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權力

Foucault在對權力概念的使用中，不斷強調權力不是必然惡的，並不是必然由某人、某機構「擁有」的，而是滲入了每一個人的每一個行動之中。

但權力又是如何被當成一個「對象」來談呢？而內於每一個行動之中的權力，又有什麼好批判的呢？另一方面，Foucault又否認了宰制者／被宰制者的區分，而這樣一來，討論「真實的自我」，或是反抗的意義何在？

我們還是必須回到存有論的基礎，才能弄清楚Foucault的說法究竟是「有何意義」，在這堆可能並不一致的說法中，究竟開顯了什麼面向。

之前提到了，權力的存有論基礎是此在的能在，也就是來自於此在的瞭解，此在投入世界並讓計畫顯現的可能性；而沈淪的、非本真的權力，則是將這種「可能性」實體化成為一種「做事」的力量，一種可計算、衡量，或許說是「客觀的」力量。

在這裡，之前提到的東西好像和Foucault所強調的，權力不是特定人所「擁有」的有所衝突。但實際上沒有。反而應當這樣說：不管在特定學科(也就是特定的「主題化(Thematisierung)」)下，將權力界定為可以移轉、擁有，或是界定為不可移轉的，他們都必須基於本真的能在才可能具有重要性，而有意義；而同樣的，都會因為將能在化為一種獨力存在的「力量」，而產生沉淪。

不過，一種不被任何人擁有，而是透過人出現在任何場合中的行動茁生的權力(例如進便利商店找食物，自然地會依照包裝上的熱量決定買啥)，又如何「宰制」人？

在這裡我們又得回到什麼是原初的「宰制」，而由於在這裡以壓迫隱喻的情狀是被動的，與其問究竟誰是藉由權力的「宰制」，不如問什麼是源初的「被宰制」。

但困難的是，被宰制的經驗似乎以自我、主體的經驗為前提，區分出了「他者」與「自我」，並使得自我受他者的限定，才能形成宰制與被宰制。

而源初的「自我」並不是一種與其他存在者相對的「存在者」，不是心理上的自我，也不是社會上的自我，這些自我都被當成是一種「對象」，也就是對象化之後衍生出來的。

那該如何說明源初的自我？源初的自我是「屬我性」，不是那個「內心在說話的人」，也不是別人喊我名字、外號時的那個XXX，當然不是精神分析所描繪的對象。而是一種自然的情況，這種情況回到上手事物的「木匠」例子中，一個熟練的木匠工作時鐵鎚好像「身體的一部分」，這是我們切入屬我性的一個方式。在這裡，其實此在生活中，身體本身在上手地狀態下，也不會作為對象，但自然地就被運用，這時根本不會去想「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而是此在就這樣作為在世存在。

源初的屬我性就是這種接近性，而相應的，源初的屬我性的剝奪，也就是讓事物不在上手，當然，這樣說來，所有的知識，由於都有使上手衍伸為在手的特性，也都有剝奪的性格，也都會是源初的「宰制」。但當然，在這裡並不是有什麼人，或是有個叫作「知識」的東西，去奪走原初的存在，讓人「看著自己」；而是此在自身同時是能夠沉淪的存在，此在會被好奇、閒談所迷惑，而此在作為和他人的共在，也就會受到「人人（其實「沒有人」是人人，「人人」是共同存在的上手狀態，經過扭曲在手化出現的對象，而「沒有人」是人人，正顯示了人人的不本真）」的指引。

而這種沉淪的可能性，也就是使得此在掉入人人，以及非本真的事物關聯中的起源，然而，由於這是此在的可能性，這種沉淪當然會「經由此在」而產生，因此Foucault所描繪的那種經由個人而好像又對抗個人的權力，其存有論上的基礎就在於，此在能夠沉淪。

但Foucault同時表示了，權力和反抗是同時出現的，這裡的存有論基礎又是什麼呢？

這是因為此在也是朝向本真的存在。某種特定的行為方式、特定的達成目標的「力」，讓我們注意自己的穿著、決定要唸什麼書，甚至是去傷害他人等等，幾乎涉及一切行動的「力」，當我們投入這種力，行動在這個時刻陷入了人人的指引，甚至也只能以人人的語彙描述自己時，為什麼我們還會「反抗」，有什麼好「反抗」的，反抗有什麼意義？

這正是因為意義的來源是此在本真的存在，而此在雖然是可以沉淪的存在，但也是朝向本真性的存在，而一種在「無的」呼喚，質疑著目前的操心（Sorge）「欠缺」什麼的呼喚，正是我們能夠認識到「宰制」與「反抗」的存有論基礎。而這種無的呼喚，也就是源始的「良知（Gewissen）」，源始的良知不是立基於整套倫理學等等「學說」，而是立基於意識到自己「被趨使」的行動的「無」，或說「無意義」，而這種對於「無」的呼喚，讓此在在此止步，而重新沉思本真的意義何在。

