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納以「大德意志」的內在問題為核心，描繪自俾斯麥到希特勒的德國歷史。
大德意志的問題是，由於德國在地理上被歐洲的列強包圍，當德國的國力能夠壓倒周邊的任一強權時，所有列強為了自保將會聯合起來對抗德國，因此，大德意志的廣土眾民，以及大德意志背後的民族主義力量，會產生一個被敵人所包圍的世界，而最終德國會被這個世界所瓦解。
俾斯麥主導的普魯士一開始並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與大德意志國的理想並不熱衷。他和各邦國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聯手起初是為了平衡普奧之間的實力的策略考量。但偶然的情勢，加上民族主義的力量帶出了超出原本俾斯麥構想的發展。與巴伐利亞王國統合的德國或許已經太大了，而普法戰爭後取得亞爾薩斯與洛林，則使得法國成為死敵。
俾斯麥的生涯後期，就是面對這個不利的情勢，盡可能地避免德國被包圍的情勢發生，但在外交操作上，最後還是建立普奧同盟後，使得俄法同盟不可避免。
在威廉二世的德國，是經濟文化發展快速的黃金時代。但大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傾向已經不受限制了，這產生了愈來愈不現實的，為了小利與國威而破壞邦誼的外交政策。這使得英國最終成為敵人，並使得軍事上的計劃和外交上的計畫雙雙失敗，結果就是一戰自始德國就處於雙面作戰的不利局勢。
雖然在1914年11月時，參謀本部就認為不可能獲勝，但在1917年時國會還在進行「戰爭目標辯論」，這顯示了資產與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迷思下，完全無法了解大多的前線士兵，以及開始受到英國封堵的影響的底層勞工面對的現實。
這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當德國因為偶發的士兵叛變、罷工與軍隊整體的士氣低落而走向投降時，中產階級並沒有「體會」德國戰敗現實上的不得不然，而這產生了各種陰謀論發展的沃土，如猶太背刺論，這些都為之後的納粹埋下了種子。
雖然一戰德國戰敗，但戰後的地緣政治局勢上，德國反而更為有利。這是由於奧匈帝國的瓦解以及蘇聯一時之間無力對外發展，因此東歐與南歐的小國就成為德國潛在的腹地。因此，凡爾賽條約中法國堅持的苛刻立場，背後有實際的現實考量，由於如果不能用一切手段阻止德國的發展，缺乏腹地而也同樣元氣大傷的法國會立即被德國壓倒。
威瑪政府在面對難以支付的賠款及戰後破敗的社會經濟狀況下，兩度刻意以破壞社會民生為代價，換取外交上的成果。第一次是在法國佔領魯爾區時，刻意產生的惡性通膨，這爭取到了羅加諾公約的簽訂與較佳的還款條件，但在這個劇烈變化的過程中使得中產階級的資產消失，而在社會上留下很難的傷口。
第二次則是布呂寧在面對經濟蕭條下，開始有還款的困難時。他刻意地以嚴厲的緊縮，惡化德國原本已經蕭條的經濟狀態，以此爭取到了債務的進一步免除。但這不但使得布呂寧下臺，更進一步讓納粹有發展的機會。最後，威瑪則在軍方的保守派復辟的荒唐陰謀，與許多誤算之下，讓希特勒掌權。
希特勒上任後，德國已經實質不受債務的控制，而開始利用德國在凡爾賽條約後極為有利的戰略局勢，兼併奧地利與蘇臺德區，發展自身的武力。然而，即便入侵波蘭有其偶發的因素，德國的擴張也必然使英國成為敵人，無論如何，二戰仍然成為一場被包圍與封鎖的戰爭。雖然以火速擊敗了法國，但最終仍然在一個被敵人包圍的世界下，在東西線都被擊倒。結果就是德意志的分裂。
哈夫納所描繪的這一段故事，或許可以作為思考歐盟與中國的一些參考。在歐盟方面，統合後的德國在歐盟與歐元瓦解了週邊國家以財政與貨幣政策對抗德國的能力，之後德國以其整體的國力很快地得到了幾乎支配歐盟的地位。但在此同時，歐洲對於德國的猜忌也愈來愈深。
在中國的狀況，則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民族主義大大的強化之下，幾乎整個國家在經濟上與軍備上都一直在提升周邊國家面對的壓力。而這也正在創造一個由敵人所包圍的世界。雖然歷史是無法預測的，但這無論如何對世界來說，並不會有太好的結果。或許一個如同「小德意志」的自制的「小中國」，會是一個比較穩定而長治久安的方向，但如同俾斯麥無法阻止大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力量，中國要改變方向，則除了困難重重之外，還在根本上缺乏動機。
因此，我們所處的，仍然是一個危險的世界。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Von Bismarck zu Hitler: Ein Rückblick)》，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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