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種法律用語的可代換性

在法學與法律條文中充滿了各種專有詞，而在法律與法學上，我們不太能夠「換句話說」，當我們把毀謗說成是誹謗時（還是反過來？總之其實沒那麼重要），自然會受到指正，但我們還是能夠知道說話的人指的是什麼，而且說實在的，並不會產生什麼誤會。

這代表我們的法律用語中，有許多是可以代換掉的，而且這種代換並不會影響法律論證，更不會影響實務上的操作。假設某天我們把所有中華民國法律中的「契約」都改成中國法的用語「合同」（當然，其他可能誤會的用語也相應的釐清，像是協同行為），法律的運作大概是不會有什麼改變。這種詞幾乎是完全可以代換的。特別是法律中有很明確的定義的詞，改變並不會產生什麼大問題。

但當然，有些術語會有特定的意義，因此說錯時有些意義會偏誤。像是法學上最常說嘴的「過失致人於死」不能說成是「過失殺人」，因為「殺」的意義上好像就有「故意」，所以嚴格來說是奇怪的表述。不過，就算我們把所有法學上談過失致人於死，轉換成過失殺人，我想理論與實務上的運作還是不會有什麼改變，其實這多少也是為什麼過失致人於死常常錯講成過失殺人的背景，因為觀念上的差異實在不多。不過當然，在用詞上講究一點總是好的。

更進一步的，有些詞的改變會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意義，因此成為特定的意識型態訴求改變的地方。例如「強制性交」和「強姦」之間的差異，其實如果在法律上有定義的話，似乎在法律操作上不會有改變。但「姦」這個字的文化意涵，就和強制性交不一樣。（附帶一提，用中國的簡字的話，用「奸」這個字，又有些不同了）例如姦「感覺上」女性為強制性交的受害者，就算刑法中有確定的定義也一樣。

當然，有些詞就是幾乎不可能代換的了，例如「夫」「妻」的代換，很難不產生有些實踐上的重大轉變，這兩個詞很難用來規範同性婚姻。也因此法律上改變用語，也就必然改變現狀，相同的，想要改變現狀很難不改變這類用語。

而可以想一下的是，如果把中華民國法律中所有的「中華民國」改變成臺灣這個詞，法律實踐上會有什麼改變呢？好像改變成「空島」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差別。整組「兩岸」的相關規範，操作上還是不會有什麼改變。不會影響對於政治體制、基本權利這類和政治哲學上高度相關的問題，也不會影響性別理論之類的社會議題。

基本上這類詞是意識型態上的差別，而且還是特別不涉及個人權利的意識型態的差別。不能代換只是個特別空洞的意識型態所致，而更好笑的是，重點還不是這（幾）個島上島民的意識型態，而是中國的信仰所致。

雖然詞語的使用總會涉及某些意識型態，但其實還是有差的。現實上使用臺灣一詞指涉特定的社會與政治社群，最實在的好處就是「清楚方便」，而其實，最清楚方便的往往在科學上就是最合理的。這其中無甚高論，而使用不清楚不方便的用詞，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至少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和在共黨統治下的捷克，要開店就一定要貼一個「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雖然沒人知道，也沒人管那是拿來幹嘛的一樣。

「崇高（科科）」的信仰，就是靠讓人接受許多小小的不方便而建立起來的，而不管再怎麼說詞語都有什麼意識型態之類的，其實總是有相對方便合理的詞，不用其實簡單的說，就是「蠢」。強迫人做蠢事，往往可以是強迫人做壞事的前奏。

而這個島上的島民，在法律上其實就是一直被強迫做這種小小的「蠢事」，蠢久了自然會有人覺得這是崇高的信仰了。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我記得，已故的哈維爾談過一件有意思的事。共黨統治之下的捷克，在商店旁必須要貼「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海報，而每個人都習以為常地貼上去，因為不貼會出問題，但沒人知道，也沒人關心這個海報上寫的「世界勞動者團結」是什麼。大家也明白地知道，現在這個政府做的事和這個海報沒啥關聯，但海報就是一定要貼，不然生意就做不成。

米蘭．昆德拉對哈維爾的評價是「老實人哈維爾」。哈維爾對於無法忍受無意義的事情，只能直說，雖然他做的不過是把大家都知道的事說出來而已，但卻動搖了當權者的統治基礎。集權政體的一個特徵在於強逼人們「相信」某個不真實的事物，有些人也真的能經由覆誦各種名詞，而相信了。但終究信念是無法強迫的，因此也就需要種種的力量來誘使，或逼使人裝出相信的樣子。

