化意識型態，甚至只要有最起碼的務實性格的人，大概當上美國總統都會有相同的態度。上一個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叫小布希。

而下一個很可能就是川普(拜託不要)，而情況只會更糟，因為川普背後是整個在數十年的反美論述中產生的「美國獨特性」的惡靈。自由派反對美國的干預並轉化成孤立主義與一種犬儒主義(美帝就是邪惡，干預就是邪惡，現有的世界秩序應當瓦解…)；而保守派則刻意跳進數十年來自由派所宣傳的排外、無知、自大、自我中心的美國形象而自得其樂(這是對Alt-Right興起的文化解釋面的核心)，而產生的也是一個孤立而自戀的美國。

而我國國安局長居然能夠面對美國總統大選問題，用嘻笑怒罵的方式答詢，其實顯示了軍事圈中某些人一直以來的一些思考與態度問題。

「五十幾種」性別

如果有注意老美最近文化界的「流行」的話，大概會發覺性別的流動性(gender fluidity) 極端地時興，這類想法的來源基本上是認為性別是一種展演(performance)，而因此男/女性別也就只是兩種特別由父權結構所支配的展演方式了，而因此對抗父權的方式就是進行不同的性別展演實驗，跳脫男女，乃至於LGBT的分類。

結果就是一堆青春期還沒到，或是剛在青春期中的人不斷地「發明」性別(這顯示了老美「性別教育」的成功，科科)，目前已經有五十多種了(實際上是族繁不及備載)。而相應的，就是要求社會承認每一種性別所相應的代名詞、稱謂等等，而如果他人不從，基本上就是既有的父權體制的幫兇。

當然會有很多論文談這種東西，不過我會覺得有些滿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對個人完整性的一種切割。一個人的人格並不那麼理所當然能夠切出一塊叫「性別認同」的部分，而特定切割出來強調後，可能反而扭曲了人格；另一方面，人格是持續發展的，性別認同常常是在緩慢的過程中穩定下來(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born this way，這並不是因為性別認同真的不變，而是因為人格發展通常有的持續而自然的過程，就算過程中必定和既有的體制有衝撞，感覺也是自然的)，就算其中有很多社會規範型塑的部分，現實的複雜性往往形成更幽微的認同，而且常常消融在整個人格的認同中，並不能全然獨立出來看。

結果是，性別的分類，至少在比較自由的社會中，應當要是一個大而化之的分類，甚至就是要大而化才行。在(所謂的)異性戀外，LGB(T)分類的形成，背後是幾千年以來涉及生死的困難累積出來的，並不是一種隨意的標籤，用標籤切割自己的人格，是一個不得不然的犧牲，而不是一種遊戲，也不是一種用來證明自己的特異性的方法，而要求的也只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權利，重要的還是人格整體，而不是被切割出來的所謂性別成分。

但當人著迷於標籤，細分自己的今天與明天在五十幾種性別中是那種時，結果是被語言、定義與分類帶離了原本應當在生活中漸漸形成的認同，那生活中細微而不應當被切割的經歷。更麻煩的是，定義背後有一種權力感，不斷主張「因為我是XX，所以你要如何如何」時，個人人格的完整性就變成可以拿來切割而換取權力的祭品了。這背後沒有解放，只會造成斷裂破碎充滿權力感而永遠在「運動」中界定自己的人。

這類遙遠的現象或許和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對照歐美左翼與自由派在長久的努力，並在傳媒上掌握優位，結果卻是分裂的社會與極右的興起，這可能是一種病徵。

對英國脫歐的一些想法

英國脫歐看起來大勢抵定。基於自私的理由，這並不是我想看到的結果。因為歐洲的局勢愈不確定，俄國愈有機會見縫插針，而歐洲的權力均衡不穩的話，會間接影響到東亞的穩定。
另外，脫歐也會強化各國孤立主義的氣焰，最嚴重的可能是會加強川普的動能，在大半民調都說會留歐的情況下最後仍然脫歐了，類似的狀況在川普的選戰中也可能會出現。而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會是極大的災難。

