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 Mark Lilla

身分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紐約時報網站上的原文)

Mark Lilla在紐時上的文章，主要討論身分認同政治對自由主義的不利影響(基本上會罵到大部分美國主流的自由派，以及讓許多性別、種族的運動者不舒服)，我時間多就隨便譯了(不代表個人立場，不過多少也是有些同意的地方才會翻譯就是)。有錯漏請別指教，本人不負責，科科。

身分認同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馬克．里拉 (Mark Lilla)
T.J. Chang譯

無庸置疑地，美國已經轉變為一個更為多元的國家了，見證這個發展是很美好的。來自他國、特別是那些難以整合不同族群與信仰的國家的訪客，都很訝異我們是如何能辦到的。當然，我們做得並不完美，但無疑地好過今日任何一個歐洲或亞洲國家。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成功故事。

但這種多元性應該用什麼方式型塑我們的政治呢？至今近一整個世代，自由派的標準答案是我們應當注意並「表彰」我們的差異。這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是一個極佳的原則－但作為在我們這個意識型態主導的年代(ideological age)中的民主政治基礎，則是一場災難。近幾年來，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沉淪為一種對種族、性別與性取向認同的道德恐慌。而這扭曲了自由主義所要傳達的訊息，並且阻止它成為有治理能力的統合力量。

在最近的總統大選的選戰過程與不忍卒睹的結果帶給我們的許多教訓之一，是身分認同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的年代必須要劃上句點。在談論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利益，以及這如何和連繫到我們對民主的理解時，希拉蕊表現得最好並且也最令人振奮。但當到涉及國內的議題時，他在選戰的過程中顯得失去了大局觀，並落入了多元性的修辭之中，在每一站她都擺明地去向非裔美人、拉丁裔、LGBT與女性選民喊話。這是一個策略上的錯誤。如果要提到在美國的各個族群，你最好全部都有提到。如果沒有全部都提到的話，那些被忽略的人會覺得自己被排除了。而如同數據所顯示的，這正是在工人階級白人以及有強烈的宗教信念的白人中所發生的事。整整有三分之二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以及超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福音派投給川普。

環繞著身分認同的道德能量當然有許多好的影響，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重塑並改善了企業中的生活。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也對每個有良知的美國人敲了一記警鐘。好萊塢在我們的大眾文化中常態化同性戀的努力，也幫助了在美國人的家庭及公共生活中同性戀的正常化。

但在我們的學校及媒體中對多元性的執迷，已經產生了一個世代的自由派與進步派，他們自戀地不去關注對於他們自我界定的群體之外的處境，並且對於伸手接觸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這項工作無動於衷。在非常小，甚至還沒有個特的認同的時候，我們的孩子就被鼓勵去談論他們個特的認同。而到了他們上大學時，許多人以為多元性的論述就已經窮盡了所有政治論述了，並且對於階級、戰爭、經濟與共同善這些長久持續的問題，令人詫異的無甚可說。這很大部分是由於高中歷史課程中，無視時空地將今日的認同政治投射到過去，而創造了一個對於型塑我們歷史的主要力量與人物的扭曲樣貌。(例如說，女性權利運動的成就是真確而重要的，但如果你不先理解國父們建立一個奠基於權利保障的政府的體系這個成就，你是無法了解女性運動的。)

當年輕人上了大學，他們被學生團體、教職員以及行政人員(他們的正職就是處理並強化「多元性議題」的重要性)鼓勵要繼續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福斯新聞與其他保守派的傳媒下了很多功夫嘲諷環繞這類議題的「校園奇聞」，而他們經常是對的。這只會落入那些想讓受教育學習在未受大學教育的人眼中失去合理性的民粹煽動家的算計之中。我們要如何向一般的美國選民解釋，賦與大學生去選擇用什麼指定性別代名詞(designated gender pronouns; 譯按，就是he, she, it這類的代詞)指稱他們的權利這一回事，據說在道德上所具有的迫切性呢？我們如何能夠不跟著一般的美國選民一起因為密西根大學的搗蛋學生在指定性別代詞上寫了「吾皇陛下(His Majesty)」的故事而笑出來呢？(譯按，也就是當要指稱這位摀蛋鬼「他(he)」時，他可以站出來說，你要用「吾皇陛下(His Majesty)」來稱呼，否則就是不尊重我的性別認同，這是歧視XD)

校園中的多元性意識在許多年間已經大搖大擺地滲入了自由派的傳媒之中。在美國的報紙與廣播中，對女性與少數族群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已經是一個不尋常的社會成就，而甚至也已經－在字面上－改變了右翼傳媒的面孔，例如像Megyn Kelly與Laura Ingraham已經獲得主導的地位。但特別在年輕的記者與編輯中，這顯得也強化了以下的預設立場，也就是只要聚焦在身分認同上，他們就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工作了。