所以，宰制源於沉淪，而反抗源於良知，而沉淪和良知則是來自於此在同時是可沉淪的和朝向本真意義的，而沉淪和本真意義，則對應到了源初的在手及上手狀態，源初上手的，最為屬我的，最接近的，不可被思考所「去識化的」，也就是本真的意義。沒有這個意義，我們就無法區分沉淪與良知、權力與抵抗。而如果不回溯到此處，Foucault的言談就無法被認識其意義，也就和任何一種市井閒談一樣了。

知識與權力

「知識就是權力」這個Foucault的說法紅了好一段陣子，並且也同時受到非常多人的訕笑，因為這個主張看起來非常廉價地取消很多確實可靠的知識成就，在這段話的運用上常常看起來非常反智。

不過老樣子，從知識以及權力兩者的存有論基礎出發，或許可以看出些端睨。

權力的存有論基礎是此在的能在，也就是此在能在因緣的指向中使計畫實現的過程。

那知識的存有論基礎呢？我們從「瞭解」這件事出發，畢竟知識是「被了解」的(knowledge is to be known)。那源始的，上手的瞭解是什麼樣的了解？「水由水分子組成，化學式為H2O」這種「瞭解」中，「水」是作為在手的事物，而不是在其利用過程中，這種瞭解是瞭解，但是是衍伸出來的瞭解，不是原初的、本真的瞭解。

本真的瞭解是如何？當我說我「懂得」走路、我「懂得」寫字、我「懂得」說話時，這裡說的並不是我知道人走路是經由怎麼樣的物理及化學作用、寫字是什麼種類的「事實」、語言是什麼；這裡說的是我「能夠」走路、寫字、說話，也就是我能夠投入世界並達到某件事情。

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知識的源初樣態也是「能在」，這和「權力」的源初樣態是一樣的，接下來，只要知識和權力兩者的非本真的延伸，兩者沉淪的方式是一樣的，那說「知識就是權力」，也就有了存有論的基礎。

知識的非本真性發展是什麼呢？同樣的，也就是把我們走路、寫字、思考、製作床等等的活動中，抽出一個可以累積、傳遞，而遠離活動本身的「存在者」。而這點和權力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知識即權力」，特別在當代的「知識累積」其實和實用無關，只是累積多了，自然就會在商品、價值、價格的世界中成為因緣的一環；而權力、或說力量的累積，也是一樣的。盲目的知識以及力量的累積，本質是一樣的，而兩者之間產生互換的關係（像是Foucault所說明的），也就是可能的。

但如果單單批判知識就是權力，並批判主流的知識，而轉向「另類知識」、「民俗知識」，這也是抓不著重點（不幸的Foucault似乎有此傾向），我們唯一能夠說明知識加諸的錯誤，去產生批判的方向並不是在批判中顯示出真實的自我，並不在對特定的知識就是權力的批判，而在於知道這整個世界的關係如何讓此在沈淪，並進一步說出本真的自我如何和非本真知識與權力有意義的關聯起來。

然而這卻是一個沒有成功的任務。

關於力

臺灣是一個「力力力力力力力」的社會，至少去看「勵志讀物」時，XX力可說是滿天飛。

我們回到對於力的思考，可以看出這表示什麼樣的一種沈淪（Verfallen，其實這個辭不具貶意，只表示一種非本真的，受到「人人」所牽引的存在態樣，而這本來就是此在的可能性，此在同時也是「能沈淪的存在」）。

仍然從上手/在手關係出發，我們首先從權力(power)開始思考。權力是用來完成「一些事」的，而完成一些事的過程，源始的就是上手的環視世上的一切，並由某事物指向另一事物，像是某個人在手邊沒有工具時，從世界中由石頭指向斧頭，斧頭指向木頭，木頭指向床頭，最後在這種指向的關係中，一個床被製作出來。

當然，權力在當代社會學的定義上，特別是對「人」的，但這並不影響上手的分析，因為其他的此在也可以作為世上因緣的一部分，我們同樣可以用石頭指向斧頭，斧頭指向人頭，人頭用來成為「頭目」，而成為頭目就能夠讓他人磕頭…這裡面當然受「人人」的支配(為何接受某某人為頭目等等)，但這個環視並計畫最後達到目標的過程本身，仍然是上手的。

在這個分析中我們從日常活動中，找出了基本的上手形式，也就是經由指向而將計畫投入世界，並使得計畫如是顯現，這個過程是「權力」的存有論基礎，用另一個術語來說，權力的存有論基礎是此在的「能在(Sein-Können)」。

但我們談權力時，我們是將權力作為一種「對象」，一種上手事物來談的。我們從活動中抽出一種「能達到目的」的「力量」，並可以加以累加、計算、甚至能「移轉」，而「人人」的談論中，「力量」脫離了此在活動，成為一種存在者，但將力量成為存在者的言談，同時也讓力量之所以有意義的存有論基礎－此在的能在－被遺忘了。