但單純就英國的狀況來看，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道德理由勝過經濟理由的例子。這點許多人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因為嘴臉看起來很猙獰的大多是脫歐派，而弄出槍擊的也是脫歐派，脫歐派怎麼可能會有道德上的制高點？

不過，歐盟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民主正當性不足，要說執委會真有什麼代表性實在是很困難。脫歐能不斷地主張民主正當性不足，而留歐就此就只能說：「是有問題…不過(1)英國留歐可以幫忙解決(這完全沒有說服力，英國在歐盟的運作一向只有慘敗而已，而歐盟組織的問題不太可能簡單解決)，(2)反正英國的議員也沒啥代表性(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論證，這和中國的人權論證差不多)…」

因為歐盟有這個問題，留歐派最主要的理由其實就是經濟理由，或說難聽一點是經濟上的恐嚇，如果想一下這種經濟上的恐嚇在臺灣發揮的效果，也就不難想像為何所有的經濟學者、商場大亨、政界名流乃至於影藝名人都一面倒支持留歐時，百姓就是要脫歐了。因為如果留歐，就代表某些根本的民主原則是可以交易的，是能夠用商業利益壓倒的了。

當然，這不是說留歐派沒有道德論證，而脫歐派就沒有經濟論證，但留歐派的道德論證不可避免地變成將對手打成排外法西斯的路線，雖然說脫歐派中的確有不少這種人，但這並沒有打到重點，而可能讓一般人靜靜地覺得自己的道德立場被「傳媒精英」所抹黑了。脫歐派也有一套經濟論證，但老實說不可避免地訴諸於某種一廂情願的希望，並不能作為主要的論證。

無論如果，整體來說留歐派的經濟論證上是比較強的，很難想像脫歐產生的不確定性會有太多的好影響，但脫歐派的道德論證有上風。而還有一種危機論證，之所以英國比較有「本錢」脫歐，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英國在歐盟中是整合程度比較低的國家，連歐元都沒有用，而脫歐派就主張，如果再拖下去，最後連脫歐的機會都會消失，留歐派沒有能因應這個論述的反論述。

英國脫歐之後的影響也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無論如何，歐盟可能必須變成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但只要能夠適應時勢，應該還是不會倒的。

對臺灣來說，雖然這大概並不是對我們有利的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機會，或至少說必須要面對現實，人家就是這樣想的話，我們就得尊重這個結果，並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合作，並希望讓大家體認到，區域的權力均衡與合作和國家主權的強化兩者也可以是相輔相成的，像是臺灣的主權強化和東亞的權力均衡很明顯地是相輔相成的，而英國主權的強化，也就不必然要走上弱化歐洲與俄國的權力均衡的方向。相較於歐盟的存續與否，自戀的孤立主義政治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Brexit的一些觀察

對很多人來說，應當反對Brexit的理由，主要並不在於是否應當離開歐盟，而是在於支持Brexit一方的人中有許多「噁心可憎」的排外法西斯(最近又多了一例)，與機會主義的政治人物，而支持離開歐盟，就像是為這些人背書一樣。

不過，還是可以看看支持Brexit的一些理由，就我所看到的論述，大概可以分為經濟理由與道德理由，當然還有兼具兩者特色的公民身分與移民問題。(附帶一提，偏脫歐的名嘴中，像是Douglas Murray算是比較有論述能力的)

經濟理由：
1. 歐盟的許多規章對英國的中小企業不利。
2. 歐盟並不是英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一說大概是佔兩成)。
3. 歐盟對外協商共同的貿易協定，並不一定比英國自行協商的協定來得有利。

道德理由：
1. 歐盟的民主正當性極弱。(大概主要就是這個)
2. 國家應當優先保障國民，接受移民的前提是保障最不利的人的地位不會因此受到不利影響。(質疑移民在經濟上會對本國人造成不正義)
3. 在保障(內容上較限縮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前提下，社群既有的文化應當得到優先的考量。(質疑移民在文化上危及本國文化)
4. 為了保障2與3，國家應當有自行決定外來人口流動的權利，而歐盟危害了這個權利。