這種東西現在離我們並不是那麼遠，而放到世界層次，一定程度上霸權國家就在玩這種把戲，不過在二、三十年前是「自由世界」與共黨的對抗，或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而小國就算明知這一切都是胡說，也必須裝出支持的樣子－甚至在各國國內也養出一群這樣的人。

而就我來說，「九二共識」基本上就是這種東西。就內容上來說完全是鬼扯，全中國和全臺灣的人，認真看根本沒有人相信。但就像不貼「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海報，不可能在共黨執政的捷克做生意一樣，沒有高呼「支持九二共識」，天朝也不會給你好臉色看。就算每個人都知道這不存在，但為了確認我們的順服，展示統治者的權威，必須以威脅利誘維持這個沒人相信的東西－而有趣的是，反覆唸久了，就會有一群人似乎相信了－但他們根本說不清楚他們信的是什麼。

這只是小事，不過只是大家把明知不存在的事物，假裝當成真的，不過當大家一個一個接受、相信了奇怪的事物，終究會侵蝕人的現實感，而政治上失去現實感，是有非常現實的後果的。忽視實際上的差異，忽視這個島的資源基礎，忽視經濟成長的假象。而當原本寄望的泡泡破掉之後，大概人們會忘了為何走到這般田地，而開始找替罪羊。

雖然，一開始裝作不存在的事物存在，也是「現實主義」的考量。

「好心的」建議

選舉過後，自然有一堆人出來想指導敗選的民進黨如何振作－反正我們選民是老大，當然依照我們想的就對了，科科。

固然檢討反省總是會做的。不過我會覺得，現在的狀況和一堆人努力檢視一個遊民，從他的打扮、行止、談吐以及「態度」，而給他一堆「振作」的建議一樣。基本上遊民會是遊民，通常就代表這個人在現行的社會結構中不太有機會，他需要的是資源，而不是「建議」－雖然任誰都知道，仔細檢視這個人一定會有一堆問題，一定可以找出一堆地方可改。

不過當然啦，一個政黨，而且還不是像綠黨這種幾乎和不存在沒啥差別的小黨，要拿他和遊民比是不對的。不過情況還是有類似之處，今天這個黨在這個環境下就是怎麼樣都不可能得到多數，談自己的觀感以為能夠改變啥，和拿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要求遊民一樣，肯定自己的比率大於真的要幫忙的比率，出主意總是愉快的，科科。

相對的，一個超級有錢人問題可能很多，但我們不太需要給他建議，給建議往往是自取其辱而已。

總之，去在外面談一個黨怎麼改革，通常是沒啥意義的事（而相應的，通常是TVBS之類的媒體，特別會關心民進黨黨內的運作問題，科科）。而在一個狀況就是這樣的地方，去關注一個不可能執政的黨，不如關注那個一定會執政的黨在搞什麼名堂。

而就實際的政治行動上，政黨輪替是沒救了，所以還是想些比較具體的事吧。像是怎麼說服馬政府全力發展養耕共生技術之類的（科科，我是夢想家）讓人民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自主生活，逃離將來的危難才是。

因果關係的錯覺

選舉的結果其實和我半年前的猜測根本沒差，馬英九本來就是躺著選就會上，而立委大致上也仍然是壓倒性的勝利。基本上選舉中的許多事件大體上都可以設想成沒有影響或是相互抵消（基本上沒有影響）。

不要想說蘇貞昌出來會有什麼影響，也不要想說宇昌案有多少影響；馬英九更是幹什麼都沒有影響。我覺得這種態度是比較合理的。

這幾個月來八卦版上莫明其妙的樂觀，我覺得是基於某種人類思考模式的盲點。人類是尋找模式的生物，因此看到任何事件都會猜想會有影響，而由於很多爭議中，八卦版民都能提出算是有點道理的反對論點，結果就是會覺得所有事件中，都是我方有道理，因此看起來很樂觀。而老宋更是不用講了，他話說得再漂亮，結果就一定是一顆西瓜。

但問題在於，這些事件本來就不會有什麼影響。真有影響也不過是讓某些支持者有話講而已。你在這個事件中去爭執處理的好不好，大致上是無意義的。而當經濟狀況已沒有像最慘時那麼糟，結果就會是如此。