因此力量本身成為被追尋的目標，而力量被以不同的質地說明、呼籲、談論，結果力量成為一種單純被追尋的對象，而這也就鑲嵌入了生產、價值、價格，以及標準、評量等等非本真的關係中，而受「人人」指引的此在，也就投入自然地在其環視中「尋求力量」了。

話語、知識與權力的「生產」

生產是一件很早就被人類發現，並對象化地界定的活動，農業、手工業、乃至於藝術等等，在常人的談論中，都被由「生產者－生產活動－產品」的關係，以「生產」一詞總稱之。

而這個關係中，生產者、生產活動、產品三者都被對象化地看待，生產者是特定身分、職業的人，生產活動是某種技術活動，而產品則是展示、使用消費的對象。

當這種對象化的思維轉向了我們所處的常識的、「人人」的世界中時，我們就開始討論世界的生產，而將世界拆解成幾個不同的對象，如同產品般地討論它們。從而我們能夠使用「話語生產」、「知識生產」、「權力生產」等等的語彙。

但在使用這種語彙時，生產者、生產活動、產品三個層面都必須重新界定，生產者雖然初步來看仍然是個人，然而某種隱藏地、收編並整合個人的結構，被「人格地」建構出來。生產活動則某到這種隱藏的人格所確定，而產品則是個人所面對的世界本身，但似乎有一個隱藏的、看不見的手與眼，看著並設計著這個世界。

我們回到生產原本的關係，重新顯現生產的意義，以再次說明「話語生產」、「知識生產」、「權力生產」的「生產」所顯現的是什麼。

生產一詞原初是希臘文的poiesis，這包括了農工藝以及藝術活動。生產的過程有幾個特性：首先，生產具有特定的計劃、目標，而生產者「投入」了世界，並讓他所投入的、他的理解(Verstehen在Heidegger的分析中，正是「計劃與投入」)經由產品的出現向他人顯現(而顯現的場域就是原初的「市場」)，成為人所處的世界中因緣的一環。生產活動原初是在環視之下，生產者以最初的理解，也就是他「懂」怎麼做，而將其理解經由製作，促使自然讓他的理解顯現出來。

生產是上手的，產品原初來說也是上手的，但在「市場」之中不免被「人人」的眼光中，以在手的事常對待。

不過，對於話語、知識、權力的「生產」的種種批判，雖然我們經常將重點放在「產品」上，像是Foucault對於「性」被大量地談論，生產了特定的「話語」、性的管制化產生了新的「權力」，對於性的醫學、公衛乃至於統計、人口方面的研究，則是「知識」。但更重要的是「生產」本身的質變，這個質變是話語、知識、權力能被「如是地」生產的前提。

這個質變可以從「生產力」這一個詞出發思考，「生產」是一種上手的活動，但生產力則是將上手活動抽象化，成為一種脫離於生產的設計以及投出的單純的「力」，而這種「力」量的界定，則是由作為對象的在手事物，也就是產品的數量、品質，以及最終進一步的抽象化的「價值」乃至於進一步對象化的「價格」所反過來界定的。

也就是，生產的一切脫離了原初上手的製作，而變成由事物來規定，生產成為「人人」的、「常識」的思維所支配的，而引誘我們為了常識思維進行非本真的生產活動－說穿了，也就是成為受薪者、成為勞工，而雖然生產和勞動原本是兩回事，但生產者和勞動者在這時也就一致了。

那回到話語、知識、權力的生產，這些似乎改變「人人」的看法本身的生產，是如何由「產品」回頭界定，並發現問題的？

Foucault在這裡最終回溯的，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意謂著，還是回到某種「市場」中產品被給定的「價值」或「價格」來確定。並且由話語、知識、權力的「產品」本身能夠對應到市場上的價格(而或許間接地由說話者的聲望、學者的paper被不被採用，以及那些事項受到管理來反應「價值」)。

但這種對象化的說明是否足夠源始呢？當我們試圖掌握「人人(das Man)」時，由於人人在每個地方都會發聲，作為有其命定(Geschick)的，一開始就活在人人的指引中的此在，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人人的指引，人人的指引是「上手的」，只是是非本真的上手的，可是正因為那是上手的，我們同樣也無法完全在手地將人人的指引作為一個對象而不扭曲地說明，回溯到「資本主義」因此會進一步產生無盡的爭議，重點在於在這個層次上根本是回溯不完的。

不只是說明此在的意義本身是無法說清楚的，就連批判也是無法說清楚的。

但仍然可以「說」，回到希臘哲學的用語，就連「範疇」一詞，一開始也是從法庭的「罪狀」(ketegoria)一詞，從罪狀確定了訴的方向而轉意而來的，而這其實就是隱喻。重點只在於，隱喻所顯現的是否呈現出原初的意義，而能再被隱喻地運用，讓我們回到本真的存在。