當然，在反Brexit的理由上，在經濟上會主張：
1. 歐盟對英國的貿易極為重要。
2. 就算重新各別訂定貿易與人口流動的協定可能有好處，全部協定都需要重談所造成的負擔與不確定性是不可承受之重。
3. 現狀下既有的外來人口流入的規模、數量與技能符合英國的經濟需求。

道德理由：
1. 某種不明的世界主義理論分析與烏托邦?
2. 避免讓排外與法西斯興起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後果的趨勢得到進一步的動能。

老實說，我個人會覺得如果不談排外與法西斯的問題的話，反歐盟立場在道德理由上滿強的，當然這不是說萬無一失，而其實有很多可爭議處，但如果承認既有的政治社群確實存在的話，那不管是政治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都很可能會比較支持一個能比較確實掌握社群事務的政府，特別是外來人口的管控上。

當然，對於國家這個模式下，那些沒有國家的人，或是國家失能的人就會成為世界體系中的難民。而需要有一種處理的方式，問題是歐盟自身中接受難民的國家都很難消化這個任務了。而歐洲的左翼普遍甚至對國內的不平等，在經濟蕭條下都沒啥方案了，而更不用說要國民去為某種去國界社會的理想獻身了。

我會覺得，正因為反脫歐在道德理由上有很大的困難，所以最主要的宣傳與口耳相傳的說服工作，都會放在支持Brexit派的「惡行惡狀」上，乃至於罵某種英國殖民時代的邪惡「老大心態」上，而不是歐盟體制與作為政治社群的現代國家的問題上(但這才是根本的問題，而嬉遊式花俏的理論特技可以說得很高興，但沒啥幫助)。而說真的，支持派的行為與嘴臉也確實提供了充分的惡行惡狀，因此「反法西斯」也就成為相當有力的動員口號。

我個人作為局外人來說，我不支持Brexit主要的理由是經濟理由，也就是如果所有歐盟下的貿易秩序與出入境的規範都要重談的話，單就過渡期間的成本就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相對的利益其實也有限，英國的現狀在歐盟下仍然有相當的自主性，應當不至於需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當然，法西斯興起會是個問題，但法西斯興起作為普遍的現象大概只是一種病徵，不會因為Brexit失敗就消失的，甚至可能還會更強。所以這反而不是我反Brexit的主要理由。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自私的國際戰略理由，基本上歐洲與俄國的戰略平衡愈穩定，美國愈有空間操作東亞的戰略平衡，而自主的臺灣需要現狀下的戰略平衡，所以穩定的歐洲對我們是重要的，而脫歐是一個巨大的不穩定要素，甚至埋了英國投向中(進行式)、俄(可能，如果不是進行式的話)的種子。

至於爭論經濟上的數據與作為醫生的羅馬尼亞移民，和在貧民區激進化的移民之間該著重在那面，其實我也無法真的研究實際上的狀況，就只能存而不論了。就我所能大致確定的，是各種既有的秩序都是長期累積的成果，而要打掉重建其實會比想像中來得困難。所以原則上還是不要亂動比較好。當然，這種保守的態度的問題就是，世界既有的秩序給我們加諸的最大緊箍咒，是各種庶務上無數的共識、協定、默契等等等等，而這些看起來事務性的、官僚式的東西用單純的「量」就壓得我們連「務實地」想像一個不同的世界都不太可能。

關於《悲劇的誕生》的一點筆記

對我來說，尼采最好的作品是早期的《悲劇的誕生》(當然，弄古典學的會覺得該書錯誤很多，不過那不是重點)，之後反而愈來愈無趣了。(但相反地，大多數談尼采的，都是談之後的東西)

一個主要的脈絡是尼采和叔本華的對話(關於這兩者，齊美爾還有一本取自課堂筆記的專書)，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將悲劇視為日神與酒神力量的結合，而產生了叔本華式的「藝術的慰藉(這不是叔本華的用語)」，就叔本華來說，意志無明，人生受詛註定在痛苦與無聊間擺盪，而只有苦行禁慾，與藝術的美能夠讓人(片刻)擺脫意志的悲劇。