接下來會看到的大概是名嘴們開始抓著一些個別事件開始做沒啥意義的歸因，然後這些無意義的歸因就變成一些支持者用來酸人或是說嘴的材料。而有些事件，就會變成鬥爭的口號。

所謂操盤這種事情，以及選舉中的諸多事件，實際上都讓人們的注意力分散到無數無意義的預測中，關鍵還是在於政黨的基本取向，而在臺灣，就是掠奪式的發展主義（國民黨），加上比較溫和，但還是掠奪式的發展主義＋國族認同（民進黨）。這個局在這二十幾年來說真的沒有一刻變過。而當國族認同愈來愈不重要時，掠奪式的發展主義就變成唯一的共識－而繼續下去的動力就是中國的經濟泡泡。而雖然平時大家會罵，但選舉時大老闆的發言權會無限的放大－因為這些人實實在在地代表臺灣精神－雖然噁心，但臺灣就是如此。

而實際上的操盤，影響力非常的小，差到80萬票這種基本狀況，不可能是任何操作能操作得起來的。去計較這些東西，往往只是用來掩飾自己心中的發展主義傾向，掩飾自己就是不要環保，就是不想管其他人死活，就是自己的土地會漲，或是東西能多賣幾個而已。而麻煩的是，理由愈說愈多，就會欺騙自己，以致於成為一種平時罵大老板，實際政治上完全站在資方的精神分裂狀態。

但可悲的是，偽君子變成真小人，承認自己就是想要撿中國和大老闆的油水，不管遊民死活和糧食安全等等的人，改變的可能甚至更小。真小人現實上往往比偽君子更糟。

聽天由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QqDS9wGsxQ
Who Killed Economic Growth?
Richard Heinberg主講的短片

基本上Richard Heinberg關心的主要是許多資源都達到了鋒值之後，人類社會該怎麼辦的問題。當然，對於許多人來說，這種問題大概會是：

1.還早，所以是危言聳聽。
2.反正沒救了，所以不要理他。
3.科學家會拯救世界，所以不干我事。

然後就回到從1950年來以來，超過半世紀以前的發展思路。別唬人，多一些全球思維之類的漂亮術語或是願景，並沒有改變經濟成長以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邏輯。

然後等到美國或是歐洲樂觀了半世紀之後，漸漸出現問題；這時就換中國樂觀到不行，開始幻想強大的國力與偉大的國際地位，還有一堆莫名其妙的工程狂想。而臺灣的狀況就是，為了維持原來的發展思路，靠著中國繼續下去。

在這個狀況之下，臺灣的命運基本上不取決於自己，而取決於中國這個大泡泡能撐多久。但問題是，如果中國出問題，臺灣如果要保障自己不一起被拖下水慘死的話，需要很多準備。關於一些準備，彭明輝這類的「憤中（憤怒中年人）」一直在叫的也就是這類事情。但問題在於，這些準備要能夠建立的前提，是臺灣的政策與經濟自主－而這在現在的社會狀況是不可能的。

說穿了，除去國族認同的話，臺灣的共識大致上就是為了發展吃屎也可（加國族大概民進黨有四成強，去掉國族因素大概是1:9 之類），這樣看來，國民黨沒有環保、社運、工運之類的「包袱」；而民進黨由於多少有這種包袱，因此反而有原罪，雖然說真的民進黨的基調也是發展主義，但該黨的背景使得他必須有比較多的折衷。而若民進黨要走和國民黨一模一樣的路線，也沒有理由能贏。

口號上的運動以及改革，大家都會喊，真要做下去，支持度大概會和廢死差不多。簡單的說，除去國族因素的八卦版鄉民，恐怕大多會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但因此就像憤中彭明輝一樣說兩黨都沒救之類的話，也是沒辦法的。最樂觀的情形是讓一個比較可能折衷的政黨，一個比較能夠抵抗類WTO 架構的政黨（雖然可能是政治性因素的附隨效果）主導，看看能不能一點一點地產生一些偶然的，在制度上確立的既成事實。而不是像農再條例之類的把問題愈弄愈大的既成事實。

但連一點點的折衷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把國族因素加進來，民進黨幾乎沒有真正贏過，真正贏的是被稱為「不公平的選舉」，並且是非常非常財團取向的陳水扁（當然，連宋還是更極端）。這就是臺灣人民教給我們的事情。而也不要以為青年失業會產生很多反發展主義者，只要中國的發展帶來的希望在，青年會是支持發展主義的。

結果就是，這個島沒有任何辦法抵抗將來的任何災難，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自主可言，而或許網路社群的力量以及部分的知識分子能夠抵抗一下隨著經濟壓力而來的政治禁忌，但大概也只會步步敗退。

所以啦，我在投票前一天才發文幻想一種個人能自足的農業，雖然說真的也不太可能，但至少如果做到的話，出了狀況不會馬上餓死，而無法融入未來愈來愈奇怪的禁忌，也有個地方可能逃。或許，如果大家都有這樣一個地方，會理解到生活不一定要走發展主義式的邏輯以及出人頭地的勵志幻想。