識與思

此在，或說人，源初是「上手地」存在於世界中的，整個世界對他來說是他所上手地運用的一切所交織出來的因緣的整體，整個世界是作為此在的用具(Zeug)的整體(當然，這並不是說世界本然地符合人的慾望，而只意謂著，被丟在世界上的人，這整個世界就是這個人生存下去所能運用的一切)。而由上手的活動中，延伸出將作為用具整體的世界，分割成一件一件的在手事物，並不再將事物作為利用以生存的工具，而作為觀看的對象。

進一步思索這個關係，並思索「思考」本身，從上手的使用到在手的觀看的轉換中，就是思考活動的原始形式，也就是思想源初的顯現。

思考的重點在於「去識（de-sense，或說去除感覺）」，在這裡「識」，用以表示sense，這同時有表彰感官以及心智的原初經驗的意蘊。注意觀看一個蘋果時，我們停止了上手狀態中的抓和啃的活動，我們去除了這個蘋果作為整體進食活動中的一環的上手之感，而讓蘋果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對象。

進一步的，我們甚至可以不在感受表皮的質地，以及果肉的味道下，「想著」蘋果，成為思考對象的蘋果，是一個去除感覺的「思考對象」，而原初的思考過程，就是讓在世存在者，離開他所生存的，作為生存之用具整體的世界，就是去除用具整體的世界中諸多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共同構成我們對於蘋果的感覺。

如果思考本身就具有這種「去識」的特性，我們經由思考去重現「上手」的世界，並且從中尋得在手世界的意義，避免迷失在事物的關係中，就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算思考天性上是去除感覺的，思考仍然是追尋上手的，也就是本真的存在的路徑。因為思考的去識(de-sesnse)也能夠去常識 (de-common-sense)。

我們在此不必談論「常識(common sense)」的起源，因為實際上我們就活在常識之中，問題只在於，常識是讓我們遠離存在問題，還是讓我們接近存在問題？

答案是「讓我們遠離存在問題」。常識雖然好像讓我們「直接使用」，我們似乎上手地藉由常識來過日子，來判斷與事物、人、社會的互動，常識主宰了我們的認識和感覺，看到人當街手淫，常識會告訴我們這是「猥褻」，這並不只是社會規範的認知，同時也會確實地產生感覺，如噁心、好奇等等。

難道常識中不就是上手狀態？是，但為沈淪的、非本真的上手狀態。

一般常聽到的說法是由常識的變動不居、常識的偶然，認為常識不具備真實性。然而，在存在論的思考下，重點並不在於對常識內容的檢視，不在於區辨出某些不變的、經得起檢驗的、作為正確性的真理(truth as correctness)，而在於常識本身的結構，是否將上手的關係，更進一步轉成在手的事物。

而這點是肯定的，常識是將「人人」的意見作為一在手事物，用以支配我們上手的生活。雖然在在手事物的，將「人人」的意見當成事物的觀察中，往往充滿爭議，但這些爭議正表彰了尋求「正確」的，符應「我們的常識」的事物，在其中，「人人」的意見是在爭議之先，就被認定為存在的事物－否則我們不可能相互理解－這是常識思維的極致，卻也是最能危害對於原初上手狀態的思索的，我們的生活本身變成一件「人人」的事物，從而以對「人人」的研究，取代了存在的問題。

回到思考，思考本身去識的特性，也包含了「去常識」，思考不只去除了原初的感覺，也去除了非本真的、人人的意見，從而思考能夠解放常識的壓抑。

更甚者，思考去識的特性指向的是一種「無」，那呼喚我們思考的來源，是去除所經驗的一切的阻礙，而面對剩下的，此在無法去除的，也因此是「必然上手」的狀態，也就是，此在的存在本身。因此，思考雖然遠離存在問題，而將上手的存在轉變為在手的存在者；但思考活動中對一切的遠離，反而讓最接近存在的空無向我們顯現。

異形化（Alienation）

某一群不知道幾百光年外，人口多到不可以億計算的異形，在這無盡的人口（應該說是「異形口」）中，許多異形有一種奇特的興趣，他們喜歡藉由化成某個種族（事實上，就是吃掉對方的大腦，佔用他們的身體，過程非常奇妙，甚至會裝出一個長得無異狀的大腦來）來體驗該種族的生活。

而當他們吃掉大腦，並佔用身體的對象是人類時，他們比許多人類學家更貨真價實地在從事「人類學」，他們變成進入了被佔用的人（估且稱他為E吧，E for eaten）的生活環境，並且成功地進行互動，很有趣的，E的家人、朋友、同事，都無法發現E已經被吃了，甚至有時會覺得E怎麼變得非常的成熟、穩重、上進、肯吃苦……事實上，由於異形天生具有適應力，他往往會比E本身還成功地扮演他的社會角色，進而所有他身旁的人反而比原來過得更好了。

或許正因為如此，E先生不幸死亡的事實從來沒有人知道，也不會有人質疑。異形也知道，當一個人「變壞」、「發瘋」時，人們會開始檢視E先生「出了什麼問題」，但他只要變成一個循規蹈矩、沒有怨言的人，並且維持一定的收入，不會有人檢視他的，甚至連家人都會樂見他的「良好轉變」。