而《悲劇的誕生》在這方面可以視為叔本華的補充，尼采說明了為什麼藝術能夠有力量，而這種力量來自於用日神的完美形象(觀念與智性)表達酒神的混沌。而由於意志是無明的，最後的結局就是毀滅(因此是悲劇)，但這正是用藝術形式反映出了叔本華式的生命觀，而如此清明地看著意志的本質，也就能夠得到慰藉了。

然而，在該書行文中也不禁去讚頌「酒神」的力量，這背後也就隱含著對意志的肯定(而非叔本華對意志的否定)，從而雖然此時的尼采是崇拜叔本華的，而《悲劇的誕生》也可以說是一本對叔本華的獻禮。但也預示著之後尼采和叔本華的決裂。

可是我反而覺得，尼采在真正「走出」叔本華後，就失去了魅力了，他的東西愈來愈像是啟示，而先知的啟示中的權威，漸漸就失去了內在的張力了。他愈來愈像是一個反過來的叔本華，而如此並沒有更有洞見。一個在日神與酒神之間、肯定與否定意志之間徘徊的人，或許才更深刻地說明人類的處境。

最近忽然想到一些過去念的書，對這些靠印象的談法留些記錄。

和諧國宣言

我們是和諧國(Harmonium)，我們的刑度最高，詐騙者一律車裂，可以幫助其他國家處理刑度不夠的問題。我們的犯罪追訴最簡便，不會給「壞人」任何機會，「常理」覺得對就立刻判決。(錯殺? 都是壞人怎麼會錯殺? 這是無知之輩思考的盲點。)

而且，本國有處理所有語言的犯罪人的決心與能力，連泰文都沒有問題。

因此，奉勸所有刑度不夠，訴訟法太嚴格，國內人權團體雜音太多的國家，無條件地把所有案件交給我國審理。

實際上，除非全世界都採取我國的法律體制，不然理所當然地所有案件都應當交給我國審理，我國的警力也理應可以到任何地方抓人。因為只有我國的車裂與簡便的訴訟法制能夠幫助世界各國減少犯罪。

實際上，所有支持和諧國的理念的，都理所當然是和諧國民，我們當然要以我國法律加以保護，而當然不能放任個別「主權國」保護壞人的制度亂搞。

反對我國侵犯司法主權？難道你們想包庇罪犯？我是為你們好啊。

我們是和諧國，你們都將會被合併，反抗是無效的。
We are the Harmonium. You will all be annexed. Resistance is futile.
因為這是為你們好，這是你們自己要的。

痛苦與無限性

人雖然是有限而脆弱的生物，但即便在前現代的人們，就已經多少感覺到痛苦與恐懼，似乎是一種無限的資源。因為對於幾乎任何已經極端痛苦的人，人們都有辦法讓他更痛苦，結果就是，從上古時人們就隱約感覺到，經由痛苦，他手中握住了通往無限性的鑰匙。

無限性的美好在於，百兆分之一的機率乘上無限就是無限。這使得痛苦甚至具有神性，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能夠讓原本不可能接觸的神靈顯現，能夠由痛苦得到和平、勝利與救贖。也因此，就算還沒有科學方法之前，各種酷刑的精緻，所創造的痛苦、恐懼與無限的狂喜，幾乎是社會中其他技術難以望其項背的。

無法平息的憂傷？用痛苦解決；對安全的企求，用痛苦解決；人生意義的惶然，用痛苦解決。當痛苦無法解決，就用更大的痛苦解決，更大的痛苦無法解決，就用無限的痛苦解決，因為痛苦是人性中最接近無限的，因而也是最具神性的部分（人們對天堂的描述極為平板，而對於地獄的描繪則萬分豐富）。

所以，每次重大犯罪必然看得到人們開始想像各種超越死刑的酷刑。這或許是滑坡論證，但因為痛苦邏輯就是個滑坡。在這方面是不進則退的，要花很大的力氣才勉強能原地踏步，而一旦退了一步，接下來就是完全的滑入無限痛苦的深淵。