雖說這不過是鴕鳥心態罷了。

對未來的想像

Neal Stephenson在他的小說《鑽石年代(The Diamond Age)》中，對未來世界做了非常樂觀的想像。在該世界中，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大致上都是沒有問題的，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的豐裕。雖然作者還是將這個世界描寫成犯罪叢生，充滿陰謀，而他對於中國的想像就我看來只能以完全的莫名其妙來形容，但他的世界設定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可能有助於規劃人類未來的生活方式－雖然絕對不是依靠強大到莫名其妙的技術。

在《鑽石年代》中，人類對於奈米技術的掌握極為強大，甚至強大到能直接合成物質的程度。每一個家戶中都有一臺轉換物質的機器，能夠直接合成食物、日用品（而能量的來源極為充裕）；而富裕與貧窮的分別在於每臺日能夠合成的「流量上限」，以及合成的速度。因此，富裕的人能夠合成非常精緻的創造物，而窮人則只能合成基本的用品。但總個來看，這個世界極為豐裕，只要任何人有一臺這樣的機器，躲在社會的角落獨自生活也不虞匱乏（但由於世界出奇的浮華，不去賺點數是沒辦法在社會立足的。

一般來說，社會中的，特別是工業化社會中的分工，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須在市場上換到，因此，如果無法進入勞動市場，或無法在勞動市場中賺到夠多的錢，就會陷入貧窮，成為龍山寺附近被撒水的遊民。這種狀況當然在馬派中有充分的理論說明，異化或是沒有生產工具等等（當然，馬克思的基本分析單位是階級，因此，個人沒有生產工具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而必須以階級為基本單位的現實上重要性之一，在於科技要有效率的發揮生產力，必須大規模的、集中的生產；因為生產力必須如此才能發揮，所以也就必須要「集中管理」。而集中管理的同時又必須能夠符合個人的需要，因此就要有一種共同的「階級」作為整合人類的方式。至於現實上如何集中管理而沒有弊端，則是一個謎，只能訴諸人性隨著生產關係的改變而轉變之類的願景。

但一種可能的願景在於，科技的進步讓人能夠「分散生產」，例如每個人都能夠有能力在自己家中生產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自己能夠決定生產多少，並且自己能夠減少浪費－隨著科技及社會組織的進步，分散生產可能變得可行，這會使得許多問題不再是問題。任何人都有辦法生產他自己的生活必需品的話，他至少有一個免於壓迫的避風港－他自己的生產力。而如此一來，很多工作他真的可以「不爽不要做」。

這種生產架構，雖然生產的速度不會那麼快速，而也一定比大規模生產來得無效率（就單位勞力的投入來說），但可以確保生產力大體上不會浪費掉。而也不容易產生競逐大規模生產，在環境上出現的「公有地的悲劇」。如果每個人都自己有其生產工具，並面對工具與環境上的限制，大規模地把污染或是過度利用轉嫁到他人身上也比較不容易。

某程度上，這可能是許多綠色政黨（當然不是藍綠的脈絡）之所以往往有反對集中管理以及「草根性」的傾向的理由。不然單就環保的政策目標，有時集權，或說「綠色法西斯」之類的，在現在的集中生產邏輯下，很可能能夠比較有效地達成特定的環保目標。當然，另外也有某些人對於過往密集的社群生活有所眷戀，因此訴求某種「社區共享」－雖然這種緊密的生活其實總是有其壓迫的一面，這件事我直接去看成長在大家族的長輩們的生活就很清楚了。不過，從大規模生產轉向個別生產的過程中，社區生產可能是必要的過程就是。

假設每個人所住的地方都有一組小型的農業生產系統，例如養耕共生的室內或是都市農場，其運作的能源能以個別的太陽能發電支應，而由於對農技的理解以及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每個人都能不太費力地在自己家種植並收成自己喜歡的作物，並且足以維持營養並留下許多閒暇時間和精力從事其他活動。整個系統的維護大部分能夠自力完成，甚至也一定程度能夠因應個人需求修改系統。其實這至少在食物層面上，有點接近《鑽石年代》中想像的未來了，而如果其他的層面也能一點一點地做到科技個人化，那這種未來會相當美好，而如果這一切能在環境影響上達到可永續的要求，那這種未來不只會相當美好，還是能持續的。

現在的科技顯然沒有這種程度，但某些都市農業的發展效率漸漸開始提升到之前無法想像的水準，或許是不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