異形的裝扮愈來愈完美，當然也知道各社會的社交活動如何進行，像在這裡他可能就會以一般人預算限制，以一般人的頻率和「朋友」看電影、上KTV，或許還有不錯的歌喉。牠們甚至會結婚並養小孩，就和一般人一樣，最後他們也會生病，而裝扮出痛苦但不失尊嚴的方式死掉，而這時牠們會悄悄離開，留下一個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的身體，而這時大家會知道E死了，雖然實際上真正的、被吃掉的E在這個社會中甚至不被認為「死過」。

異形的裝扮太過完美，連其他異形也不會發覺，最後悄悄地，整個地球的所有人都在某個時點被吃掉了，他們每個人都扮演著各自的角色，覺得自己在體驗「人類的」生活，但實際上，地球上已經沒有幾個實際上在過生活的人類了，這已經不是一個人類社會，而是一個「異形化」的社會了。

Alienation，異形化，簡稱異化，就是這樣的故事。

以上供想被當掉的社會系學生參考。

從「引擎」談起

對於「引擎」，有兩類的問題，第一類是將引擎當成一種在手的事物，研究其構造以及設計；另一類是將引擎放到人類生活的總體中，思考引擎在諸多事物之間的因緣（Bewandtnis）之中，使得世界整體有什麼改變。

雖然第二類問題仍然是討論在手的事物，但在思考引擎在人類世界中連接的環節時，能夠進一步重現上手狀態的視野，也就是「環顧尋視（Umsicht）」，也因此，在第二類問題中可以進一步延伸出這類的問題：「引擎對人的意義何在？」

在環顧尋視之中，其實問題原本的對象已經改變了，「引擎是什麼」這個問題，並不是我們回答「引擎對人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的前提。當我們問起引擎對人的意義時，我們不是談論引擎在字典上的意義，或是引擎一詞在語言中如何被正確地使用，或是社會中的人如何共同地確認某些「事物」是引擎。

我們談論的是引擎產生的世界改變，諸如生產力的提升、交通的快捷，而與之相應的整個世界觀的激烈改變，究竟有何意義？而對於這個問題，甚至對於「引擎」界定不同於字典、不同於大眾，都仍然可以，甚至可能更適當地回應這個問題。

而這是一個幾乎無限延伸、沒完沒了的題目，因為「生產力」、「交通」等等事物，也同於引擎，一旦我們問到這件事的意義時，這些事物作為對象本身的界定的重要性，其實都不是來自於事物本身的構造、定義，而是來自於因緣交織的世界整體對於人，也就是此在（Dasein）是什麼。而其中，甚至作為一種在手的事物「引擎」在這種討論中，根本可以不被當成一個「東西」來看，引擎這個概念、引擎這種東西究竟有沒有意義上的同一性的問題，也並不那麼重要。

在沈澱在事物之下的意義問題來說，雖然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存在於世界整體的因緣中，而世界整體的因緣會一定程度使得我們看待「在手」的事物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穩定性，但這種穩定性並不值得我們過於深談，對於「引擎本身」來說，知道那是讓我跨下的機車行動的機關，也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引擎、動力、機械在世界的因緣之中站在什麼樣的位置，而這種問題的意義，則必須回到這樣的世界對人到底意謂什麼的問題，也就是，回到存在問題本身。

雖然這裡只討論「引擎」這種事物，然而社會的制度、法律、國家、公民權等等，都同樣不見得會有「本身」的一體性，而只有在因緣中的位置，而仍然必須回到存在問題本身，才能提出重要的問題。

上手與在手

「上手(Zuhandenheit; ready-to-hand)」和「在手(Vorhandenheit;present-at-hand)」這一組區分是進入Heidegger的討論最方便的出發點，「上手/在手」可以對應到「存在(Sein)/存在者(Seinende)」，對應到「存有論(Ontologisch)/生存論(Ontisch)」，甚至「怖(Angst)/畏(Furcht)」都能還原到上手/在手這組區分。

而「上手/在手」只需要非常簡單的經驗就可以大致說明，海德格使用的例子是：熟練的木匠使用鐵鎚時，鐵鎚對他來說幾乎是身體的一部分。這時鐵鎚不是一件「東西」，而是在木匠的製作過程中的一環。

類似的經驗對當代人來說可以是打字的經驗，或是玩動作遊戲順暢而出神時不會注意到鍵盤和滑鼠，或是開車時的「人車一體」之感中，或像是通常不會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注意起來反而彆扭)，通常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睡著的(一直想著如何睡著反而睡不著)。而這種各個事物在人類的活動中變得「透明」的狀態，就「類似於(但並不是等於，不過之後的行文會幾乎當成等於用)」上手狀態。