要說現代有什麼「進步」之處，就是試圖擺脫痛苦的無限性。而像是Rorty這類的人，則試圖用希望的無限性取代之。

「道歉」

道歉如同許多人類的語言行動一樣，具有一種試圖切割時間的特質。道歉將對許多事的追究阻斷在道歉的特定時點。然後就會有人說「都已經道歉了，不要還要怎樣？」

由於事件是延續的，影響也會慢慢擴散，實際上事情是不會這樣就「算了」的，硬去切割事件，背後不只在主觀的意識中有暴力成分，在語言中有暴力成分，有時在現實的行動與體制上，這種切割也會是暴力的。

但人類必竟需要有處理事件與事件的延續性的方式，就此道歉的用處，首先是一種持續努力的承諾－在這個狀況下，道歉不是責任的終點，而是起點。此外，則是在對事件長期的回應之後，此時道歉與相應的原諒，表彰不是事件的終止，而是它的昇華，讓它背後的意義超出損害與責任的範疇，而有一些更良善的事物從中茁生出來。

其實在日常的人際互動中也是如此。人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一個事件，但如果只是硬想用一些語言的、制度的機制阻斷事件，那事件的昇華也永遠不會來臨。

言論自由與傷害原則

許久之前，我聽過還學者還滿認真地想將「女性主義沒有學術價值」之類的對學科輕蔑的言論，在某些學者之間開會與交誼活動的脈絡下，認定為是一種性騷擾這樣的想法。（或可說是關於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解釋適用的一個案型的問題）

說真的我聽到當時感到大駭（雖然當然表面上看不出來）。首先這是直接去處罰言論，而又顯然不是侮辱毀謗等限制條件很多的情況，第二這處罰了對特定學科（甚至意識型態）的（儘管是錯誤的）批評，第三，這將對特定學科（甚或意識型態）的攻擊，轉化成一種對個人的騷擾，而這點非常的危險。

不過，這樣的討論在那時，反而顯得理所當然，在場沒有人出來插嘴什麼，在這時我了解到，我個人對制度與道德的直覺，或許在現在已經是個死保守派了，那時我真的感覺到我不屬於這個地方。（甚至可以說我被「騷擾」到了）

當然，任何人都會有些值得商確的念頭，更何況我的記憶也不盡準確，不應當用這類偶然的發言去斷言或攻擊特定人，所以，問題不是誰說了這類的話。（說穿了，我自己在閒聊中也常常故意講些五四三，而正經話也三不五時說錯。）只是，去模糊了個人與集體或甚至是觀念的界限，使得觀念的爭執變成一種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

一個人原本主張錯誤、不周全的想法，或是失言與不得體的表述，代價就是被更正，並失去自己的一些聲譽，而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已經是非常嚴重了。但一旦對想法的攻擊被轉變成對特定群體，或是個人的侵害時，接下來就是基於「思想不對」而被國家處罰的狀況了。因為當我們可以將觀念等同於人時，觀念「不對」的人就會因為觀念不對而傷害到人了，而國家就可以處罰這種「傷害人的行為了」。弄到這樣，Mill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也就被稀釋到沒有什麼意義了。

言論不是完全不能限制，但如果沒有直接對人名譽的侵害、直接地煽動暴力的話，對思想與表述的處罰需要極強的歷史理由（像是在德國否認大屠殺）。很多不正確的思想與表述，都會在時論中被批評，或是被鄉民幹爆（例如之前「大尾鱸鰻2」關於達悟族的不敬與胡扯，基本上是被公幹的），而這時國家再處罰，是落井下石而不必要的。而當社會中沒有這種共識與反彈力量以對付偏見與錯誤的言論的話，那最大的戰場還是在論述中，而不是試圖控制國家去用槍對付另一些人，如果一方從國家那裡拿到槍了，他們論述的力道會不可避免地弱化，因為Arendt已經教導我們，暴力只會弱化權力。權力必須從社會中漸漸的說服而累積起來，就算是正確的觀念，沒有經過這種掙扎，也是站不穩的。

