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留下的傷痕

白色恐怖時代的壓迫方式，絕大多數都是「合法」的，甚至許多不會顯示為國家對人民的干預。極端的方式當然是暴力殺害（又，其中也有合法和法外的），但大多都是私人事務、或是事務性的行政規則、以及許多「得」而非「應」的規定。像是商家忽然很有默契地不接某人的案子（會有一些「不妥」、怕事、或是平時不甩社會規範的商家忽然循規蹈距起來了）、學校不借用具場地（學校忽然重視起某些「原則」，忽然關心起學生利益了）、學生被有一點莫名其妙地當掉（通常都有理由，因為教授的計分總有裁量空間，而學生都常都不可能表現的全無問題），這些事情全部都能夠簡單地達成，也實際上發生過，並且是不少人的經驗，但你看不到國家強制力現身，根本找不到什麼負責人。你永遠不知道你要對抗的人會在什麼地方，這就是恐怖，恐怖不是叫假的，這種經驗就是主要的代溝，或是不同出身的人之間的經歷差異－從內心都已經歸屬政府的人，對於這種恐怖不會有任何切身的感受－這點很重要，白色恐怖其實是選擇性的。

而這些小事中，其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極難證明，尢其是在「一般人」的良心狀態下，這種好像不太尋常，他們大概沒有可能碰到的事情，畢竟人們通常不會防政府像防賊一樣，而會將舉證的責任放在受害者身上。偏偏這難以證明，並且在這種全面的恐怖氛圍下，杯弓蛇影又是很容易發生的，甚至可以說，產生受害者的杯弓蛇影就是這種操作的主要目的之一。結果就是被害者失去了任何的理由，除了噤聲之外什麼也不能做。

所以有趣的是，大多的集權政體都有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支持或默許（不是單純的忍氣吞聲，而是一種以不表態的「理性」的支持），畢竟，反抗者、受害者往往極為激情，而他們又說不清楚他們是如何受害，而所有的壓制背後都有個講得出口的理由，所以啦，通常依時間經過他們一定會犯錯，甚至犯得錯比真確的還多－只要這樣，真確的事就不會被發現；但反過來是，如果一定要找出「合理」的依據，你會發現，在多不勝數的可疑事例中，卻很難在任一事件上追根究底，而就算找到了一件事，那也只是一件小事而已－馬上會被淹沒在世界的雜訊之中。

在這種控制中，最後手段的暴力幾乎不會出現，因此世局看來不只有序而且和平，這使得受害者面對「一般人的良心」時更沒有說服力。結果就是，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會討厭這些不理性的人。

這些手段在兩個方面破壞了社群中的良知與理性，第一種是培養了大眾的淡漠，以及培養出一群「將受害者等同於惡人」的一般人；第二種則是破壞了被害者的理智，利用恐怖讓他們不得不沒有根據又必須主張，而之後對理性失去信心，進而變成失去理性的人。這兩種破壞都會漫延，這些態度會經過家庭、朋友、媒體宣傳不斷地傳染，無理智的大眾和對他人權利淡漠的受害者都會出現，許多時候交織起來，而這似乎就是我們看到的大眾的樣子，這或許可說是白色恐怖留下的集體創傷－而似乎無藥可救。

回到現在來說，教官、政風室、衛生局為了一句「神經病」要ptt砍文（當然，被要求砍文的發文者也素行不良）、網路上無所不在的投訴與受理、各種使用條款中的概括規定、世界對於特定人的錯誤忽然敏感起來，就算本來這種錯誤是普遍現象、收到憲兵朋友的風聲，發現自己的行蹤他們一清二楚……

這些喚起了一種過去的氛圍，也就揭起了這個集體創傷－更糟的，由於世代的交替以及成長環境的不同，本來就許多人已經不可能多理解這種氛圍，而這樣的人只會愈來愈多……受高等教育的「理智之輩」仍然沒有同理心，大眾依然淡漠，感受恐怖的人依然找不回理性，什麼是社會的傷口？這就是。

而政府要將影響力伸到校園，就算政風不是「應」設置，但也是「得」，而許多學校的高層樂得配合，最後就是「自由地」出現一群資料搜集員，很難知道他們調查什麼。漸漸的，原本許多事情的底限都慢慢地改變，世界就這樣變了。

但現在要發揮多少理性呢？把事情說清楚或許總是辦法，但資訊爆炸但實際上封閉的現狀，而世界又一天比一天複雜，而你身邊的人忽然一個一個好批評了起來，而批評醫治不了過往的傷口，結果還能做什麼？做些事的結果可能連「理智之輩」都不會支持，至多只能讓那些在同樣幽靈下活著的世代再團結起來－但他們早就失去影響力了，或是說從來都沒有影響力，而他們的語言令人生厭，他們的傷口就在理性之上。

問題已經不只是現在能做什麼了，還必須要想想這個共和國滅亡後，我們要做什麼？