而在手狀態，以木匠拿鐵鎚的例子來說，就是木匠忽然發現手上的鐵鎚，鐵鎚在這一刻就不再是木匠工作的一部分，而是「在手上的」一件獨立的「東西」。

在手狀態可能是由於上手狀態中出了問題，像是敲打之中鐵鎚不順手，迫使木匠必須注意到「這把」不順手的鐵鎚；不過在手狀態也不一定是在出問題的時候，如在「好奇」的視線下，這裡原本的活動沒有什麼問題，但也會將世界當成許多「東西」的集合，並想要看些其他「東西」，在這時也是「在手狀態」。這種關係也不必然要是「外物」，呼吸不順時注意到呼吸「這件事」，或是睡不著時把睡著「當成目標」，也都是在手狀態。科學的研究基本上全部是在手狀態的認識，將各種事物以科學的視野當成一個一個對象、客題、研究領域。

其實不只是科學，最初形上學討論「XX是什麼」、「有沒有XX」時，就已經是一種在手狀態的討論了，甚至是神學的討論談的上帝存在與否，也是在手狀態的認知。所有知識似乎都是在手狀態下的觀察、研究、追問下得到的，而科學的發展不也支持了在手狀態的認識模式的成果嗎？那，幹嘛去談「上手狀態」？重要性在那裡？有什麼意義？

正好是「重要性在那裡？」、「有什麼意義？」這樣的問題，是將上手狀態拉出來討論的切入點。舉例來說，一開始蘋果只是撿起來，或拔下來啃的活動中的一環，蘋果被整合到活動中，而這使得「在手」狀態的蘋果得到了初始的規定(吃的東西、樹上長的東西、甜的東西等等)。雖然上手狀態的關係不可能全然決定作為在手狀態的認識，但在手狀態的認識也仍然是源於上手狀態的，如果不在上手狀態的活動中具有基礎，我們在在手狀態上命名的諸多事物，也就不會如是地被討論，被談論的事情，一定是在上手狀態中處於特定的環節，才能被「在手地」討論。

雖然這樣說很武斷，並且具有誤導性，但還是先這樣說：「上手狀態是在手狀態的基礎」，上手狀態讓在手狀態的種種考察具有重要性。放在現代科學來說，雖然是誤導的，但「科技始終來自人性」這句話，其中把「人性」改成「上手狀態」，或說「此在(Dasein)」，大致上是接近上手狀態與在手狀態的關係，以及此在與科學的關係。更進一步說，如果釐清了上手狀態最源初的存在模式，那也就釐清了所有在手狀態的研究最終「所為何來」。因此就能夠確保科學的發展，乃至於人類所有活動的「意義何在」。

雖然上面這一段怎麼說都是武斷而誤導的，但這種誇張的說法是為了顯示出Heidegger關懷以及野心並不是單純的個人的思維興趣或是修身之道，而是想要處理一個重要而切身的問題。

而最源初的上手狀態就是「存在」，所有的上手狀態都多少能被轉成在手狀態討論，像是我痛著、我快樂者、我睡著、我醒者、我呼吸著、我思考著等等類上手的狀態，我們多少能夠經由反思、沉思或是科學研究，在其中將痛苦、快樂、睡眠、清醒、呼吸、思考等等當成一個一個事物劃分出來，或是像我渴著除了能在在手的視角下對應到「口渴」這一回事，還能對應到「水」、「飲料」乃至於生物化學上的功能，而這些也是在手狀態的劃分。但最廣泛的，乃至於在在手狀態的眼光中有時甚至理所當然因而幾乎是廢話的，就是「存在」。「我存在」是最廣泛，而也是與我們最接近的狀態，而和其他狀態不同。在能被在手地對待的事物中，都能夠一定程度將我們的體驗「劃分出來」，痛苦會過去，睡著後會醒，可以暫時停止呼吸，眼前的東西可以被丟棄，我們能夠體驗痛/不痛、睡/醒、看到/沒看到等等，但如果將死亡，或說將我的不在當成類似痛苦、睡眠這種事件或狀態來說明的話，我是不可能經驗我的「不在」的，可是我們又確實「在著」，這種不對稱顯示出「存在」是最源始的上手狀態，也因此成為處理人類所有活動的「意義何在」的初步切入點。

不過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其實上手狀態不是問題，大家很自然地就能夠做一切「有意義的」事，但可能不符合我們的生命經驗，我們總會有時覺得「這一切到底是在幹嘛？」另一方面，Heidegger認為，在手狀態過度發展的當代學術，會使得人在一件一件在手事物中「遺忘了存在」，以致於連「這一切到底是在幹嘛」這種問題也提不出來了。當代人對於「我們是否比以前的人活的更好」這種問題，往往只能由種種的「東西」來說明，像是電視、電腦，或是技術上的進步、死亡率等等來說明我們的確活得更好，而確實其他懷古的、乃至於陳腐的說法也與之相比也沒有說服力，什麼「過去活得更好、充滿意義」等等說法也沒能說什麼。實際上現在也可能的確「活得更好」，只是卻已經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了，「活的是否更好」在現在可能無法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根本沒啥可說了。能說的就只有因果關係、控制、調節、政策目標等等…