更不用說，在特定情境下，最脆弱的人，會是那些甚至不能被歸類的人，或是在某個特定弱勢群體中觀念不同的少數，也就是弱勢中的弱勢，而這樣的人反而不容易被認同政治、族群政治、性別政治所吸納。這些人反而會容易因為思想不對而受到壓制，國家力量限制言論，會變成雙重的壓制武器。



當然還是必須澄清，女性主義沒有學術價值這類的話顯然是錯的。

談談言論自由

在想言論自由，特別是就創作來說(不管該創作的優劣)，有一件事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創作是需要成本的，就算差勁的電影也是一堆勞力時間費用；爛漫畫的幾格，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周以上的工時，就算是大量生產的言小，也往往是相當訓練有素的人爆肝的產品。

就算不談言論一開始的狀況，之後是各種東西的校對、剪輯、後製，其實都比大多數人想得來得麻煩。而這種麻煩，也會延伸到事後的修改等等。

大公司，或是成功的創作者，或是某些大受歡迎的作品本身，除了容易得到大眾的支持以外，因而不容易引發爭議，要求改變作品內容外，在「成本」上也往往比較負擔得起，所以反而常常多花點錢，多弄幾個版本以掙取品牌名聲。

問題就是，一個如果已經一敗塗地的失敗創作，其實沒虧損到跑路就萬幸了，那有可能有成本來弄什麼修改呢？弄了修改又看不到任何逆轉其失敗的可能性，那為何要修？而在這個狀況下所有的公關災難，在一群人失意下更容易發生。而大家也樂於修理這東西，以推進某種道德的、政治的目標，或單純只是爽。

大半的自由權，最後保護的大半都是社會中的失敗者，當然，要談創作者的強弱、成功與否，其實都是相對的，而對創作者進行「身家調查」以確定他是不是失敗者，往往只會產生更大的問題。或許成敗還是留給在市場、時論去談，而在這時，失敗者就恰恰是那些市場失敗，以及犯眾怒的東西。這時市場與口碑的失敗本身就是足夠的訊息了。

這時，我不是很喜歡那種除了在這些東西在市場與口碑的失敗之外，除了客觀分析失敗原因之外，還要去升高「聲討」的層級，藉此推進特定的政治理想的行動。這種聲討留給鄉民就好了。

言論的事前審查固然必須極端的謹慎(我一直覺得近十年來的氛圍愈來愈反言論自由)，事後的各種壓力，其實也是相當大的阻礙。（說穿了，寒蟬效應對人的心理壓力，很大一部分不來自於創作「被禁」而不見天日，而是創作見天日之後，創作者會遭遇什麼下場）負面表列出創作者「不該做」的事，列的愈多，結果就是只有那些爆富的，幾乎沒有人味的創作「工程」小組能夠生存。中小型的創作者根本沒力氣在每個地方都做到沒有問題，而還能弄出有趣的東西。他們只能去突顯自己的特色，這時成功當然不在於作品中爛的、不正確的、不道德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失敗也不是因為這些地方（而是好的地方不夠好）。而在這時去不斷增加對創作人的要求（如果用法律去威脅的話，那就是非常恐怖了），要求人不斷地「不該」如何如何，那只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創作精神，最後只有本夠粗的既有大佬能生存。

好作品是建立在極大量不登大雅之登的創作上的（一些強大的漫畫繪手，是出身於「謎本」的），去不斷增加對言論、創作的「正確」、「道德」、「進步」的限制，結果就是什麼都創造不出來。對此，不管你宣揚的是三民主義這種垃圾，還是性別、族群的進步立場，都會有不利的影響。

馬上太平島，立馬出問題

馬總統沒事爬上太平島是百害而無一利的亂搞。

整個南海的問題麻煩的地方是，中國的主張其實滿扯的(那個九段線簡直是從天外飛來的，基本上除了給自己國人自爽之外，對外沒有任何說服力…)，但我們的主張和中國的主張基本上重疊(所以一樣扯，困難的地方是我們也有自爽的問題)，而結果就是，所有在南海「主張主權」的行為都很難不變成中國的代理人。