最近我在法國休假的期間進行了一個小實驗：整整有一年，我只閱讀歐洲而非美國的出版物。我那時的想法是試著去用歐洲讀者的視角來看世界。但更有啟發性的是回到美國，並理解到身分認同的透鏡如何在近幾年來轉變了美國的報導。例如美國新聞圈中－關於那些人(X)最先做了那些事(Y)－的懶惰報導被再三地重覆。對於身分認同肥皂劇(identity drama)的著迷甚至影響到那些已經少得令人不安的國際新聞了。不管這類新聞，例如在埃及的變性人的命運，讀起來多麼地有意思，它完全無助於教導美國人影響埃及命運的，並間接改變我們命運的那些政治上與宗教上的強大潮流。沒有一個在歐洲的傳媒會想專注在像我們這樣的焦點上。

但身分認同自由主義，如同我們不久前發現的，在選舉政治上失敗地最為徹底。國家性政治在健康的時候，並不是關於「差異」，而是關於共同性的。而這會由最能夠掌握美國人對於共享命運的想像的人所主導。不管我們對他的願景的評價為何，雷根純熟地做到了這點。柯林頓參考了雷根的手法，也做到了這點。他從民主黨的身分認同意識的派別手中，搶下了民主黨，將他的心力放在會幫助到所有人的內政問題上(像是國家健康保險)，並在1989年以降的世界中界定了美國的角色。經由兩任的任期，他在當時能夠在民主黨執政下，為不同的群體達成了許多事。相對的，認同政治主要是用以表達的(expressive)，而不是用以說服的(persuasive)。這也就是為什麼它永遠無法贏得選舉－但可以輸掉選舉。

媒體對於憤怒白人幾乎是人類學式的新興趣，揭露了這個被污衊的、在之前受到忽略的人群，也同樣地揭露了我們的自由主義所處的狀態。一個就最近的總統大選結果，對自由派來說很方便的解釋是，川普的勝選，很大程度是由於他成功地將經濟上的弱勢轉換為種族上的憤怒－也就是所謂的「白人反抗(whitelash)」命題。這個說法對自由派來說很方便，因為它認可了自由派對道德優越性的確信，並且讓自由派能夠忽視選民所說的就是他們主要的憂慮這點。它同樣鼓吹了認為共和黨右派長期來說注定因為人口結構上的滅絕而消亡的幻想－這意味著自由派只要等待這個國家落入他們的掌握之中。拉丁裔的選票投給川普的比率出乎意料地高，應當能提醒我們，族群團體留在這個國家愈久，他們在政治上的多樣性也變得愈高。

最後，白人反抗命題對自由派來說很方便，因為它為開脫了自由派沒有認知道自己對於多元性的迷戀促使白種、鄉村區域的、虔信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身分認同受到威脅與忽略的弱勢團體的責任。這樣的人們所反抗的並不是我們多元美國的現實(畢竟他們傾向於住在鄉村中同質性高的地區)。但他們反抗的是無所不在的身分認同修辭，而這就是他們用「政治正確」所指稱的東西。自由派應當要記得美國政治中第一個身分認同的運動是現在仍然存在的3K黨。那些玩身分認同遊戲的人，應當要做好輸掉的準備。

我們需要一個後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而它應當要借鑒於前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的成功。這種自由主義應當專注於訴諸作為美國人的美國人，並且以強調影響絕大多數人的議題的方式，來拓寬它的基本盤。它要將國家視為屬於有共同處境並必須相互協助的公民們的國家來對話。至於在負載了高度象徵，並會趕跑潛在的盟友的較窄的議題，特別是那些觸及性傾向與宗教的議題，這種自由主義會寧靜地、敏感地、並且具有合理的輕重權衡的方式進行。(不準確地重述桑德斯的說法，美國已經懶得再聽自由主義者關於那些廁所的五四三了。)

從事這種自由主義的教師會重新聚焦於他們在民主政治中的主要政治責任：去形成對政府體制以及在我們歷史中的主要力量與事件有所意識而有擔當的公民。一個後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同樣會強調民主並不只關乎權利；民主也給予公民義務，像是保有充分的見識並去投票的義務。一個後身分認同的自由主義媒體會開始教導自己關於這個國家中被忽略的部分，以及在那裡什麼具有重要性，特別是宗教。而它會認真對待它教育美國人型塑世界政治的諸主要力量，特別是它們在歷史上的面向的責任。

幾年前我受邀在佛羅里達州的工會會議中的一個討論小羅斯福在1941年著名的四種自由演說的座談會上發言。會堂中滿是各個地方支部的代表－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拉丁裔。我們一開始先唱國歌，而之後坐下並聆聽羅斯福演說的錄音。當我朝人群中觀望，並看到了一系列不同的臉龐時，我被他們對於他們共享的體驗的專注所打動。而當聽到小羅斯福提出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小羅斯福要求「世上的每個人」都當有的自由－時那激勵人心的聲音的時候，這提醒了我什麼是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的真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