馴服法律之惡的幾種理論模式

法律此一制度本然是危險，甚至邪惡的。由於在運作上，重要的不是合理性與正確性，而是「有權解釋」，最終，法律制度的運作，是授權的連結，而法律的拘束力或說權威，在概念上最終來自於神秘的、準宗教的基礎，而這在現實的層面上上，則往往就是由暴力加以支撐。這產生一個宗教狂熱但又空洞的神秘權威，加上赤裸裸的暴力，而壓倒所有實質的倫理關懷、具體的生活形式。當代的集權、威權主義都因為現代法律而可能。

但在現代法律的發展的同時，也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理論模式，發揮了控制法律的邪惡的功能。社團理論的模式將法律認知為社會既有秩序的表達，並進一步形式表達與秩序之間的辯證關係，這使得法律的神秘權威有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在整理表達人民的秩序時，一種內在相互參照的體系性解釋方法，也被發展出來，這是限制神秘權威的另一種策略。

廣義的自然法式的策略，則是以道德(不管是亞里斯多德式的，或是康德式的，或乃至於歷史哲學性格的)論證限制法律的神秘權威。而這種策略的共通點在於普遍性以及以理論指導社會的傾向。

當然，這些理論模式也並不是互斥的，學者能夠發揮他們的創造力，整合許多不同層面的考量。

當代的法律之所以通常還是實質的、合理的(或許吧…)，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是許多不同的理論努力，人民內化了這些不同的理論層面，而使得一種自發的秩序有其可能，並限制了法律神秘權威的邪惡。不過，那種對法律神秘權威的宗教狂熱，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是可以從那些以「憲法」為由，對抗人民的訴求中看到。

這個世界上沒有特定的理論模式能夠終局地消除法律的邪惡，但新的語彙提供自由主義者新的資源，擴張人的想像力，而或許能漸漸地馴服法律之惡，並使之成為開創未來的一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