但如何考察上手狀態，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所有在Heidegger之前的哲學、科學，乃至於神學的討論，以及我們建立起來談論「事物」的語彙，全部都是因應在手狀態的，這個問題在《存在與時間》中沒有清楚地被意識到，在《存在與時間》時，他的因應之道是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於既往所有討論方式的語彙(因此術語極多，並且和原先的字義都不同，結果就是難以掌握)，而希望在用這套語彙擺脫所有傳統哲學的負擔後能夠說明上手狀態。

但後期的作品中，Heidegger開始思考語言，並認為語言本身是遮蔽上手狀態。每一句話說出來之後就變成「在手」的(在這裡可以改成「眼前」來說明)，變成「眼前的」東西了，就變成「人人」所掌握的「語義」了，而對於這些說明的回應，也就變成一種對於眼前的事物的回應，變成無盡的語義澄清，如此一來，使用語言討論本身就是高度誤導的，從而他的野心最後是失敗的。(這可能和他在政治上的錯誤也有關聯)最後只能朝向某種「詩性」的語言。(這對法國思想，像是Derrida應當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但繼續在這裡繞還能繞出什麼呢?)

這段東西再怎麼說都只是閒談(Gerede)，不過我想有機會還會繼續說一些東西，或是回頭修正從這篇開始已經/將會出現的許多錯誤。

關於危機的思考

我們基本上活在危機中，這不管在公或私領域都一樣。個人的事業危機、生涯危機、感情危機，和廣泛的（而在當代成為「公共的」）經濟危機，乃至於國家滅亡的危機，在抽去了特定的認同、價值排序等等常人所活在其中的背景後，這些危機的基本構造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當一個狀態是危機時，我們必須回應，必須「做些什麼」，而相應的，危機就成為必須被盤算的事物。另一方面，當我們盤算因應危機、避免危機而「做些什麼」時，我們就放棄了「做些其他事」的可能性，乃至放棄了計畫其他事的可能性，而也正因為這種放棄的可能性的強弱，危機才能有重要性，而才能是危機（而不只是「瑣事」）。

先不討論什麼事情會被常人認為是危機，先不討論什麼為什麼某些可能性被認為是可以，甚至應當放棄的，我們至少可以先確定，當我們感受到危機時，什麼被顯現為危機是已經被確定下來的，從最急切的生理需求到預期到的各種傷害、或甚至只是一種無以名之但必須做些什麼的壓力，危機只是顯現出來，而在這裡硬要說有一個「我」在進行「判斷」何為危機的職能，很可能是多餘的，甚至是誤導性的。

當有危機時，我們並不是忽然發現、發明出危機來，而是已經處於危機之中。我們處於某種背景之中，而這種背景將某些事物作為危機顯現出來，所以可以說危機是一種「既有」的事物，甚至危機經常有一種「保守」的特性，避免當下的世界有劇烈的變動，避免「失去」一些事物，這在個人層次可能是資源、社會支持、健康、乃至於生命，而這些都同樣是作為「既有」的事物被認識的；而在更廣的層面上，則是特定的共同生活方式將會瓦解，而這也是作為既有事物被認的。

然而危機要求我們回應的，推動我們對之盤算的，則是對可能性，對於未來的盤算。我們只能以犧牲其他對未來的盤算來回應，而甚且，我們對於可犧牲的事物的理解更有既有的基礎，而相對之下，危機所要求的未來，則是不清楚的，結果就是，我們必須放棄更切身的，現下的行動，而投入對未來的盤算之中。

被放棄的事物的顯現總比需因應的事物的顯現來得清楚，這種不對稱性使得危機雖然常常以自身被顯現的未來，但更清楚的是被以被放棄的事物來衡量，未來總是模糊的，但現在可放棄的事物是相對清楚的。

那何者為危機是如何被確定下來的？在這裡如果不去預設一種進行判斷職能的意識或者意志，將危機視為顯現出來的事物（而「我」也只是附隨在各種顯象中的顯象而已），危機的確定來源就只是我們所處的背景（這可以從生物學上以及社會學上加以補充說明，但這些說明並不直接處理我們的所處的背景，也就是世界的顯現），我們向世界中的某些對象開放（這些對象中當然包括「他人」），讓這些對象向我們顯現出事物來，而在互相顯現的關係中，某種「共同」的世界也就確定下來。

而危機在事物的顯現中確定下來，並且特別在相互顯現的關係中顯現出一種「公共」的，或至少是「共同」的性質，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危機」，也經常是被共同的世界所給定的，像是必須在某個年紀之前得到某種證照、某些資產、經營某種關係、具備某程度的生產力等等，這些至少是被「給定」的。而就算是掩蔽了某些危機，或不將某些事物視為危機，其他危機也就會出現，像是不具備特定的社會地位，和某些人的對話就經常面對敵意、以及某些一直被滿足的需要的喪失等等。危機之間的關係，或說因緣結成一張大網，某些地方掩蔽其他就會顯現，而在共同世界之中是少有漏網之魚的。