在南海變成中國的代理人有什麼後果，簡單的說就是毫無必要地去惹毛越南與菲律賓，然後讓情況複雜化後，美國也自然會非常不爽：南海已經夠麻煩了，還要這樣亂搞。而別忘了越南可也是TPP的成員國，弄太難看不用擔心中國的打壓，就自己生出不必要的阻力了。世上不是只要擔心中國有沒有被惹毛(而說穿了，反正中國無時無刻在生氣，說話也沒算話過，中國反而是特別不要擔心的，只是別弄出太大的動作就是)。

我會覺得，就我們來說合理的作法，是以當下的實際控制為基礎來談，而不必去強調什麼幾段線。

(就太平島在菲律賓訴中國案中，可能被波及的問題，並不是菲方認為臺灣就太平島沒有實質的控制，因為這點可說是無可爭議，而是認為太平島不是一個國際法上的島，而是岩礁，而我想就太平島的自然環境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很強的主張，只是我們沒有管道提出異議)。

不過問題是，一旦我們和中國的南海主張不重疊時，我們就不容易被當成「中國的代理人」，而中國大概就會有些動作，認為這是分裂國家臺獨開始惡搞等等等等……而島內憤青也可能說什麼喪權辱國的三小東西。

無論如何，不管是要怎麼談南海問題，可說所有的操作都由於太過敏感，低調還是上策，甚至是唯一的選擇，而大張旗鼓是下愚之舉，更不用說馬爬到島上，在外交上根本沒有什麼整體戰略了。說穿了，現在這個沒有民意的總統，完全是為了自己的虛榮心，想在下臺之前盡可能地「曝光」(所以所有還沒完成的工程都要趕開冪)，基本上這完全是一個幼兒(而且是特別不懂事的那種)的心態，而這給國家帶來未來數不盡的麻煩。

附帶提一下，身為高雄市民，我不歡迎總統沒必要的來訪，科科。(太平島可是旗津區的一部分喔)

Blackstar

看了剛過世的David Bowie的Blackstar的MTV版，回頭知道他死前確診有肝癌18個月了，也就是說，這張專輯至少在最後集結完成時，David Bowie已經知道自己大概不久人世了。

大半的搖滾明星，要嘛死的突然，要嘛是在名聲淡去後死去。但David Bowie在死前則出了一張評價非常高的專輯。有人會戲稱搖滾名人堂是個「萬神殿」，從世俗的名聲變成超越的神格這件事有點反諷，許多人不太能和神格共處，某些人的神格，則是伴隨著早逝。不過我的感覺是，Bowie相較於許多搖滾明星，其實滿自在地接受了這個「神格」，甚至自己在最後設計自己的封神儀式。

回頭看Blackstar中許多宗教象徵，一開始在太空衣中的骷髏頭(這可以對應到他在Space Oddity這首歌中的Major Tom這個人物，甚至我會覺得就是他自己)，之後成為崇拜的對象，而崇拜的方式則很能代表Bowie喜歡創造的「妖異」氣息。黑色五芒星也就是一種不同的「明星(Star)」的形象。

這首歌第一段是妖異的朗誦，中間有一段比較大的落差後，變得相當的…溫暖，最後則無縫地接回朗誦，然後用失控的聲音表現超越了常態。我聽起來就是一種「封神儀式」，先預示了超越的預感，之後進入出神的喜悅，最後完成了預感。

在這種完全是我一廂情願的解讀下，Blackstar變成一首異常愉快的歌，那是一個知道自己會進搖滾封神榜，並且喜歡這個神格的人，在死前設計自己的封神儀式的表徵。而在這個脈絡下，死去表示的是成為不朽的搖滾諸神之一，而這個結果，並不只是命運加諸於他的，也是甘願接受的。

(當然，滾石雜誌等等的樂評當然有許多內部消息，作者的言談以及其他專業的解讀，不過我聽起來就不是那一回事…)

國民黨「選後多數黨組閣」一說背後的巨大憲政危機

顏厥安教授在上周提到了民進黨如果大勝應當爭取在二月就組閣的想法，而之後國民黨提出了「多數黨組閣」，而這引發了不少人的批判，而一個重點是批判是，這樣的想法背後可能有硬套半總統(或雙首長)制，試圖限縮在臺灣的政治實踐與人民的憲政意識中極為重要的總統權力的立場，而這基本上我覺得沒錯。