危機要求的是犧牲。如果還是以「自我」的角度說明，危機所要求的就會是「以控制自我的方式控制自然」，而由於他者和我相互地顯現中有共同的性質，控制自我的方式控制自然也就能再操作成「以控制人的方式控制自然」。

「公共危機」一般來說可能是許多個人危機相互顯現的結果（像是景氣低迷以影響到了許多個人的資源），而因為這種相互顯現而「不只是一個人的」（雖然嚴格說，「個人」的危機從來也不是一個人的，而是被給定的）。但另一種則是共同世界本身的危機，某種世界顯現的方式面臨瓦解（這當然，在某些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靜悄悄地，或者非常劇烈地發生），但世界觀的瓦解中，評估危機變得異常的困難，因為給定危機的世界本身也失去基礎，相應的就是可犧牲的事物也模糊起來，甚至很大的可能性是，當世界觀本身出現問題時，世界觀不再是理所當然的，而成為一個「對象」時，世界觀本身也被拆解為許多「可犧牲」的部分，一切都可以犧牲以因應不可知的未來。

極端的犧牲形式就是死亡，為了因應某種可能性而終止「所有的」可能性，在公共領域上，這種犧牲制度上成了「生殺大權」，而特別顯現在戰爭上，這和單純地殺掉某些人並不一樣，雖然或許會用「正當性」或「合法性」這類的術語表示這和單純地殺戮的差異，但回歸到這種制度的顯現來說，這是在呼喚我們以自己的生命來衡量某些事物是否具有重要性，而可能是在一個共同的世界瓦解時，會急切地出現的（對決斷的）呼喚。

但不管是個人的、公共的，日常事務的乃至於升高到以生命界定的危機，都仍然是被給定的，我們不可能對某些危機視而不見，但我們也常常為許多犧牲所苦（或至少說是煩），而很多時候很明確地可以知道一些「危機」是很偶然的（像是臺灣人常常會將生活水平降低當成是重大的危機，但我們幻想中的恐怖情況對於那些「非洲人」來說可能根本只是正常的生活，而他們的危機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就算知道那是偶然的，我們逃不出這些偶然性，就算否認某些危機也會在因緣中陷入其他的危機，要求其他的犧牲。而最終，人目前再怎麼說都會死（而且通常非常痛苦），為終將陷入空無的存在「做些什麼」的需要（術語上叫做"Angst"）幾乎是個無底洞，這些動能在公共生活中是高度危險的，而且幾乎肯定不能讓人解脫，而只會要求更多的沒來由的犧牲，用更多的痛苦來因應痛苦。

由於受限於我們所處的世界，我們難以脫離某種偶然的視角，而這種視角動員著我們，界定什麼是危機，並要求我們對之犧牲。我們必須思考「我」、「你」、「他」，或說「人」或說「存在」真正的解脫或是幸福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這並不是一個what的問題，像是「什麼是善」，而是一個how的問題，「如何過解脫的生活」），而不只是從「一般人」的幸福出發，才有辦法避免落入各種危機的動員之中。這並不只有個人幸福的意義，甚至有政治上的意義，當我們誤認危機，將自己投身入某種政治動員的過程中時，這種迷失產生的結果絕對不是個人活不出解脫的人生而已。

但這種從各種常人之見、認同、以及政治動員中解脫的思路又充滿危險，很容易以偏見忽視了各種政治認同的經驗，我們所嘲笑的政治認同，或許表面上說出的話是錯誤的，實際上產生的影響是惡劣的，但這種認同的「經驗」本身必須被理解，甚至就個人來說，這種經驗必定比旁觀者的冷眼來得更接近人生意義的顯現。因此我們需要的是經由重組這些經驗的表述，而回到這種認同經驗的本身，並在其中找到這種經驗接近真理的所在，並且，或許可以假定，對於這種真理經驗的扭曲，是危機的終局來源，而現代的法權體制基本上根植於這種「一般人」的危機，從而成為一種扭曲的、製造不必要危機並要求人為之犧牲的體制的重要環節。

沙漏之眼

最近發現自己很難對具體的人產生同情心，因為每一個具體的痛苦都是更大的痛苦的例示，比慘是比不完的，而幾乎每一個人，就算是有相當心靈訓練的（不管是宗教或是其他）的，也不可能克服大半的痛苦－那些偉大的精神領袖、被景仰的「上人」，雖然確實他們在某些精神訓練上得到常人無法想像的成就，但沒有相應的社會支持，以及生理上的特質，整個來說就是「運氣」，他們也絕對會碰上無法克服的痛苦－每個人的身上都背負者痛苦和死亡的陰影。

通俗小說龍槍系列中，帕薩里安給了雷斯林一對沙漏般的眼睛，讓他看到的一切都不斷地凋亡，據說，帕薩里安是為了給雷斯林「同情心」－這真是何等愚蠢啊。雷斯林最後為了追求不朽而投向了黑暗，並給了帕薩里安最殘酷的死法，除了恨之外，帕薩里安沒能多教給雷斯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