不過或許需要澄清的是，顏厥安教授的立場顯然不是雙首長制換軌，而是在假定執政黨完全離心離德的狀況，並經由總統與國會的改選確定這點時，一定程度上跳過老實說沒啥正當性，也幹不了什麼好事的看守政府，一方面阻止看守政府亂搞，另一方面立刻開始政府的運作。

這並不是一個尋常的做法，但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完全不該形成的憲政慣例。新的內閣也可以形式上符合憲法的要件(也就是馬總統變成一個印章)，在條件限定清楚的狀況下(如執政黨在總統和國會雙輸，並且民意薄弱時)，也不會對政體產生太大的影響。

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妥當，這種主張很容易會被某些學者與政治勢力扭曲主張，像是硬用雙首長制的換軌來解釋，進而成為對總統政爭的跳版。而假定國民黨沒有大敗，這種主張馬上就會引發巨大的憲政危機，因為會立刻變成國民黨試圖用國會的政爭否定同時民選的總統的權力的方法，而這產生的後果會相當嚴重。

而我向來是個悲觀的人，我不會在現在以國民黨會出局做為討論的前提。實際上這類的主張由國民黨自己提出，更表示出這其實在政治操作上有利於國民黨，最糟糕的狀況是，選情可能並沒有那麼「一面倒」。

而其實我非常擔心，因為國民黨基本上已經為一場有可能動搖國本的政爭布置好了舞臺。去用一種生產出來的奇怪理由，去否定一個剛選上不久的總統的權力，當國民黨在國會還是多數時，會產生極大的政治社會危機，就算沒有明顯的巨大危機，現在這個已經一腳踏入棺材的國家再「空轉」，大概就會直接入土不安了。

我對於這種試圖改變規則否定民意的所謂「憲政」主張，只有無盡的鄙視。我從一開始聽到朱立倫提到內閣制時，就覺得這是臺灣這幾年來出現過最危險的主張，因為「聽起來」好像在「學理」上有些討論空間，但實際上就只會成為最噁心的政治運作的手段。而到現在，國民黨的做法還是一樣恐怖，這是可以亡國層級的恐怖。

唯一能保證「憲政」討論不會扭曲而成為可怕的政爭工具的，只有人民的憲政意識。而至少在現在，很明顯的人民並不用「內閣制」想事情，而是標準的總統制思維。試圖用「學說」去壓人民的想法，而不是去在人民的想法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比較合理而「簡明」的制度(精緻的發展需要政治文化，而不簡明的制度只會提供政爭的工具)，結果很難不變成試圖用各種權威壓迫、欺騙人民的政爭工具(臺灣過去的修憲就是證據)。

回歸國民黨準備好的憲政危機這點，要避免這種危機的唯一方式，並不在於學者之間的嘴砲，而在於選票開出來真的能夠讓國民黨完全的大敗，讓該黨失去操作憲政危機的機會。我甚至認為最好能讓民進黨單獨過半比支持小黨更好，理由在於只有讓民進黨確定單獨過半時，才能夠完全阻擋國民黨在國會操作出國會與總統的權限爭議的任何口實，臺灣現在不能再面對政爭了。

在這件事上，我心中想的完全就是「安定牌」，國民黨鋪好路的這個憲政危機是我在這場選舉中看到最立刻直接的危險。實際上，就算首都一堆人抗議，警力用很多沒錯，但政府還是正常運作，這還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憲政危機則萬萬不是常態，憲政危機可以讓政府長期空轉，而產生的政府內部的混亂才是會動搖國本的事。

(而老實說，我不信任許多小黨，學界一直對總統制有敵意，有一種試圖用「理想」的外國學理否定臺灣人民憲政意識的傾向，而這很容易流在一些學者性格太重的小黨中。畢竟說「人民這樣想」聽起來就很反智，而沒有說明如德國的制度的精巧之處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